汉族源流之二十三：清朝踟蹰不前的汉人汉文化

清朝踟蹰不前的汉人汉文化

汉族源流之二十三

   清朝是以少数民族满洲为主建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封建中央王朝。清朝的封建中央专制政权，使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来以儒家理论和道家学说互补而为封建统治者治理驾驭人民传统思想为内涵的，汉人汉文化陷入了踟蹰不前的局面。

   明清之际再度繁荣昌盛的汉人汉文化，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在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已经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而明朝形成和出现的城市市民，则标志着汉人汉文化已经开始走上近代民族的发展之路。兴起于东北的少数民族满洲入关后，使明清之际汉人汉文化中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以及本来可以向近代民族发展的民族文化，遭到满洲贵族统治者民族压迫下的无情扼杀。

一、艰辛维系的清朝汉人汉文化

   清朝统一的社会和稳定的经济，客观上也为有着悠久深邃的传统思想、博大精深积淀的汉人汉文化的艰辛发展壮大，为日趋频繁的汉人汉文化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以其互相促进提供了政治基础，提供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多民族统一的封建中央专制制度，毕竟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汉人汉文化的发展壮大。

   1、清朝汉人汉文化的人口增长

清朝迅速增长的人口，是反映汉人汉文化发展壮大的一个侧面。应该说清朝是汉人汉文化的人口发展较快的时期。

   例如，明朝初期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当时以汉人为主的全国在册户口为16052860户，人口为60545812人。到万历六年（1578），以汉人为主的全国在册户口为10621436户，人口则为60692856人。可见在明朝的近200年间，汉人汉文化的人口增长率并不太大。

   而清朝在满洲入关后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汉人为主的全国人口是2亿另599多万。到道光二十九（1849），以汉人为主的全国人口就达到4亿1289万6649人了。在短短的不到100年间，人口增加了2亿另690万多，约增长了一倍多。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朝汉人汉文化的发展。

   满洲入关后，清朝前期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汉人为主的全国人口已经是2亿另599多万。嘉庆二十四年（1819），以汉人为主的全国人口则达到3亿另126余万。到道光二十九（1849），以汉人为主的全国人口就达到4亿1289万6649人了。清朝在不到100年，汉人汉文化的人口增加了2亿另690万多，约增长了一倍多。

   2、清朝汉人汉文化共同地域的扩大

   汉人汉文化发展壮大的另一个反映是，汉人汉文化活动的共同地域扩大。清朝统一中国后，多民族封建中央政府加强了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联系，注重汉人汉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从而拓展和扩大了汉人汉文化发展壮大的共同地域。

  （1）东北发展为汉人汉文化的共同地域

   东北地区历史上主要生活着通古斯语族的肃真等古代民族，中原汉人汉文化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地进入东北。

   满洲入关后，本来仅有寥寥数万的满洲男丁，纷纷进到北京和中原各地，统治几亿汉人和其他民族。为此，清朝满洲贵族统治者就一方面极力扩大满洲八旗编制，不断地将东北地区的锡伯、索伦、达斡尔、鄂伦春等部，称作“新满洲”而编入满洲八旗，从而增加北京和各地的驻防八旗。如北京的满洲八旗，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时达到676个佐领，比入关前增加了一倍多。

   另一方面,清朝初年由于对汉人汉文化执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大量地圈占中原汉人的农田和土地，致使河北等中原各州县的汉人“庐舍田园，顿非其故。”很多地方出现“父子流离，哭声满道”的惨状。关内如山东等很多地方，有许多农民不得不逃离家乡躲避到东北去垦种。

   其实,很久以来东北地区早已是汉人和满洲、蒙古等多民族的杂居地区.按照《满文老档》所记载的：“八十万尼堪（满语音译，指明国、明人之意），四十万蒙古，三十万女真。”准确地反映出后金天命元年（1616）前，东北地区汉人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情景。满洲入关后，在八旗进入北京和中原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又将一批又一批的汉人汉文化，迁移到东北各地垦殖拓耕，这尤其对黑龙江、吉林等地区的开发，以及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汉人汉文化在内蒙古的共同地域

