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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十年代末，一本《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让我那时还算年轻的眼睛随着作者的文字穿透几十年的岁月，直视历史现场。
当时，“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学术氛围已经开始渐渐冷却，几位当时叱咤风云的报告文学作家或落马，或逃亡，李辉的文字让我在某种窒息中感到了某种希望。我想，中国刚刚从“十年浩劫”中醒来不久，“胡风冤案”应该不会重演。
但一时“高天滚滚寒流急”，我还是担心他会不会“出事”，所以特别关注他的动静。还好，后来我继续在《沧桑看云》《往事苍老》《人生扫描》《敬畏真实》《和老人聊天》《八十年代亲历记》等著作中，读到了他温和而有力度的文字，一直到《封面中国》，一直到今天的《先生们》。
和文体明星相比，李辉当然算不得耀眼的名人，但因为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我所敬仰的文学大师或艺术巨匠，所以，三十多年来，我一直默默地“追读”着李辉的著作，并不断给我的历届学生推荐。记得九十年代上海的《语文学习》杂志有一个专栏叫《青春书架》，编辑向我约稿，我先后推荐了三本书：傅雷的《傅雷家书》、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和李辉的《风雨中的雕像》。
我甚至还将其中的篇章作为补充教材，印发给学生研读。就这样，三十多年来，李辉的文字一直陪伴着我，他笔下的大师们也一直伴随着我。从青春岁月，到花甲之年。
李辉的文章为什么对我有吸引力？
毫无疑问，首先是李辉笔下的老人们在我眼中有着无穷的魅力，那些我最初从教科书以及许多名著封面上读到的名字，通过他的一篇篇文章而在我心中活了起来，一个个都是泰山北斗，真的是高山仰止。八十年代这些大师还健在，李辉通过“和老人聊天”，让我听到了这些从三十年代走来的知识分子的声音，甚至感受到了他们的呼吸。他们不再遥远，而就在我身边。也许我孤陋寡闻，反正在我有限的视野中，如此集中地采访、研究、叙述中国现当代的人文大师，而且“无一漏网”，李辉是第一人。
我读过不少记者的名人采访，大多是一问一答的记录，而李辉不然，他是把自己融入老人们的历史，用心感受老人们脉搏的跳动，和他们进行历史的对话、现实的交流、思想的沟通和情感的共鸣，当然，还有嘘寒问暖的家常话和柴米油盐的龙门阵（四川话：聊天）……于是，这些已经雕像般屹立于历史，同时又还常人般生活于现实的先生们，便通过李辉深邃的思考、温情的眼光和细腻的文笔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但李辉笔下这些的先生们，毕竟不是普通人。一个人就是一部书，而且这部书不但是这个人的历史，更是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镜子”。先生们从原野走来，从硝烟走来，从风雨走来，从高墙走来，李辉是把他们置于20世纪的背景下，通过写他们个人的命运，展示现20世纪中国的历史。李辉特别善于通过人物本身的经历来展现其曲折的命运和独特的人格风采，进而让读者通过一个人看到一段历史和一个时代。他们跌宕起伏的经历，正是中国惊心动魄的昨天。我读李辉的每一个字，都心潮起伏，喟叹不已。
二
最近读李辉新作《先生们》的时候，我依然是这种感觉。
其实，本书所涉及的巴金、冰心、老舍、常书鸿、沈从文、王世襄、于光远、吴冠中、夏衍、卞之琳、黄永玉、贾植芳、黄苗子、曾卓、杜高等37位先生，在作者以往的著作中多次出现，但《先生们》依然富有新意，这个新意就是浓浓的人情味。
和以往重点写人生命运不同，该书主要写的是先生们和作者的交往——除了梁漱溟、邵洵美等个别先生作者没见过之外，书中其他的先生都和作者有密切的私人联系，包括频繁的书信往来——这是令人羡慕的。因为这些见面大多并非正式的采访，而是朋友般（忘年交）的相处，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从巴金们身上感到的就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高尚人格”“深厚学问”，而是极具日常生活气息的“先生风范”。
