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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诗病举隅(59):晦涩

当代朦胧诗给人有一个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其解。”(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其实,在古诗词中也有这么一个流派:西昆体。西昆体是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它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西昆体诗人宗法李商隐,兼学唐彦谦。主张诗义要深,词语藻饰。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说破”,故在诗中大量使用“转语”“代语”,于是西昆体给人的印象与朦胧诗如同一辙:其语诡谲,其义深晦。诗歌风格上整体给人晦涩不明之感。

晦涩,是一个古代诗学概念。其义是文辞艰深,涵义隐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别集上》:“有玉晟者,天圣中为绛倅,取其《园池记》,章解而句释之,犹有不尽通者……为文而晦涩者若此,其湮没弗传也,宜哉。”其大义是说,天圣年间,有人在绛州当兵,取出唐代散文大家樊宗师的《园池记》来读,一章一句的解释,还是有很多读不通的,为文而晦涩是这样,难怪埋没了,流传不开,合该如此。《园池记》乃长庆三年樊宗师官绛州刺史,即守居构园池,自为之记。文僻涩不可句读。董逌《广川书跋》称:“尝至绛州,得其旧碑。剔刮劘洗,见其后有宗师自释。然仅略注亭榭之名,其文仍不尽可解。故好奇者多为之注。”然而众说纠纷,终无定论。

诗风的“晦涩”,主要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魏晋时代的玄言诗,“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文心雕龙·明诗》),谈玄论道,虚无缥缈,内容本身就十分艰深远僻,隐奥生涩,所以导致“晦涩”。反过来,形式支离怪僻,也可导致意旨难明的晦涩之弊。如“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五),这类诗歌佶屈聱牙,晦涩不堪卒读,简直不知所云。当然“晦涩”,也与内容的组织表达很有关系,胶柱鼓瑟,塞鸡填鸭,就会晦涩不通。张炎云:“清空则古雅峭拔,实则凝涩晦昧。”(《词源》)另外文辞表达,板滞不通,也会有“晦涩”之感。大量堆砌僻奥典故,反复运用隐喻暗示,多重复加象征景物,最容易导致诗歌的“晦涩”。不仅宋代西昆末流之诗,多有此弊,就是李商隐诗,也常因此而使后人有“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叹(见元好问《论诗绝句》)。此外,对原作不能理解而囫囵吞枣的模仿,也能导致晦涩。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说:“孟东野阴祖沈、谢,而流于蹇涩。”即是一例。晦涩与朦胧的风格相近,但朦胧是有一定距离的视觉美感,而晦涩则是难以咀嚼的味觉感受。朦胧,如果失去审美距离,就会转向晦涩。下面便从主要的两个方面分别举例说明之。

其一:造语诡怪。诗词创作中,用语怪异,也使人不易理解。唐韩愈在《进学解》中云:“周《誥》殷《盘》,佶屈聱(áo)牙。”宋刘克庄《岁晚书事》诗之三:“幸然不识聱牙字,省得闲人载酒来。”明李东阳《与钱汝谦书》:“但辞旨漫衍,势难精择,且中间时作聱牙语,则又失之险恠。”佶屈聱牙。佶屈:曲折也;聱牙:拗嘴也。形容文字艰涩生僻、拗口难懂。在写作文中也可以指语句不通畅,错别字多,让人读不懂,好似云里雾里似的。韩愈如此这么说,自己作诗也时常造语诡怪,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譬如《南山诗》:

 

天空浮修眉,浓绿画新就。孤撑有绝,海浴褰鹏

春阳潜沮洳,濯濯吐深秀。岩峦虽嵂崒,软弱类含酎。

夏炎百木盛,荫郁增埋覆。神灵日歊歔,云气争结构。

秋霜喜刻轹,磔卓立癯瘦。参差相叠重,刚耿陵宇宙。

 

《南山诗》虽雄奇恣肆,卓荦不凡。但也是险语叠出。生字僻语甚多,艰深生涩。即使诗再好,也是与读者有距离的。难怪清·赵翼在《瓯北诗话·韩昌黎诗》云:“此等词句,徒聱牙轖舌,而实无意义,未免英雄欺人耳。”最后他还补了一刀:“昌黎诗亦有晦涩俚俗,不可为法者。”这种晦涩之诗风,不是诗之正道,不学也罢!宋代诗人、诗论家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中曾提出的诗歌创作的构成要素:“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对这四个方面,解说不一。大致上说,理是指情理;意是指意料之外,也就是构思巧妙;想是透切见微,毫无晦涩暖味之处;自然是指天然而形成的艺术效果。造语诡怪显然是与自然说相冲突的。

 

其二:使事深晦。在诗词创作中,用典是常事,若用典不为常人理解,隐晦太多,不足为人理解,也是一弊。据宋代黄鉴整理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宋·吴炯在《五总志》中比作“獭祭鱼”。(獭祭鱼,是指水獭捕鱼后,常将鱼陈列水边,如同陈列供品祭祀。比喻罗列故实、堆砌成文。)李商隐用典之多、之深、之僻、之生都是有目共睹的,譬如他的《锦瑟》诗: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诗题“锦瑟”,但这首诗并非咏物,严格来说,这是一首出题诗。本诗大量借用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良玉生烟等典故,创造一个诗意迷离的世界,全诗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有一种光怪陆离的朦胧之感。但这首诗过于隐晦,难于索解,却是大家公认的。明·王士桢在《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诗中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批评李商隐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连鲁迅先生也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

在南宋初期,江西诗派统治诗坛。学诗者专习一家,刻意于使事用典,以故为新,造成艰深晦涩的流弊。张戒对此深表不满,他在《岁寒堂诗话》卷上越过此派而直接指斥其宗师:“诗以用事为博,……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 。”张氏论诗以咏物为工,推崇古诗之心物交感以景言情,力贬苏、黄之用事。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亦云:“南渡后,江西派盛行,推崇山谷,而槎桠(chá y)晦涩,百病丛生,既人偏锋,复堕恶趣。江湖一派,鄙俚不堪入目。”朱庭珍批评江西末流在宗法黄庭坚时,只见其表而蔽其里,他们片面发挥了黄庭坚诗作中拗峭枯瘠的一面,这使他们的诗作呈现出一种极端不良的艺术趣味。后来,江西诗派也渐渐走向没落。

   钟嵘《诗品序》:“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他认为诗歌创作是抒写个人情感和思想,不必注重用事。这里的用事,是指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倾向,就是在创作中引用典故和前人典籍中的材料。这种手法,也不是一无是处;但滥用无度,必然使作品晦涩难懂,损害感染力量。马一浮在《蠲戏斋诗话》中也说:“作意先欲分明,再求深婉,遣词先欲妥帖,再求精炼,然后可议声律。切忌晦涩率易,下字不典。”他们二位所说的,“不贵用事”“切忌晦涩”这正是我们诗词创作应该追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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