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我获得了总统奖学金，在洛杉矶一所杰出的私立大学就读生物化学。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潜心学习，并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了3篇文章，同时还担任社区乐团第一小提琴手。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我的人生很成功。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我患上了妄想症，出现命令性幻听，失去奖学金，4年无家可归，甚至没有告诉我的父母。
我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西部中产阶级家庭，具有强烈的职业道德，并恪守个人诚信。我的童年没有压力，生活的很幸福。高中时，我喜欢竞争并且好胜心强，我每天都会花几个小时练习，而不是与朋友交往。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叛逆期，我的父母为我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
进入大学后，我在人际关系上投入的时间很少，与其他有竞争性的同学保持淡淡之交。他们学习也非常刻苦，并常会熬夜到凌晨。我加入了这个行列，全然不知一个黑影正慢慢的向我靠拢。
大三下学期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看了新闻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个人作用。9·11恐怖袭击事件两个月后，2001年寒假期间，我与一小队美国妇女踏上了去中国的国际旅游行程。这次短程旅游的目的是访问遥远的农业国家，以更好的了解我们的世界。那里较低的生活水平令我感到吃惊。但通过国际旅游，我发现自己在追求人生中“更多的东西”。接下来的那个夏天，我花了2个月的时间在南非肯尼亚内罗毕的贫民区做志愿者。
从非洲回来后，我进入大四，也正是在此时，我出现了思维障碍。在九月份的第一次遗传学考试中，我觉得题目的简单程度令我感到惊讶，尽管没有怎么好好学习，但我预期自己会得满分。但是，结果是我没有通过这次考试。
我心里想的除了国际贫困再无其他，这些情感成为我心里的乌云。对国际贫困强烈的痴迷使我无法学习，即使最简单的工作，我也无法集中注意力。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的继续我的生活。
我无法通过大学课程，我确信我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像特蕾莎修女那样。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开始相信课程不及格实际上是帮助我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积极方式（因为我知道爱因斯坦数学不及格）。这种合理化的想法使我无法学习，我认为忽视课程实际上是个明智的决定。
这是我夸大妄想的开始。不久之后，我开始相信，总有一天，我会给予非洲人民数百万美元的救济金，像比尔盖茨那样。
大学课程未能通过之后，我计划去泰国旅行，但我的父母反对这一计划。他们说如果我执意要去泰国，他们就切断我的经济支持（最近我已经有过两次海外旅行）。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洞察力来寻求咨询服务或者精神帮助，并且不能再继续学习，我选择了泰国，并决定不再告诉父母。我失去学习能力，无法意识到我需要帮助，并拒绝与父母讲话，我出现了精神疾病。
从泰国回来后，我继续住大学宿舍。我又一次未能通过课程，但我的妄想信念认为，我很快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
2个月之后，2003年3月，我觉得上帝要让我飞到波士顿，在那里我会遇到一个富人，他会知道我来到波士顿是受到了神的启示。我希望他可以带我继续周游世界，为穷人募集善款。我回到宿舍收拾东西，然后飞到全国各地，大脑异常兴奋。在飞回洛杉矶之前，我在波士顿机场等了15个小时并睡在那里。
我去了一个城市，在那里我没有家。考虑到我已无处可去，我开始在大学图书馆的阅读桌上睡觉，并试图融入到学生中去。晚上，我自主研发网络，研究阴谋论，这种理论认为，戴安娜王妃的死其实是一种变相谋杀。我仔细研究了阿拉法特的国际地位和其他国际政要，相信这方面的知识可以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
飞往波士顿花掉了我所有的钱，因此没钱吃饭，我到处搜寻校园的垃圾桶，吃那些丢弃的食物，设法存活下来。这是我对付饥饿的唯一办法。
我的家人想方设法找到我，他们联系了我的朋友和教授，甚至到洛杉矶来寻找我。2003年11月的某一时刻，我远远的看见了我爸爸，当我认出他的时候，我飞快的跑向了相反的方向，害怕他是那个阻止我成为预言家的人。除了这一短暂的相遇，我长达4年半没有与父母联系。
