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儿时代正赶上"文革"末期。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比较贫乏，单调。那时过春节提倡俭简，提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反对铺张浪费，更反对祭祖拜神等封建迷信活动。
每年腊月二十三号，也就是淮南地区的人们刚过"祭灶"的第二天，大队干部便安排一位毛笔字最棒的、一位四十来岁的女社员在队委会的办公室里专门为社员们写"门对子"____普通话又叫"春联"。我们这些无事娃们在队委办公室里进进出出，到这时才感受到"年味"渐渐浓了起来。写春联用的毛笔和墨汁是生产队买的，各家春联所用的红纸各家自己掏钱买。那位女社员按照各家不同要求一直写到年三十的上午才罢笔。队里算她下地劳动照常给工分。
我村处于城乡结合部的郊区，离新华书店不远，新华书店里有现成的春联卖，最大最贵的中堂"对子"也不过才二角钱左右吧？，而那时的农村社员挣钱不易，即使一分钱也轻易舍不得花，更何况是二角钱了，只有城里工人才肯花钱买现成的门
有年贴春联闹个小误会。我村有个外号叫"傻智明"的大高个子中年男子，为人咋咋呼呼，爱张扬一点不矜持，没有他不知道的天下事又没有他能精通的一件事。仗着在文革前上学时读过一点唐诗宋词吧？人家要与众不同创新意自己写起了门对子，那字写得像蟹爬似的污人眼不说，大门上那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对子引起了工作组组长地警觉，怀疑他是不是故意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其实牙根儿就不是那回事儿，是他根本不理解诗句的意思，胡乱撞到枪口上了。幸亏他家是中农成份，胞兄是新四军出身，在省公安厅当干部。这才不了了之没有往下追究。若是地主富农旧军官成份，这麻烦惹大天了。
到了年三十下午家家开始贴春联 ，傍晚放鞭炮（那时我们这里是允许放鞭炮的），吃年夜饭。接下来"守夜"听老年人讲古。淮南老人喜欢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始祖，始祖母 等等"老上人"的历史传奇故事，山东烟台农村老人喜欢讲民间鬼故事或«水浒传»«西游记»«岳飞»等文学故事。我一九七四年随家回到淮南定居，记得比较清楚的还是淮南的"新年"旧事。对我来说过"新年"的最好礼物莫过于得到一张电影票到电影院里看场电影了，我们村被淮南化肥厂和化三建三面包围着，离化肥厂电影院近，但是年节里的电影票不易搞到，尤其是年三十至大年初六的白天电影票，基本被工人或街道或公社（相当于今天的镇政府）干部们内部全包揽了，有结交工人朋友的或跟工人子弟是同学关系的，年节里能得到他们赠送的电影票在我们眼里是一件非常羡慕的事儿，那年月全村里只有零星几家才有收音机，更谈不上电视机了。记得堂姐的城里同学赠她一张电影票，是凌晨一点半钟开演的，她给了我，我高兴得年夜饭都没安下心来吃好。
其次是到大队部图书室借书看，平时非党员团员或民兵成员是不外借的。团支部书记双手捂着一摞书叫你指点，指点到什么书就是什么书，不给退换。有一次我借了一本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上小学五年级的我，一点也看不懂啊，照样不给退换。
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点"火把子"玩，在事先收集好的破笤帚把子上扎上干草点燃当火把，手举"火把"满野地跑，也不怕弄一身草木灰。现在的少儿们肯定不屑玩这个了，即使想玩恐怕大人也不准许。
最热闹最轰动的是化肥厂和化三建两单位在元宵节晚上比赛着放烟花。往往是化肥厂先放，引逗得城里和郊区的大人小孩们"轰"地跑去观看，放完了，化三建再接着放，人群又"轰"地朝化三建跑......
过完元宵节这"新年"也就结束了，开始上学。语文老师马上布置"记过年"的作文叫学生写，"作文作文，惹我头疼,如若不作，老师打我。"学生最怕的就是写作文，而"记过年"似乎成了一道永恒的作文题材，好像在小学里要年年写，在中学里也要年年写，不知现在的中小学生们是否也要年年写呢?
今天回味回味，我感觉生活在那个艰苦岁月的人们对生活和前途并不悲观、气馁和失望;大家对生活和前途都抱着着一种乐观，积向上的态度。
古书旧刊（淮上风）。
微信:GSJK1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