   清朝满洲贵族统治者对蒙古族和蒙古地区的治理政策是，按其归顺时间的先后及其居住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的。清军进入中原封之后，蒙古八旗不仅要和满洲八旗一起“拱卫京师，”而且还被分驻到全国各重要城镇，为创立和巩固大清江山做出贡献。

内属蒙古按满洲八旗编旗、佐，设官总管，属内务府管辖，是清皇室直属领地，是皇室私产，皇帝、王公按所需而征招汉人屯垦放牧。“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于是大批汉人汉文化进入这些皇室土地上耕种放牧，为促进蒙古地地区的农耕文化发展，及蒙古族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康熙帝对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视。他曾派内阁学士黄茂等到蒙古地区“教养蒙古，”“引水灌田。”并谕告“择水草善地畜牧，能耕田者，勤于耕种。”还有一些蒙古王公也请求朝廷，调派汉人汉文化和蒙古族一起发展蒙古地区的耕垦农业。所以，大批汉人汉文化进入内属蒙古地区。康熙在当政时的四十六年（1707）夏天出巡塞外，见到各处皆有山东人在力田、行商，达数十万之多。汉人汉文化进入内属蒙古地区，也就扩大了汉人汉文化在蒙古地区的共同地域。

   （3）汉人汉文化共同地域的青海地区

   清朝初年，地处西北的青海被蒙古和硕特部所占有，这里主要生活着蒙古族和藏族。雍正三年（1725），清政府设西宁办事大臣以有利于对蒙古族和藏族的统治，客观上也有利于汉人汉文化的在青海的传播发展。

   青海还有聚居在循化，被称作“撒蓝回回”的撒拉族。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政府把河州同知衙门移到循化，设循化厅直接管治撒拉族。乾隆四十六年（1781），清政府镇压了撒拉族苏四十三等起义后，大批汉、满、蒙、藏等族的进入循化撒拉族地区，遂为汉、满、蒙、藏和撒拉等各民族文化交融，以及汉人汉文化在青海传播地域扩大提供了条件。

   （4）新疆的汉人汉文化共同地域

   从顺治十二年（1655）起，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就与清朝多民族统一的封建中央政府不断地往来。从康熙到乾隆的几十年间，清朝完全建立了对天山南北的统治权，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后，天山南北路始改称“新疆。”

   清朝封建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政策是，从统一和安定出发以维吾尔族为主，联合其他民族文化，支持汉人汉文化和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新疆、发展巩固西北边防。清朝汉人汉文化在新疆地区的扩大，对多民族统一的清朝政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符合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需要。

  （5）西南地区汉人汉文化共同地域的不断扩大

汉人汉文化在西南的共同地域扩大，是与清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分不开的。清朝建立之初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仍沿用土司统治制度，然而一旦条件成熟后就改土归流。

   雍正三年（1725），云贵总督高其倬上疏指出，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将有粮之田作无粮之土，卖与绅衿商民，以致完纳无资，每至派累苗户。”雍正四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说，从贵阳到东川府土司统治地区，“三百六十里风，人烟俱寂，鸡犬无闻，”“田皆蒿莱，地尽荆棘，耕种不施，渔樵绝迹。”原因是土司统治下，“民不肯为，官不敢问，”以致造成“近城数十里内，肥饶之地亦半抛荒。”雍正皇帝接受鄂尔泰等的主张，从雍正四年开始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清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主要采取两种手段：一是大军压境，强制将少数民族的土官改为朝廷选派的流官，如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清廷对云南东北部彝族地区的改土改流，就是大兵压境下革除东川土司府的，乾隆即位后对贵州苗族分兵八路围攻苗民，“先后扫荡，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另一种则是，通过招抚少数民族土司，让他们纳土、献田，如湖广、广西等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因为这里少数民族本身社会经济比较发展，受汉人汉文化影响较大，有改变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司制度之要求。