请让我举几个书中所写的例子。
1985年，李辉在《北京晚报》编辑《五色土》副刊时开设《居京琐记》栏目，专门请居住在北京的文化界人士写他们生活于此的酸甜苦辣。他去信请李泽厚赐稿，很快收到先生回信:
李辉同志：
惠书奉悉。居京琐记，我很爱读，但未必能写好，当勉力为之，唯时日未定。匆复
敬礼
李泽厚
十、廿
三十多年后，李辉写道：“那时的前辈，对年轻人的来信，总是有求必应，哪怕没有文章来，也会简略回复几句。许多年后，读前辈的信总是让人温暖，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这样的信，不只是李泽厚写过，包括巴金、冰心在内的大作家，都给李辉有过类似的信件——当时李辉不过是一家报纸的副刊编辑，一个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对人的尊重，是那一代先生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
读到这里，我也感到温暖，同时有些惭愧。
李辉曾在给李泽厚先生的信中，对先生《走向科学的美学》的译序提了些意见。李泽厚先生在回信中说：“所提‘走向科学的美学’译序意见很好。……谢谢你的批评。”
这就是先生之风。作者写道：“今天再读，令人感动。”
李辉特意说明：“其实，不只是李泽厚，有不少老前辈对年轻人提出的意见，总是虚怀若谷，坦诚相对。”
而“虚怀若谷，坦诚相对”正是那一代先生的共同的风范。
1997年，作者随一批老作家前往杭州参加一个笔会。李辉的房间与黄宗江相对。有一天早晨，早起的黄宗江说话大声了一些，而他的房门又没关，让习惯晚起的李辉“实在无法忍受”，“我跑了过去，大嗓门对他说：‘你能不能声音小点儿？把门关上？’他大概没有见过我这样不懂事的后辈。阮阿姨也说他，黄宗江连说:‘好的，好的。’吃饭时，我一个劲儿地道歉，他也是一笑而过。”
一个有血有肉的黄宗江跃然纸上。面对晚辈的批评与抱怨，从善如流。这样的名家，恐怕现在不多了。
三
姜德明先生曾主编一套“现代书话丛书”，李辉将自己在《中国青年报》专栏上写的一组书话小品整理后寄给姜德明先生。先生阅后给李辉写信，提出若干意见和建议。先生在信末又补充一句：“来我处改原稿亦可，可免往返寄稿之麻烦。又及。”
李辉在书中提到这个温馨的细节时写道：“多年之后，再读此信，依然感动。”“与前辈交往，在他们身上感受注重细节，对自己或多或少有所补充。”
吴冠中先生给李辉画了一幅画，然后给李辉写信——
李辉同志：
给你作了一幅小画《忆江南》,虽极简,在我的水平上质量不差。正拟挂号邮寄,已写就信封,但考虑别人会不会以为是稿件,如你不在京可能被代拆,故先问问你,是否就直接寄来？
握手！
吴冠中 廿七日(10月)
为别人画了画，还要考虑如何给别人带去方便，如此体贴入微！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修养，而在老一代先生那里，是一种本能。
让我动容的，还有先生们的爱情。在那个时代，先生们大多有过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经历。在无边的暗夜里，纯净而忠贞的爱情愈加珍贵，也尤为动人。当然，所谓“动人”是若干年后我这样的读者才有的感觉，而作为当事人的先生们，则觉得那是一种自然的人性。
书中写了吴冠中先生这样一件事——
90年代初,妻子突然患了脑血栓,半身不遂。可以想象,这对吴冠中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在她住院期间,他的生活规律和创作规律都被打破,他心神不宁地惦挂着妻子,而儿女又不让年岁已高的他常去医院。一天下午,他一个人独自坐在家里,似乎什么也不愿意去想,任凭时光流失。突然电话铃响了。过去都是妻子接,为他安排一切。他拿起电话,话筒里直呼他的名,是女人的声音,他大概猜想是哪个老同窗来问候她的病情吧,但恰恰是他的妻子!原来她也惦挂着家中的吴冠中,居然从病房被扶到电话机前同他直接通话了。中风后的她,声音已有所不同,他竟然听不出她的声音,他为妻子挣扎着来打电话而感到意外。因这突然和偶然,他哭了,哭她复活了。
这样的爱情，朴素而伟大。
四
李辉是贾植芳先生的弟子。五十年代，先生与妻子任敏先后因“胡风案”被捕。作者写道——
任敏1962年出狱，回到贾植芳的家乡山西襄汾,与公公婆婆一起生活。她必须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是她先后将两位老人送终，而这几年，贾植芳一直被关押在上海监狱。
