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是作家芥川龙之介诞辰129周年，这位作家在35年盛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让人唏嘘。
芥川死的时候枕边搁置有圣经、遗书与遗稿。他死于“精神绝望”，无法通过艺术完成个人灵魂的救赎，这是很多作家、艺术家的困境，这正如哲学家、神学家祁克果所说，无法完成信心的跳跃。芥川想寻找超验的价值，却最终被理性挡在了门外，这也是我身边很多艺术家朋友的疑惑：事实证明信仰能带来心灵安顿之所，但问题是它怎么能让人信有神呢？我们从小已经被植入了“无神”、一切靠自己的观念？
这中间就隔着“信心的跳跃”，走进那一道“窄门”，或许把人推进去真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有一股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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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不少作家死于自杀，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太宰治，还有芥川龙之介，这些作家的自杀犹如西方“诗人之死”，被赋予一种哲学上的美学，那就是“精神的绝望”。它与普通人生存上的困境、物质匮乏带来的绝望不同，这种绝望是一种“虚无”，不管他们人生取得多大的成功，但一种内在的“无根”会伴随着幻灭感，就像《传道书》所说：虚空的还是虚空，生命就像早晨的晨雾，到了晚上就消散，人生即或是“荣华富贵”也就短短70、80十年，最后肉体就像朽烂的枯木，有什么意义，这就是时间给人的困境，我们的存在会受时间和欲望的辖制，川端康成把日本禅宗文化“物哀”推向极致，用力表现“美之绚烂”，这种瞬间的永恒感受还是会随着感觉的消逝而去，它无法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
芥川龙之介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他生活在日本现代性与旧的文化观念交织的变革时代，而时常生发“美之嫌恶”，1927年7月24日，他在其寓所因服用过量安眠药而自杀。
《绝笔——致某旧友的手札》，把他当时的生活迷思呈现了出来，让我们得以窥视一个天才作家的决绝和他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洞见，当时的日本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变革之中，中国在百年前也经历了社会转型，但国家现代性至今还没有完成，近年来突然停止，这同样给人“模糊的不安”，甚至让人感到窒息。
02
芥川龙之介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洞见，黑泽明把他的小说《竹林中》改编成电影《罗生门》，让我们看到在缺失了上帝在场，个人视角下的“真相迷失”。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困境，同样的事实，但每个人都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来阐述事情的经过，从而把“罪责”推给其他人或者环境，这很容易就逃脱了对个人灵魂的追问，这也是现代小说只注重展示人性细节，不承担道德结果带来的问题。
“罗生门”可以看做是地狱之门，它是一座废弃的寺院，因战争、瘟疫，里面布满蛛网、蝙蝠、臭虫与死尸，一位被辞退的家将到罗生门避雨，遇到一位老妪正在从死尸头上拔头发，“他人即地狱”，陷入困境的两人，只因为一人比一人更不义，本想做盗贼的家将升起了制服老妪的勇气，老妇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反而为自己的生存辩护，由此激起家将的杀机，杀人后，家将隐入到昏暗的夜色中。
偷盗、抢劫、制造有毒食品，从僧人到乡野樵夫，还是《竹林中》受到盗贼凌辱的夫妻，他们不是走向同情、遮盖、爱，而是憎恶，每个人都从自利的动机寻找理由，这就是“善恶”掌握在个人手中带来的人的倾轧，杀人与自义，运行在每个人身上的是“力量的法则”，最后，杀人成了显示个人意志的终极方案。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任何事?