  （6）在台湾发展的汉人汉文化共同地域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攻至台湾，设台湾府下辖凤山、诸罗、台湾三县，隶福建省。康熙二十三年（1684），册载人丁仅16000多，于是以台湾地广人稀，需人垦植而开海禁，允许汉人汉文化“挈眷入台，”出现了汉人汉文化向台湾的移民高潮。乾隆初，人丁便增加至100万，嘉庆十六年（1811），台湾男女人口大约增加至2003861，还不包括高山族的人丁。

   清政府十分发展台湾的汉人汉文化。不仅建立了台湾府儒学，还在台湾、凤山等县相继设立义学。此外，还开办了台湾书院、崇文书院、正音书院、白沙书院、学海书院等23所书院。康熙二十五年（1686）准允台湾每年进文、武童各20名，科进文童20  名，廪生、增广生各20名。次年（1689）始，允台湾人应福建乡试。

   康熙五十年（1711），按台湾地方官奏报说：“数十年来，土著之生齿日繁，闽粤之梯航日众，综稽簿籍，每岁以十数万计。”到雍正十年（1732），大学士鄂尔泰等奏称：“台湾开垦承佃、雇工贸易均系闽粤民人，不啻数十万之众。”

   应当说，清初汉人汉文化进入台湾的准确数字，是很难统计记载下来的。如果据以上不完全的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台湾的汉人大约为7万人，而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到嘉庆十六年（1811），台湾人口大约增加180万。反映出清朝初年，汉人汉文化大量迁移台湾，既为台湾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最要的和产力，也迅速地使台湾成为涨我汉文化的共同地域。

二、陷入踟蹰不前的清朝汉人汉文化

   清朝尤其是乾隆、嘉庆以后满洲贵族统治者，狭隘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下汉人汉文化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反映汉人汉文化共同民族心理，以及汉人汉文化传统思想的，共同的民族意识在不断加强。因而，遭遇到满洲贵族统治者无情扼杀的汉人汉文化，在进入乾隆、嘉庆以后,便陷入长期的踟蹰不前之中了。

    1、从理学到汉学的汉人汉文化

   清朝汉人汉文化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汉人汉文化历史悠久的传统儒学思想，经过宋元理学的一度鼎盛后，发展为起韧于明朝的汉学。

   汉唐以来主导汉人汉文化的儒家学说，作为华夏传统思想发展到宋朝时，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以及封建文人们的发展便以理学的形式得到了继承。宋朝理学不仅取得到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且在学术思想上也不断被后世文人所继承和发挥。

   然而，到了明末理学在思想和理论上已经逐步僵化，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些学者，在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观点时，甚至把程朱理学斥责成“伪学。”并且在批判理学的同时，提出兴“新经学，”即“汉学”的主张。

    所以以满洲贵族统治者为主的清朝建立后，僵化了的理学自然就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待慢。加上康熙、雍正等满洲贵族统治者，对汉人汉文化的屡兴文字狱，迫使汉人书生只得到汉文古籍的故纸堆中去进行“考据，”遂使“汉学”成为以“考据”为主的“考据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40年后，西方学术思想进入中国。

    不过需要一提的是，本文这里所说“汉学”并非现在国外有些学者，对研究中国学问所称的“汉学。”清朝“汉学”应兴起于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中叶。当时，虽然理学仍是官方承可的正统思想，但其学术地位已发生了动摇。黄宗羲、顾炎武等开创的汉学或者说新经学，也由于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待慢，以及对汉人汉文化的文字狱，迫使汉人书生只得到故纸堆中去进行“考据，”使汉学由“为致用而学术，”转变成“为学术而学术，”从而使“汉学”成为以“考据”为主的“考据学。”

   从乾隆、嘉庆两朝的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上半期，处于鼎盛的汉学形成了浙东和吴、皖三大流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40年后的西方各种学术思想传入中国。

   2、汉人汉文化被扭曲的民族意识

当清朝汉人汉文化的传统儒学从理学发展成汉学的同时，清朝汉人汉文化的民族意识也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变化。