回到家乡，任敏到处打听贾植芳的下落。经过多方打听,她得知丈夫仍关押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于是，便有了贾先生回忆中的那个感人细节:
一九六三年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了。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读到这里，我的眼眶发热。十多年没见面而且彼此音讯隔绝的夫妻，以这种“地下工作”的方式传递着温情。
李辉继续写道——
1966年春天，贾植芳出狱，但仍属管制对象，任敏与他只能书信往来。直到一年多之后的1967年9月，她终于凑够钱，乘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她没有告诉贾先生她要来探望的消息。她来到贾植芳的住所时已中午，贾植芳还没有回来，她静静地躲在宿舍大门后面的角落。她害怕碰到认识的人。贾植芳回来了。他刚走进大门，手提包袱的任敏突然在旁边叫了一声:“植芳，我来了!”
感人的一幕。
写到这里，李辉特意说明：“我的叙述没有一点儿加工，甚至比任敏师母的回忆还要简略、平淡。可是，当年在他们住的那个小阁楼房间里第一次听到她回忆这些往事时,我沉默了好久。”
而我读到“植芳，我来了！”这五个字时，我的眼里已经噙满泪水。
1979年10月5日，贾植芳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古历中秋节，也是二十多年来和敏在一块第一次过这个团圆节，今天听人说了一句笑话：“在月亮下面人人平等。”她在市区买回一些猪头肉，两个人对饮几杯，月亮圆圆地挂在窗外的上空。
引用了这则日记后，李辉评论道：“二十多年后，在复旦校园的宿舍里，他们终于一起彼此相依，坐在中秋节的月光之下。他们的苦难爱情，终于等到了月圆。”
2002年，任敏离世。李辉写道——
遗体告别仪式时，贾植芳先生面对妻子忽然双腿跪下，双手支撑地面，恸哭不已，许久不肯站起。看到这一幕，我们许多人都哭了。
读到这里，久蓄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五
周有光先生在妻子张允和去世七年后写了一篇题为《窗外的大树》的散文，那年，先生已经103岁。在这篇散文中,周有光写到曾与张允和一起悠闲地度过晚年——
两椅一几,我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如此度过了我们的恬静晚年。小辈戏说我们是两老无猜。老伴去世后,两椅一几换成一个沙发,我每晚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再回到卧室去。
我的眼睛久久凝视着“我每晚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再回到卧室去”，想象着年逾百岁的先生，屈腿于沙发独守长夜思妻的情景……
那一代先生们这样的爱情已经成为古典的童话，但愿不会成为无法重现的神话。
李辉还写道——
我所熟悉的不少前辈,淡泊名利,对后事尤其不在意。丁聪去世后,沈峻（丁聪夫人）在医院签字后即离开,将遗体捐献给医院自行处理,连骨灰都没有留下。每念及此,令人感慨万千。
是呀，对比现在某些汲汲于名利的“文化人”，我也感慨万千。
其实，先生们最能打动我心灵的，首先不是他们等身的著作（而且很多都是名著）和影响深远的思想，而是上述种种在他们的著作中看不到的“另一面”。类似“植芳，我来了！”“屈腿过夜，不再回到卧室去”“在医院签字后即离开”……的细节，让他们的形象在我眼中更加丰满而光彩照人，可亲可敬。
但如我前面所说，这些先生们毕竟又不是平常人，他们是创造现当代中国文学艺术辉煌时代的大师——没有了他们的名字，现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还有什么灿烂可言？他们对自己有着明确的历史责任感，如萧乾在李辉的信中所说：“人，总应有点历史感，其中包括判定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
李辉这样评价先生们——
我接触的许多先生，无论在任何环境里，哪怕身处逆境，做事一直是他们心中所系。做事，让他们内心沉稳从容。文化的一点一滴，其实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过程中的积累、延续。正是如此，他们的生命才没有荒废，才在文化创造中安身立命。
