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词为艳科的局面在宋代得以巩固发展呢？

艳，“指美女，旧时也用以指男女恋爱的事情”（《辞海》）。科，即种类。所谓“词为艳科”，意思是说：词是一种专写男女恋情的文体。我们知道，词起源于民间，在中唐前后引入文坛，在晚唐、五代迅速成长日渐成熟。民间词的题材是比较广泛的，据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统计，描写男女恋情和妓女生活的词约占百分之四十，可见已潜伏着“词为艳科”的趋势。及至晚唐五代文人词，题材越来越窄，专写女人、相思之类。温庭筠带了个头（《花间集》收温词六十六首，清一色写女人），西蜀“花间派”、南唐冯延已等尾随其后，他们的词把妇女的服饰、体态、容貌及离情别绪写得穷妍极态、细致入微，“词为艳科”的局面开始形成。这种局面在宋代不仅“持续稳定”下来，而且“变本加厉”地发展，以至形成一种顽固的传统。那么，为什么“词为艳科”的局面在晚唐五代开始形成、在宋代得以巩固发展呢？

宋代古典美女绘图

一、从美学角度说，“词为艳科”是对前代“以恋情为美”的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为了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中国古代诗、文强调“言志”、“明道”，注重政治教化作用，如《尚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刘勰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因而，男女恋情的题材是受到轻视和排斥的。尽管如此，作为人类“天性”的男女恋情总是压抑不住的，它总是要表现于文学作品之中。中国古代的“恋情文学”有着悠久的传统，下面我们对这个传统作简要的叙述。《诗经》第一篇就是恋歌：“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睢》）。象这样的恋歌在《国风》中占了三分之一。屈原的《九歌》中“有神与神、人与神相爱的描写，这是原始宗教人神杂糅的一种遗留，如《湘君》、《湘夫人》、《山鬼》三篇就是十分优秀的恋歌”。

宋代古典美女

《离骚》虽是一首“政治诗”，却以芳草美人、男女恋情作比兴，“如诗人自比为女子，由此出发，他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一开始，抒写男女恋情（或与男女恋情相关）的作品就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汉魏南北朝时期，“恋情文学”得以较大规模的发展，名篇佳作甚多。下面举一些例子：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白头吟》、《上邪》、《上山采蘼芜》等，或揭露封建礼教对爱情婚姻的摧残，或抒写怨女、弃妇的悲愤，或表现对忠贞不渝的爱情的理想。曹丕《燕歌行》叙写“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的孤寂与痛苦。曹植《美女篇》叙写美女“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的处境，《洛神赋》虚构人与神的恋爱悲剧，这两篇作品或许都寄寓着他怀才不遇的感慨和思慕贤君的情怀。

曹丕影视剧照

陶渊明的《闲情赋》“表现了诗人生活中的另一方面，这篇赋用热烈、纯挚的笔调，抒写了男女之爱，这种抒写爱情的文字是相当大胆的。梁代的萧统曾经斥责这篇赋是陶渊明的‘白璧微瑕’。其实，这种一往情深的表白，丝毫没有可非议的地方”。江淹《别赋》描写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黯然消魂”的离情别绪，或慷慨悲歌，或缠绵往复。南朝乐府民歌以《吴声歌》和《西曲歌》为主，几乎全是男女情歌。至于由南朝梁简文帝萧纲所倡导、泛滥一时的“宫体诗”，则是色情多于爱情，是爱情意识的一种变态的、不健康的表现，只是为了满足统治者荒淫享乐的需要罢了。但它的影响从梁到初唐延续了一百多年。及至唐代，乃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礼教比较“放松”的时代，诗人们所受到的束缚和内心的顾虑相应减少了。于是，他们便比较“大胆”地为男女恋情而歌唱了。例如：卢照邻《长安古意》唱出了对于爱情的热烈的渴望：“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描写了跟春夜月色一样无处不有的离情别绪：“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月夜

王昌龄的《从军行》、《闺怨》抒写征夫闺妇的缕缕情思：“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在安史之乱中困居长安的杜甫固然对妻儿有着深情的眷念：“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何时倚虚幌，双照汨痕干”（月夜），即使是“谪仙人”李白，也没有忽略人间的男女恋情：“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特别是到了晚唐，抒写男女恋情的诗、词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如李商隐的爱情诗是那样地沁人心肺：“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又如韩偓《香奁集》中的诗，“皆裾裙脂粉之语”，这种“香奁诗”统领了整个唐末诗坛。至于晚唐、五代以温庭、“花间派”为代表的恋情词，上文已有叙述，在此就不多说了。

