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史揭示，由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乃是一种历史必然

王国维所说的“变”是由南唐回溯词史发展所得出的结论，但词史往下发展，毕竟未因李煜一人之变就实现了全局性转换，而是经过一番回旋往复。“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人间词话》）宋代开国后，长期安定，商品经济和城市进一步发展，最高统治者提倡臣僚“多买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因此适合佐欢酒的词，在较长时间内仍然离不开唐五代以来偎红倚翠这个中心。晏殊、欧阳修的词，类似冯延，适应上层社会娱宾遣兴的需要；柳永所作，虽体制加长，出现大量慢词，而风格情调则稍近“花间”，适应了都市下层声色娱乐的需要。

诗词唯美意境

作者们超越于儿女子情事的另一份心情意绪，在娼优的歌唱中仅能作潜在性的渗透。只有到苏轼，才摆脱“绸缪宛转之态”用以自写胸襟，抒发对社会人生，乃至政治历史的大感慨，具有雄豪的风采和深沉博大的气象。苏轼继李煜之后，把“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作了更有力、更全面地推进与拓展。他的作品，自是令人耳目一新。但“大江东去”的吟唱和“人生如梦”的慨叹，与李煜关于宇宙人生思考，虽情调不同，而同属士大夫结合自身体验，抒写对人生长恨或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的感受，则是后先一致的。

诗词唯美意象

词史揭示，由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乃是一种历史必然。对于历史的演进，通常习惯于循直线进行思考和认识，把由“花间”词到冯延已，再到晏殊、欧阳修、柳永，最后出现苏轼，看成一条直线。李煜在其中只不过由于身份特殊，承担了南唐覆亡这种历史悲剧，使其在创作上出现了超前性。似乎是直线上飞出的一根线头，主干上岔出的另枝，“并不代表演进的一个阶段”（《迦陵论词丛稿》），把李煜这样一位在五代成就最高的词人，说成是离开词史演进的偶然现象，未免对历史发展的实际不够尊重。

诗词唯美意象

而如果确认词史的演进是螺旋形的，则不妨把南唐词看作一个自具完整性的发展过程。当冯延已和李璟在伶工之词中注入身世感受，给人以多方面联想和感发时进一步强化作者的主体性，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现身说法，乃是呼之欲出的。李煜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受环境遭遇影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而并非偶然超前。词到李煜，是完成一轮螺旋形的推进。

诗词审美意象

其后，在北宋社会历史条件下，从晏、欧到苏轼，则是规模更大，更为丰富扎实的又一轮推进，二者既不是直线贯串，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花间”给词体奠定了基础之后，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两次螺旋形发展。不把南唐词看成由“花间”到宋词的一段简单过渡，而看成与北宋词发展是两个相继推进的螺旋形，北宋词的主要流程和趋向，在南唐已有了一个初步的预演，这样看似乎更符合实际，也更能使李煜在词史上的地位得到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