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家正紧锣密鼓地编制“十四五”发展规划。其中,国内原油产量指标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将年产量恢复到2亿吨”的设想,也因此受到多方质疑。
影响产量的因素很多。受制于专业和当前工作条件,本文拟侧重资源因素的讨论。
增加产量有资源基础
2019年,我国国内原油产量为1.91亿吨,居世界第7位,是全球主要石油生产国之一,也是产量仍有不小上升空间的国家。
首先,国内的石油勘探不充分、不平衡。我国含油气远景区域,大体只有一半颁发了许可证进行勘探开发,形成了近海、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大油气区。即使在开发程度最高的东部油气区,新世纪头15年里,仍然有许多重大发现,增长了40多亿吨石油地质储量,约占全国同期新增储量的三成。
其次,资源探明率低、釆收率低、采出程度低,分别不足四成、三成和两成。另外,我国有丰富的“非常规”石油资源,而探索才刚刚起步。
第三,资源量、储量和产量都随着技术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近一个世纪以来,对我国石油资源的前景评价随着开发程度的提高、科技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好。全国石油资源量由1922年的1.75亿吨、1954年的15.5亿吨、1987年的787亿吨,上升到 2015的1257亿吨,今后还将继续增长。
根据石油资源禀赋不同,石油上游业形成了两种发展模式: 一是“富集高产为主”,如沙特、伊朗、伊拉克等国,走“少井高产”的道路;二是 “低品位为主”,如美国,走“多井低产”的道路。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历史上也曾有过日产千吨以上的油井,但占比很小,因而长期全国平均单井日产量只有1吨左右,其中,约四成油井平均单井日产量只有0.28吨(2桶)。我国的石油禀赋条件决定了也只宜走“多井低产”的道路。但是,现代石油工业的历史,中国比美国晚一百多年,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因而,我国再发现一些相对“富集高产”储量的概率比美国要高得多。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发现了任丘潜山油田,口口井日产千吨以上,最高达4620吨。当时,全国单井平均日产量也因此一度拉升到20吨以上。为了高质量、高效益发展,“十四五”要力争多开发一些相对“富集高产”的储量。
定产量要立足我国石油地质特点
新中国石油史,是一部全国原油年产量由12万吨快速增长到2.15亿吨的历史。其间曾出现过两次“低谷”:
第一次“低谷”,谷底是1981年,年产油1.01亿吨,较1979年的1.06亿吨峰值下降了近500万吨。有专家认为,产量只有降低到8700万吨,才能稳得住。然而,通过“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产量不仅止跌回升,还突破了2亿吨大关。在这次波折中,胜利油田产量由1978年的1945万吨下降至1611万吨,減少了300多万吨。一些专家认为,油田勘探己进入“无整拾零”阶段,产量只有降到1100万吨才能稳住。通过执行原油产量包干政策,原油产量逐步回升,1993年更达到3355万吨的高峰,之后一直在2300-2700万吨高位上运行。
第二次“低谷”,谷底在2018年,年产油1.89亿吨,较2015年2.15亿吨的峰值下降了2600万吨。这次减产的特点是所有的油企,无论是央企、地方国企、民企和外企都減产。这是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油企为减少经济损失,主动关闭部分油井的结果。
前后两次“低谷”相距近40年,但形成低谷的原因却有诸多相似之处。引起产量下降的主要因素都不是“资源枯竭了”,而是由前期投入不足,“增储上产”的步子跟不上所致。因此,走出第一个低谷的经验,对走出第二个低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定战略、编规划、做决策,一定要到生产一线、科研一线深入调查研究,汇聚广大群众的智慧。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对外合作开发海上石油,第一、二轮区块招标得到国外石油公司的热烈响应。然而,头几批探井没有取得预期结果,海域勘探出现了低潮。面对外国油企及其合伙人的质疑,笔者曾代表国家资源管理部门回应:“外国石油公司,尤其是那些大石油公司,勘探成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中国‘贫油’,也不是没有把好区块出让给他们,而是他们对中国石油地质规律需要有一个摸索和熟悉的过程;他们对中国油气资源进行技术经济评价的‘门槛值’过高,远高于其本国的标准,因而纵然有油气田的存在,也一时找不到或采不了。” 后来,海域实行了对外合作和自营并举的方针,经过20年不懈努力,2010年,年产原油4160万吨,天然气98亿方,初步建成了一个“海上大庆”。实践再次证明:不立足于中国石油地质特点,单有“洋枪、洋炮、洋办法”很难取得成功。
增加原油产量要做好六项工作
十年前,笔者和一批年轻专家共同撰写了《中国石油上游业的回顾与展望》,回顾过去的60年,展望未来的20年,2030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2.5-3.0亿吨是有资源基础;依靠科技进步、依靠科学管理, 实现这一目标是可能的。立论依据有三:
一是2010年底,全国探明已开发石油地质储量236亿吨,年产原油2.01亿吨。经分类测算各油田的递减,预计2030年,这部分储量的产量仍有1.38-1.41亿吨。
二是2010年底,探明未开发储量74亿吨。此后20年陆续择优开发,预计2030年产油量可达0.37亿吨。
三是2011-2030年,年均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0亿吨,总计新增200亿吨,2030年新增产量1.0-1.6亿吨。