李商隐雕像

从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出，宋代“词为艳科”的局面，决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从“远”的说，是对前代“恋情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近”的说，是晚唐五代“词为艳科”局面的巩固和发展。二、“词为艳科”是宋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前面所述，宋代民族战争频繁、城市经济繁荣、科举制度发展，男子离乡外出从军、求学、应试、为宦、经商的机会多了，他们与妻子或恋人之间的离情别绪必然诉诸包括词在内的文学作品之中，而词又特别适宜于表现这种感情，这是宋代恋情词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

词作家苏东坡

宋代是一个君臣上下醉生梦死、享乐成风的时代，在太平盛世的北宋固然是如此，即使在苟安一隅的南宋，也依然是如此：“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文及翁《贺新郎》）。宋代是一个文人执政的社会，官僚文人物质待遇优厚，生活悠闲逸乐，大都官有官妓，家有家妓，倚红偎翠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连苏轼这样品行较为端庄者也未能免俗。不仅官僚文人如此，一般的文人也如此。那些失意的文人，往往也把秦楼楚馆当作摆脱精神苦闷的好去处，柳永词云：“未遂风云便，怎不恣狂荡……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可谓一语道破。随着文人与歌女妓女交往的日渐增多，抒写他们之间婚外恋情的词也就大量地出现了，而这类词又大多没有具体点明主人公的身份，是作为一般的男女恋情词出现的。由此看来，享乐离不开女色，享乐之风一日不绝，“词为绝科”也就一日不绝。三、“词为艳科”是词体的艺术特征和宋人鄙视词体的观点所决定的。

宋代女子绘图

宋词跟宋代诗文处于相同的“文学背景”和时代环境之中，为什么宋代诗，文不成为“艳科”，而“词为艳科” 呢？从词体的艺术特征看。如前面所述，“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具有抒情深细婉曲的特点，实在是抒写深细婉曲的男女恋情的最佳文体。同时，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是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文体，而宋代歌坛多是由妙龄女郎演唱的。因而，由妙龄女郎（主要是歌妓）来歌唱男女恋情，就其心理和生理特点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从宋人的词学观念看。如上文所说，长期以来，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文是注重“言志”、“明道”的，男女恋情的题材在诗、文中是受到轻视和排斥的。尤其是在主张“尊天理、窒人欲”的理学盛行的宋代，男女恋情受到更大的禁锢和压抑，在诗文中更难有立足之地。

宋代女子绘图

词，这种才诞生不久的、从民间走出来且常在歌楼妓院演唱的文体，是当时的文人们瞧不起的、“等而下之”的，是一种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文体，被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被视为“诗余”、“小技”、“小道”。如王灼《碧鸡漫志》云：“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芝山老人《虚斋乐府序》云：“文章小技耳，况长短句哉”。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记载：钱思公平生“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欲阅小词”。由此可见宋人对词体的轻蔑。在当时文人的心目中，词只是一种“娱宾遣兴”的工具、一种消闲享乐的文学形式而已。于是，他们用诗、文来“言志”、“明道”，有关国计民生的主题用诗、文来表现，用严肃正经的态度来对待而男女恋情之类在诗、文中难于启齿的题材则用词体来表现，用戏谑逗趣的态度来对待。

欧阳修雕像

例如，“知古明道”的欧阳修，用诗文来反映当时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表现政治观点、理想抱负，而不用词去写这些内容，他的词多写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的题材。又如，以写妓女生活、男女恋情著称的柳永，却写出《煮海歌》那样的同情盐民艰苦生活、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的诗。再如李清照，她用词“言情”而用诗“言志”，写过一些象“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那样的爱国诗。许多文人在诗、词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面孔”：在诗中是庄重的、道貌岸然的“君子”，在词中是轻媚的、风流多情的才子。如前面所说的欧阳修、司马光在诗、词中的不同“面孔”就是很好的例子。宋人往往是“戴上面具作‘载道’之文‘言志’之诗，卸下面具写‘言情’之词”。

司马光绘图

由于宋人对词体的鄙视，反而使男女恋情一被正统的诗文所禁锢压抑、轻视排斥的，作为人类“天性”的感情，不仅有了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而且有了一个可以尽情地喧泄表现的“舞台”，找到了它的最好的“归宿”，此乃“不幸中之大幸”也。如此说来，既然词体的艺术特征使它适合于表现男女恋情，而宋人鄙视词体的观念又使他们“自觉地”运用它去抒写男女恋情，那么；“词为艳科”也就“理所当然”、自然而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