《罗生门》剧照
在《袈裟与盛远》中，芥川龙之介根据史实故事，写了高僧盛远在出家前如何没有任何恶念动机地杀人，故事很短，只几千字，但把一个好人的“情杀故事”写得冷冽清澈，堪比《卡拉马卓夫兄弟》，一个没有任何动机与杀人表情的谋杀可能更让人恐怖，因为他们直接把人当作了物。
不，盛远还说不上情杀，也不存在嫉妒，他在袈裟出嫁前爱过袈裟，但只是肉体欲念，几年后当他们重逢时，他已经从她褪色的容颜里生发出“嫌恶之心”，这或许是龙之芥川介对“美之易逝”、感觉之不可靠而产生的一种幻灭感。
而仅仅是因为自负、征服欲，盛远引诱了袈裟，在其欲望满足的一瞬后，盛远对袈裟没有生发爱恋之心，却是对女人毫无羞耻之心有了新的厌恶，为了摆脱这种厌恶，他于是对她说，把她丈夫杀了吧，女人在欲望驱使下，却一步步滑向犯罪深渊，结果要杀丈夫的盛远却误杀了袈裟，因其欲望的满足却愿意被欲望所虐杀，这是双重叙事，盛远后来皈依佛门超度袈裟亡魂。
这是芥川龙之介对“肉身成道”的质疑，所谓的“梵人合一”，不过是夸大人性，或者把人性拉到神性的高度，所谓的不死不灭，如果罪恶没有最终的解决，生命只是循环，最后这一切还是无解，因为欲望不会自动消失。
在《鼻子》中，他写了一位禅智内供，一心渴望往生净土，却因鼻子过长，带来不少烦恼，鼻子太长，这是一个事实，不仅带来生活上的不便，也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小说充满反讽，一个往生净土的智者，却陷入心理上的智障中，用了最可笑的方法，结果鼻子还是鼻子，长而不去，即或念经供佛，还是消除不了“渴望正常”的欲念。所以，龙之芥川介说“所有神的属性中，我最同情的是神不能自杀。”他言下之意是，只有死亡能消除人的欲望，欲望是趋向自利或者毁灭他人的力量，但都不可能是趋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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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他否定了靠“行为称义”的修行之路，在《绝笔》中，他也提到他的小说为何都是放在旧时代的背景下，而对于当下时代的社会背景，却故意不写，这是因为他不安于日本封建时代的影响力还在，甚至还作为日本现代性背后的精神结构性存在。
我们可以从《南京基督》，看到他的彷徨，比之芥川龙之介其他冷冽的作品，这篇小说却充满温情，一位苍白的中国少女宋金花，因生活所迫走上娼妓的道路，因她对基督的爱，其暗淡的生活有了亮光。
不料，金华却感染上恶性梅毒，她从此不接客，只专心静养、敬虔度日。金华其他的姐妹告诉她一个秘方，说只要带病接客，就可把梅毒传染给客人从而治愈自己，金华却不愿意把病传染给客人，只是更虔诚地向神祈祷。
一天深夜，一位外国客人走进了金华的屋子，客人似乎是喝醉了，金华害怕把病传染给客人，死活不顺从，把客人推出了屋子，在恍惚中，她看到了桌上的灯光，客人像是回到了屋子，继而变成了基督的模样，然后又像是畅游在天堂，让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爱的震颤。第二天，她醒来发现是梦，但病却好了，它确信自己被医治了，这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但芥川龙之介又对这种超自然产生了怀疑，他在在小说的结尾加上一个嘲讽的尾巴，这也是芥川龙之介最终没有成为基督徒的原因，尽管他看《圣经》，学习西方小说技巧，但他要的是西方文明成果，却难以走进塑造西方文明的信仰中，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遇到的问题。
所以，在《绝笔》里，芥川最终否定了“外力的救赎”，也否定了为生存而生存之路，“我是一匹人间兽，但是照我已经厌倦食色看来，大约我的动物力已经渐渐消失。我现在所住的，是冰一般清澄的神经的世界。”这就是人作为“动物生存性”的一面被满足后，人要往何处去的老问题？
从《鼻子》到选集附录《中国游记》，东方佛教、哲学不仅没有给他提供精神上的超脱，反而让他陷入到更深的绝望中，最后连基督信仰的微火也熄灭在个人的理性的审视中，而他对中国现实与文化人精神的批判，即使是放在100年后的今天，也让人惊叹！
其实影响中国人精神结构的是同样的灵，他从南京、芜湖、北京，一路上看到的是中国的苦力，国民不问老幼，只是唱着太平曲，文化遗老们热衷政治、整天讨论中国何处去，但并不关心中国人。
他的话很刺耳，但的确是基于现实观察，也说得诚恳，他说“如果目击了ZG国民的腐败，还能爱ZG，这不是颓唐已极的肉欲主义者，即是浅薄的ZG趣味的迷信者。”
不论是日本现实，还是中国现实，都让他看到了文化上的压制与物质的“虚无”，向上，是“宗教道德的自义”，向下是对肉欲主义的沉溺，于他，已没有意义，而中国人却从物质的迷恋找到现实变革的动力，肉身成道或者期待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昏君一人之天下”变成“豪杰一人之天下”，不得不说，他的观察极具时代性，思考也很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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