   满洲贵族入关之初，汉人士大夫中普遍存在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情绪，然而在雍正皇帝所坦言：“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有籍贯。”并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的主张和理论，故而：“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从而提出并规定了多民族统一的清朝封建中央王朝，奉行仇视的压迫汉人汉文化的民族统治思想，嗣后影响和扭曲了汉人汉文化的民族意识。

   对于经过历史上民族文化大融合，不断汲取和融合游牧民族文化而发展壮大的汉人汉文化来说，早已形成不单纯凭血缘、世系来划分民族的伦理观念，古代华夏注重农耕礼仪，并且以是否学习和接受华夏农耕礼仪，来辨别民族文化的族属。

   清朝汉人汉文化这样一种朴素的民族文化平等思想，一方面反映了清朝汉人的民族意识和汉文化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它无啻也是符合清朝满洲贵族统治者，进入中原实施仇视和压制汉人汉文化的民族压迫政策的。

    3、陷入踟蹰不前的清朝汉人汉文化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指出：“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P222。人民出版社，1872年5月版。）

   建立清朝的满洲和他们的先祖女真、勿吉、挹娄以及先秦时的肃慎等，都是历史上中国活动于东北莽林和白山黑水之间的古代民族。他们大多在白山黑水的密林里起自牧猎，继而进入平原从事农耕。所以他们通常仰慕中原先进的农耕礼仪文化，不断的学习、接受并融合于中原华夏农耕礼仪文化。

   满洲贵族虽然进入中原建立了以满洲统治者为主的封建中央专专制王朝，制定和执行了仇视汉人汉文化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极力扼杀和阻碍汉人汉文化，在近代民族文化形成道路上的正常发展。

   入关后的满洲贵族统者，一方面强迫各地汉人和其他民族“剃发易服”，企图实行强制同化，另一方面在“满洲根本”“旗民有别”等政策下，给予满洲种种特殊权利。但为时不久，京畿和各地的满洲旗人由于和汉人汉文化杂处而逐步交融在一起了。中原各地的满洲贵族和旗民，普遍学汉文、说汉语，自己原先的骑射、服饰等习俗，逐步消退并发生了很大变化。

   经历了满汉双方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生活上的联姻、过继等，到清朝中叶时进入中原各地的满洲，在发展水平基本上已和汉人汉文化相等，而且他们还采用了“被征服者”汉人汉文化的汉语。

   然而，应当看到的是清朝汉人汉文化，毕竟遭遇到以满洲为主的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再度历史性的扼杀，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汉人汉文化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走上近代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正常发展。更主要的是，作为历史上汉人汉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以及儒家学说影响下的汉人传统思想、传统伦理道德和行为纲常等，都在满洲入关后的清朝遭到空前的挫折。

   在满洲贵族为主建立的清朝封建中央王朝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之下，汉人汉文化不得不在近代民族文化发展道路上停滞不前，千余年来以儒家思想为传承而常盛的汉人汉文化，却在清朝所谓“康乾盛世”之后的嘉庆朝开始，陷入了至今仍踟蹰不前的困惑和迷惘。

   清朝乾隆、嘉庆以后的汉人汉文化，已是几千年来传统的儒家思想不再常盛了.在1840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坚船利炮的攻击下，汉人汉文化自然而然也不得不转向西方学习了。

   于是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主义等各种主义、各种思潮，一时间内风涌般地传入华夏，使悠悠数千年的汉人汉文化陷入迷惑和无奈中，至今仍陷于长期踟蹰不前困惑之中。

   所以我们说，正是满洲贵族为主建立的清朝封建中央王朝，扼杀和阻碍汉人汉文化在近代民族文化道路上的正常发展，导致历史悠久的汉人汉文化至今仍在困惑迷茫。

   不过，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汉人汉文化，虽然清朝封建中央王朝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之下却依然艰辛而顽强地维系和发展着。

   而且多民族统一的清朝封建中央专制的政治制度，毕竟也给汉人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彼此促进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为汉人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建立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创造了政治的条件，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延续着清朝汉人汉文化的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