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中央计划者是如何摧毁经济的

　　文︱理查德·艾伯林

　　译︱禅心云起

　　公元前449年，罗马共和国政府通过十二铜表法，用来规制商业、社会和家庭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某一部分法律是合理的，与契约社会和商业经济兼容；而其他法律，规定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刑罚，赋予某些人以残酷权力和野蛮特权。另有法规规定，贷款最高利率约8％。罗马政府也习惯性地定期免除社会中所积欠的利息；也就是说，它合法免除私人债务人对债权人应付的利息。

　　罗马政府还管制小麦价格。公元前4世纪，罗马政府在短缺期间购入粮食，并以远低于市价的贱价出售。公元前58年，福利更加优渥：政府以零价（即免费）赐给罗马公民粮食。

　　结果在所难免：农民离开土地，涌向罗马；这当然只会使问题恶化，因为在罗马周边地区土地上的农民越来越少，种植并销往市场的粮食自然比以前少得多。此外，主人们释放奴隶，并把免费供给他们粮食的财政负担，转移给罗马政府。

　　公元前45年，尤利乌斯·凯撒发现，几乎三分之一的罗马公民，从国家免费获得粮食供应。

　　为解决这些小麦供应的财政成本，罗马政府求助于货币贬值，即通货膨胀。粮食限价，供应短缺，罗马政府的预算问题，因此愈来愈严重，货币贬值及一发不可收拾的价格上涨，在罗马史上长时期地持续发生。

　　戴克里先治下的财政开支、通货膨胀和经济控制

　　罗马史上最著名的价格控制，发生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统治期间（公元244-312年）。他于公元284年登上罗马帝位。几乎同时，他开始承担庞大及高昂的政府开支项目。

　　武装部队和军事开支大幅增加；一个摊子庞大的建设项目，以筹建新首都的方式，在罗马帝国小亚细亚（今天的土耳其）尼科佩多市开工；他极大膨胀了罗马的官僚机构；并且为完成他的公共工程项目，组织强迫劳动。

　　为资助所有这些政府活动，戴克里先大幅提高各地罗马人的税收。不出所料，劳动、生产、储蓄和投资因此受阻，长久以来，这被视为高税负及高税率的恶果，还导致了商业和贸易的衰退。

　　当税收不再产生足够多的收入来资助所有这些活动时，戴克里先皇帝就倚靠降低货币的成色。金银币金属含量削减，由政府重新发行，并声称其金属价值与先前一致。政府通过了法偿货币法令，要求罗马公民和整个帝国的臣属，都接受这些印上较高面值但成色不足的铸币。

　　这种做法亦在劫难逃。由于按照实际金银含量，这些法定货币价值较低，交易者只愿以折扣价格接受。也就是说，它们很快就在市场上贬值。人们开始囤积所有金银含量较足的金银铸币，在市场交易中使用成色不足的铸币。

　　这自然意味着，每枚被削减成色的铸币，在市场上购买商品的数量，只能少于以往；换言之，对当前这些成色不足的铸币来说，必须使用更多的数量，才能购得等量的先前商品。随着罗马皇帝发行了越来越多不断减色的货币，价格上涨的势头愈来愈加严重。

　　戴克里先还实行实物税；也就是说，当人们缴纳欠税时，罗马政府不会接受自己不值钱的、成色削减的货币。由于罗马纳税人必须用现货来支付税单，这使全体人口丧失了流动性。许多人眼下被束缚在土地或固定职业上，以保证人们迁就政府征税期的要求来生产产品。因此，罗马经济的经济结构日益僵化。

　　戴克里先的法令让一切更加恶化

　　但最糟的还在后头。公元301年，著名的戴克里先法典通过。皇帝规定了谷物、牛肉、鸡蛋、服饰和其他物品的市价。他还规定了雇来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人工资。对违反这些价格和工资管制者，即凡是出售这些商品，售价高于规定价格和工资的，都以死罪论处。

　　认识到一旦这些管制公布，由于管制价格设置得远低于交易者认为公平的市价，许多农夫和厂商在这样的价格上，将会失去将商品销往市场的所有激励。戴克里先还在该法令中规定，一旦被发现“囤积”商品、不销往市场的，都将受到严厉惩罚；人们的货物将被没收，他们将被处死。

　　在罗马帝国的希腊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价格表，上面详列着政府的规定价格：法令设置了1,000多种单价和工资，这些是每种商品、货物和劳务服务的准许价格和工资。

　　这个时代一位名为拉克坦提乌斯（Lactanius）的罗马人如此描写戴克里先：“…接着，他决心管制所有可售物品的价格。微不足道的缘故让人们鲜血横流；人们不愿给市场带来更多物资供应，因为他们无法为自己获得合理价格，这导致如此之多的饥馑[匮乏]，以至于有许多人死亡，最终，这项法律被搁置了。”

　　罗马经济政策的后果和教训

　　研究这一时期的经济史学家罗兰·肯特（Roland Kent），这样总结戴克里先法令的后果：

　　“……贸易商不遵守皇帝敕令中规定的价格限制，尽管法律规定，凡违法者即处以死刑；潜在买家发现价格高于法定限价，就化为暴徒，摧毁违规商人的产业，顺带还杀害他们，无论货物价值多么不足挂齿；贸易商囤积商品，以捱到限价取消的那一天，结果由于实际出售货物的短缺，引起更凶的涨价，这样，人们私底下开展交易，以非法价格成交。”

　　对罗马的经济来说，经济后果如此不堪，敕令纳入法律四年后，戴克里先就退位了，声称“身体欠佳”——古今通用的婉语，反映出政治领导人若不下台，别人就会把他干掉，手段经常是暗杀。虽然该敕令从未正式废除，但戴克里先退位后，很快就名存实亡。

　　迈克尔·伊万诺维奇·罗斯托夫策夫（Michael Ivanovich Rostovtzeff），古罗马经济的权威史学家，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1926年）中总结道：

　　“同样的权宜之计（价格和工资控制制度）在他[戴克里先]身前身后，都屡见不鲜。作为危急时刻的临时措施，可能有一些用处。作为打算延续下去的通用措施，肯定会造成巨大损害，引起可怕流血却于事无补。戴克里先享有古代世界国家万能的有害信念，许多现代理论家，则继续重蹈戴克里先及其信念的覆辙。”

　　最后，再度借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话作总结，罗马帝国的衰败，起于它缺乏建立和维护一个自由和繁荣社会所必需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哲学。米塞斯这样结束自己对古代世界文明的思考：

　　“叫人惊羡的古代文明之所以毁灭，是因为它没有把它的道德律和法律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调整。一个社会秩序的正常功能所必须的那些行为，如果被道德标准反对，被国家法律宣布为非法，被法院和警察看作犯罪来惩罚，社会秩序注定要崩溃。罗马帝国的冰消瓦解，因为它缺少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和自由企业。干涉政策和其政治上的必然结果——领袖主义，毁了强大的帝国；这种政策和这种主义也同样地要瓦解和毁灭任何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