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兴衰中的国祚密码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三国演义》第一回

　　站在今人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历史，会发现这种分合并不止于三国：三家归晋后，很快统一被八万和五胡的铁骑打破；南北朝的漫长分裂之后，是华夏在隋唐登上了又一高峰；赵匡胤黄袍加身，收拾了五代以来的残破局面，却阻止不了身后宋辽金西夏的纷争；在蒙古人的战马踏遍世界之后不足百年，朱元璋起自江南，开启了古代中国最后的一个大一统时代——明清帝国。

　　如果把视角从纵向转为横向，我们又会发现，西方自17世纪从封建社会中走了出来，发展出资本主义并自此开始领先世界；而中国在秦汉之后则仿佛进入了大一统帝国的循环——秦汉、隋唐、明清，直到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了紧闭的大门。

　　一纵一横两个视角的重叠，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

　　刘、金两位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超稳定系统，这个系统兼具了系统内部的稳定机制和系统崩溃后的恢复机制，使得中国历史在独特的结构中循环了两千年。

　　任何社会结构都有其建立、运行的基础，对于古代中国来说：

　　·其经济基础在于得自农民的赋税与徭役，这是帝国运行的财政来源；

　　·其文化基础在于吸收了诸子学说的儒家思想，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天下观、华夷之辨和仁君思想，天人感应，或是家庭层面的宗法制度、孝悌思想，这一对国家-家庭同构体，构成社会运行的文化/意识形态基础；

　　·在政治层面，熟知儒家学说的官僚系统和基层的缙绅构成了国家运行的组织基础。

　　因此，在刘、金二位笔下，古代中国的系统可称为“宗法一体化”结构，这个结构可由三个子结构组成——经济上，是地主与自耕农混合经济；政治上，为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文化上，则是儒家文化。

　　利用这一结构，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现象——一方面，古代中国以大一统封建帝国为主旋律；另一方面，古代中国有着大一统和分裂之间的周期震荡。

　　由于适应超稳定系统的结构要求，大一统帝国得以存在并延续；与此同时，超稳定系统内部存在的无组织力量——即对系统起破坏作用的力量，具体表现为：

　　政治上官僚阶层的腐化与膨胀；

　　经济上土地兼并导致自耕农减少，赋税基础的丧失；

　　意识形态领域其他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冲击，和由之带来的对皇权合法性的质疑

　　这些无组织力量使得使得系统存在向崩溃演化的趋势。

　　当系统濒临崩溃时，我们会发现：

　　官僚阶层不断腐化膨胀，土地兼并达到高峰，同时官僚自身也参与到土地兼并中。这两者结合使得自耕农转化为佃农，国家的财政基础动摇。另一方面，对于农民来说，佃农承受着较高的地租剥削，而自耕农则需要承担应有佃农和流民承担的赋税压力。其结果就是农民不堪重负，当发生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或是气候转冷）时，极有可能造成饥荒和随之而来的农民起义——翻阅史料，我们会发现在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末期，都会有频繁的农民起义记载，农民起义也成为了众多王朝覆亡的直接因素。

　　然而，仅仅解释系统的崩溃是不够的，我们仍然需要解释这一系统如何从崩溃中恢复过来。

　　在二位学者的理论中，古代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恢复系统的机制：

　　首先是恢复的模板，这个模板一方面来自于宗法同构体，即在家庭层面保留了社会结构的基因，并且使得没有国家治理经验的农民起义者们不自觉的采用了宗法一体化结构；另一方面，这一模板来自于儒家国家学说和儒生群体，前者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后者是组织力量的核心。正是这两块模板的拼合，使得旧王朝覆灭后，新的王朝没有创造出自己独立的结构，而是沿用了旧王朝的一体化系统。

　　应当说，刘、金二位的这一套超稳定系统，确实很好的解释了古代中国“早熟与停滞”的问题，对于王朝更迭也可以进行解释。遗憾的是，二位先生对于古代中国的制度发展并没有做深入细致的探讨，对于古代中国的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关注也不够，这导致了超稳定系统模型过于粗疏，在细致的具体史实勉强略显无力。

　　在这一方面，姬轩亦先生的著作弥补了这些不足。《国祚密码》一书，以信息技术变化为标准，把古代中国划分为三个阶段——我们可称之为竹简时代，造纸时代和印刷时代。

　　信息传播技术对于大一统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信息传播技术决定了组织运行的效率；

　　其次，面临危机时帝国的反应速度也与信息传播技术有关，当边疆发生战乱时，使用竹简和使用纸张的信息传递效率有着显著差异；

　　最后，信息传播技术还决定了知识的成本，这导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知识成本逐渐降低，学习知识的门槛下降，倒逼着人才选拔方式和社会流动方式的演进，当演进的力量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发生冲突时，就有可能导致动乱发生。

　　除此以外，人口资源比例也对华夏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人口不断增加和扩张领土的效率递减的情况下，人均资源将呈现下降趋势，当人均占有资源接近人生存的最低要求时，就有可能发生饥荒、农民起义等冲击；此外，由于古代中国存在的地主阶级和土地兼并，资源分配并不是绝对平均的，这导致发生动乱的人均资源阈值提高，资源分配越不平等，阈值越高。

　　最后，在人力不能改变的大环境上，《国祚密码》着重强调了冷热周期的作用——对于以农耕为立国之本的古代中国来说，气候变化会对农业造成严重影响。翻阅史书我们常常发现，当国家面临社会的动荡和人心思变时，天灾引起的饥荒、农民起义往往成为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大分段上，信息技术的发展都导致了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竹简取代金文之后，是春秋战国的混战；当纸张开始逐渐使用时，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延续了数百年；伴随着唐到宋雕版印刷的发展，宋辽金西夏时代中国从未实质统一。

　　而从华夏文明的扩张与收缩来看，冷热周期的作用也得到明显体现，将华夏文明的历史和竺可桢先生的著名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对照，我们会发现，气候温暖的时代恰好对应着西汉、唐前中期这样的鼎盛辉煌；而东汉末年、宋朝和明末都面临着小冰河期的压力，反映在历史上，这些时期都天灾不断，华夏文明也处于收缩阶段。

　　这样，以气候周期为经，信息技术发展为纬，我们可以刻画出中国历史的三次变化——

　　从有明确记录的共和元年开始，历经四次统一（西周，秦，两汉)和四次分裂（春秋战国，秦末，新末和三国）的竹简时代；

　　从西晋统一开始直到五代十国的造纸时代同样有着八个阶段；

　　而从北宋统一，直到清末民国混战，是古代中国的尾声，或可称之为印刷时代。

　　而在每个周期内部，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人才组织和流动制度——第一周期以察举制为主，当知识被世家垄断后，随着三国归晋，士族门阀登上历史舞台，而随着知识成本进一步下降，使得寒门士子也有了学习知识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科举制顺应了这一潮流，成为了唐宋以来选拔人才的基本方式。

　　中国历史是一个奇妙、宏大而深刻的领域，得益于我国绵延数千年的治史传统，先贤们给我们流下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任何有志于此的研究者，都可能得出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结论。然而，期待着一个理论能够说出所谓“历史的真相”，成为真理是不现实的，诚如阎步克老师所说，历史学者的研究，往往是一种“片面的深刻“，它能反映历史的一个方面，有如管中窥豹，虽然可见一斑，却难以窥得全貌。无论是刘、金二位学者的严肃著作，还是姬轩亦先生文、史兼而有之的作品，都为我们提供了读史的一个很好的视角，能达到此目的，这些作品，就是成功的。

　　书评书目：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刘青峰 金观涛

　　国祚密码 姬轩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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