从2003年3月到2006年1月，我居住在图书馆和废弃建筑物里，自称仍是学生。然后，这个声音又开始了。2006年1月28日，我独自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我在心里听到了合唱团孩子的声音。这个声音在反复的说我是“无家可归的流氓”，并侮辱我，这种疼痛深深的刺激着我。但他们也说我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之一，他们也确信我的妄想是真的，这深深触动了我。
几天之后我在淋浴时听到了3个恶人在取笑我。根据他们的谈论内容，我知道这几个人能看到我在浴室里。但当我看时，没有窗户或天窗，那几个男人也不存在。
我看到我的一个中国朋友站在十字路口，在迪尼斯乐园不断的向我招手（她在几个月前已经回到了中国）。我听到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人走来走去，几分钟之后，她就消失了。我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脸像电视节目“辛普森一家”中丽莎一样。当我打开书时，我看到了文字下划线出现了奇怪的图案，一次、两次、三次。当地图书馆的名字被一个字母改变。
每当我寻求帮助时，这些声音就开始朝我尖叫，尤其是当我向朋友寻求一个洗澡或睡觉的地方时，最后我不得不每天晚上睡在当地教堂后院的混凝土板上。露天住宿长达6个月，这个声音愈演愈烈。偶尔，我会把自己完全浸泡在雨水中。即使经历了这一切，我也从未想过联系我的家人或朋友。
我从来没有吸过毒或酗过酒，但我依然生活在自己孤独狭小的妄想世界里。我从来不乞讨，也不与其他无家可归的人交流。虽然无家可归，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帮助，我宁愿睡在外面，吃垃圾桶里的东西。
2006年10月，命令性幻听再次出现。起初，他们告诉我简单的事情，比如向左走或者向右走，或打自己。最后，他们命令我做复杂的事情，比如在少有行人的地区行走几英里。
2006年10月16日，这个声音不断的朝我尖叫，我不得不走进了曾经就读的大学校园，走进了休息室躺下来休息。教职工看到了一个脏兮兮的流浪妇女躺在研究生休息室，他们不在乎我是否曾经是这个学校的一名优秀学生，他们叫来警察把我送到了监狱。
不幸的是，监狱没有治疗我的精神病。几天以后我被释放，又重新开始睡在外面，吃垃圾，在当地的公园度日，开始出现数小时的幻听。
一个夜晚，我身后传来很大尖叫声，他一直在嘲弄我。2007年3月3号早晨，邻居让警察把我带走。意识到我是精神病后，他们将我带到了精神病院进行评估。经历了4年的流浪和幻觉后，我终于接受了精神病治疗。
确认我是精神病后，医院的工作人员问我是否愿意跟我母亲通话。想到父母一直在努力寻找我，我拒绝了，但想到他们为我未完成的学业花了那么多钱，我又同意了。当母亲接到我电话时，她说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她说她很想我。通话之后，父母就在24小时内从俄亥俄州飞到了洛杉矶。
在父母的说服下，我同意服药，接受了利培酮治疗。利培酮消除了我的命令幻觉和视幻觉，但对我的听幻觉没有帮助，实际上听幻觉的声音越来越大。尽管如此，因为命令幻觉消失，我的行为显著改善，精神科医生认为我状态稳定，可以准备出院了。
2周之后，利培酮的副作用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状态。我每晚至少要睡16个小时。出现了食欲大增、静坐不能（坐5分钟就像坐了3个小时一样）以及严重的兴趣缺失。出院后大约10天，我停用利培酮，认为自己已经不需要它。2周之内，我又出现了精神病和激动状态，并再次入院治疗。在第二次住院的过程中，我的精神科医生解释说，再次复发之后，精神病药物的疗效就降低了。因此，我再也没有中断过服药（这是9年前的事了）。
接下来的12个月，我尝试了多种药物，试图压制这个声音，但效果甚微。后来我开始服用氯氮平。与之前服用药物不同的是，服用氯氮平几天之内就有了改善。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个声音几乎消失了。我又开始找朋友聊天，拉小提琴，阅读也恢复了正常（服用氯氮平之前，我仅仅是能读而不能“学习”）。服用氯氮平18个月后，在医生的鼓励和父母的支持下，我就读了辛辛那提大学，希望完成我的分子生物学学位。我每次选取1-2门课程，令我高兴的是，几乎所有的课程我都得了“A”。2年之后，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可笑的是，当我第一次住进洛杉矶精神病医院时，医生告诉我的父母要“降低自己的预期”。医生说，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将会终身残废，需要与家人一起度过我的余生。但现在，我的生活充实而正常，我是一名志愿者、家庭教师、小提琴手。2014年6月，我发表了我的回忆录“心灵异化”。现在，我是一名励志演讲家，希望能够给患者和家人带来鼓励，给那些与严重精神疾病作斗争的患者带来帮助。我也可以证明，长期严重的精神疾病存在康复的可能性。
在美国，每年有200万精神病患者被监禁，很多人由于行为古怪而被送进监狱。为了重建生活，他们非常需要治疗和药物，但服刑时间以及被打上精神病的烙印，这又延误了病情恢复。我希望其他像我一样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能够及时接受药物治疗、社会心理支持和康复护理，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