2011-2015年实施情况好于预期。年均新增储量10 亿吨以上;探明未开发储量“不减反增”。2015年原油产量达2.15亿吨,比2010年净增 1400万吨,年均新增280万吨。若无油价暴跌的干扰,保持上述年增长幅度,2030年全国原油产量完全可以达到2.5亿吨以上。2019年,石油上游业的投入加大,全国产量已经止跌回升,开始走出“低谷”。
显而易见,当前增加原油产量的储量基础比十年前更坚实了。但是,储量转化成产量不可能一蹴而就,还必须脚踏实地做好下列工作:
一要深入分析“十三五”減少的2600万吨产量,分类明确复产所需的技术经济条件,提出切实可行的复产方案。
二要提高采收率,提高储量动用率。以全国现有累计探明地质储量为基数,采收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2亿吨原油年产量,可以再多生产两年。探明未开发储量若动用一半,可新建产能2000万吨左右。提高采收率和储量动用率符合“节约合理使用矿产资源”的基本国策,是石油上游业实现高质量、高效益发展最现实的抓手。
三要举全国之力,加快近海油气区发展。近海油气区包括渤海,黄海、东海西部,南海北部,具有“三低一浅”的特点:一是工作程度低,渤海和珠江口盆地,探井密度只有渤海湾盆地陆域的1/10和1/70;二是资源探明率低,低于30%,尚处在以构造油气藏为主要工作对象阶段的勘探早期;三是石油采出程度低,渤海小于10%,仅为相邻陆域的一半。此外,近海大部分资源分布在水深小于300米的海域内。“三低一浅”的特点,使近海可以成为“增储上产”的重点战场。应该通过矿权制度改革,引入更多投资者和作业者,加快这里的开发步伐。
四要创新机制体制,重新评价松辽盆地。在全国面积大于10万平方千米的大型含油气盆地中,当前唯有对松辽盆地的油气前景认识存在明显分歧。但大庆油区面临的不是有没有油气资源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本事找到并采出来,而且是经济地采出来的问题。
本世纪初,松辽盆地里有44家不同体制的小型石油公司从事“低品位”油气资源开发,年产油量曾达到230万吨。当时,油价并不高,仍有利可图。近期,河套盆地矿权内部流转,华北油田公司成为该区作业者后,在这个勘探多年的地方,很快找到了有一定储量规模的吉兰泰油田。这进一步证明善于选择不同特长的队伍打不同领域的仗,充分发挥队伍优势的重要性。
重新评价松辽盆地不仅直接关系着全国油气产量能否稳产上产,而且关系到对全国油气资源前景能否有一个更符合实际的认识。
五要锲而不舍,探索新区、新领域。这事关工作的前瞻性,事关石油上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早动手,锲而不舍地进行探索。西藏、内蒙古、滇黔桂湘和南海中南部都是有前景的新区;页岩油气、煤层气、地热(含干热岩)和天然气水合物等都是正在进行开发的新领域。在石油上游业发展规划中,它们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谁在哪个时期担当“主角”,取决于工作进展程度,而不取决于拥趸者嗓门的大小。
页岩油气在我国是受热捧的矿种,近期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但规划的产量指标屡屡落空,它们要担当油气发展的“主角”,至少还要具备下列条件:一是要实现有经济效益的规模开采;二是核心技术要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核心设备国产化;三是要有足够的后备储量以弥补产能剧烈递减;实现产能的有效接替和提升;四是少水化或无水化增产措施要得到推广;五是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要可控。
六要化危为机,正确应对“低油价”。2020年初国际油价断崖式下降,给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单就全球油气供需关系而言,“低油价”将是今后的常态。然而,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油价突发性的大起大落,也是大概率事件。近二三十年内,油气依然是人类的主要能源之一,因此,怎样直面跌宕起伏的油价,化危为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是一个必需认真研究的战略问题。
当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七成,超过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值。值此百年未有大变局时期,过高的对外依存度显然是国家能源安全的软肋。石油上游业具有“高风险、高技术、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改变这一局面,将是一个长期攻坚克难的过程。在此形势下,怎样保障国家油气供给安全,并为今后彻底改变局面打好基础,是石油上游业“十四五”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自上世纪末,我国油价和国际油价并轨以来,经历了多次“低油价”。“低油价”对于油企上游业是巨大冲击,甚至是灭顶之灾,同时也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效益的新动力;而对于我们这样的石油进口大国却是一件利好的事情。要紧紧围绕国家能源安全问题,将国内国外工作做成互为表里的一篇文章。坚持多边主义,构建产油国和消费国“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国际上各种相关条约、规范的制定;灵活地增减国内产量、进口量和储备量,以不断提升我们的“话语权”。提升“话语权”,是一场硬仗,要克服来自内部与外部的重重阻力,是改革开放真正的“深水区”。唯有打好这一仗,我们才能在变化多端的世界石油市场里,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引领。
来源:《中国能源报》 2020年09月07日 查全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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