都说他们那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战乱与动乱，可谓“岁月蹉跎”。但现在回望20世纪的中国，正是因为有了哪怕身处逆境也不停地做事的先生们，文学艺术的殿堂才琳琅满目，动荡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多少有了一些文化尊严。
刘再复读了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后曾对他说：“通过胡风，您把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展示出来了。”
读了《先生们》后我想说，李辉把一代先生们的内在精神与外在风采展示出来了。他用文字为我们铸造了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大多已经走进历史的先生们的群雕。
六
我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但也有幸拜访过《先生们》中的几位先生，尽管我和他们的交往远不如李辉那么长久而深入，但先生们谦卑的态度、温和的言语、优雅的举止，以及对客人（这里当然指的是我）细致入微的关心，久久感动着我，让我至今难忘。
我想说，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对人的平等与尊重，而不是像有的官员那样做出来的“平易近人”。
二十多年前，我在苏州第一次见于光远先生时，他对我说：“你说教育要讲人道主义是对的，但是还不够，教育不但要讲人道主义，还要讲tónɡ道主义。”我当时没听明白：“tónɡ道主义？”他说：“‘儿童’的‘童’，童道主义！”
饭后他请秘书将自己的一份自我介绍分送给在座的每一个人，他特别指着我当时还在读小学的女儿对秘书说：“别忘了小晴雁啊！也要送一份给她！”然后特意拉着我女儿的手说：“跟爷爷一起合个影，好吗？”
这个细节，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他所说的“童道主义”。
今天，在《先生们》中，我再次“见”到了于光远先生。看到李辉写他“童心与乐观同在”，我一下就想到他说的“童道主义”。
李辉写了于光远先生重返母校时的发言，其中有这么几句：“我们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社会要前进。前进就要思考，就要想问题，要创造，自由是创造的前提，创造万岁。”
这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对世界对未来的憧憬。
1998年年底,在展望新世纪时90岁的萧乾写了这样一段话——
即将迎来二十一世纪。我对我们这个民族满怀希望。我希望我们能充分吸取往昔的教训。我衷心预祝未来的中国不但富强而且也是一个自由、文明、合理、公正,一个畅所欲言、各尽其能的国家。
这是那一代先生们的中国梦。
读李辉我经常会想起我另外两个朋友：马国川和谢泳。前者以采访学界名流和中外政要著称，目光敏锐，思想开放；后者以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见长，内心热忱，善于以理性而含蓄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李辉似乎兼有我这两位朋友的长处，他以著名记者的身份遍访文坛巨匠，当代名家几乎“一网打尽”；其表达温文尔雅，节制内敛，于不动声色中散发出思想与情感的热量。
顺便说一下，该书还配有大量珍贵的照片，有先生们过去的“老照片”，也有他们晚年生活的“近照”和与李辉的合影。翻开这些照片，会感到先生们一双双善良、睿智的眼睛，正从并不遥远的历史深处注视着读者，也注视着今天和未来的中国。
读完岳南的《南渡北归》后，我说过：“和老一辈大师相比，我们连学者都谈不上。”
读完李辉的《先生们》，我要说：“现在只有教授，没有先生。”
真的如此吗？
2020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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