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母亲还活着,应该和姜淑梅一般年纪,所以读她的《乱时候,穷时候》,感觉就像小时候的一首歌唱的那样:“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妈妈还在的时候,常和爸爸一唱一和,给我们讲些闻所未闻的事情。比如说我碗里的饭粒没有吃干净,他们就给我说:那时候穷,只能吃红薯,有个叔叔好不容易吃到一顿米饭,都不忍心上厕所。终于忍不住了,才依依不舍地在厕所蹲下。这时他惊喜地发现茅厕板上有一饭粒儿,开开心心地捻起来吃了……
可以想象,小小的我听到这样的故事会是什么表情!赶忙乖乖地把饭碗舔得干干净净。往后吃饭也小心得很,生怕父母再讲那茅厕板上的故事。后来母亲不在了,再后来父亲也老了,就没有人再讲那时候的事情。这不是因为老人们忘记了,而是在“这时候”的氛围中,这样的故事似乎失去了对象。每次看到孙子吃剩的米饭,父亲只是默默地收拾干净了,洒给门外的鸡鸭。
就这样,那时候的故事便显得弥足珍贵了。像姜淑梅老人这样讲故事,没有历史书那样的“高度”和“腔淍”,也没有散文书那样的“升华”和“抒情”,“俺娘”、“俺爹”、“俺那时候”这样张口就来的就更为稀少了。“那时候”的故事,如果失去了“那时候”的叙说者,就要真的跌落到纸上,变成了真的“故事”。听姜淑梅讲故事,我常常感动于那一份“在场”的真切与淡然—真切的是,穷、乱时候的点滴细节与种种心境;淡然的是,时过境迁的澄澈与明白。说到穷,说到乱,姜妈妈一句“人穷的时候最有力量”让人动容。那时候,这时候,会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吗?我想是有的。“那时候”面对穷是这样一个“最”字,“这时候”面对穷与富,我们又该做哪一个字之思呢?
如果没有了“那时候”,“这时候”会怎样?像姜妈妈这样历经战乱、饥荒的老人,正逐渐从“话语场”上消隐退去,“那时候”留在平民身上的印记,也将随着他们的离去而失却。一不小心,我们很有可能失去人在穷、乱时候应有的一种节奏,一种底色,一种态度。历史与生活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并不拒绝你将它分成“那时候”和“这时候”,也从不告诉你它有着自己的方向与节奏。所以,能借到一双姜妈妈那样的眼睛和耳朵,日子终究会要过得明朗些吧。
这本《乱时候,琼时候》,的确是珍贵的“眼睛”和“耳朵”,借由它们,我们不仅能看到那贴着肚皮和泛起胃酸的饥饿,从而也能明白今日的粗菜淡饭也实为奢侈;我们不仅能听到那凄厉的枪炮和遍野的哀嚎,从而也能明白今日的平淡和安定已着实珍贵。读这本《乱时候,穷时候》,我切骨的体会便是:守着平淡安定的日子,便守住了最基本的幸福。穷乱的不堪,不是纸面上的文字可以描摹的。我透过姜妈妈的文字能想象到现在的自己,是多么多么地幸福!我们这个族群,正是因为走过了“那时候”的穷和乱,才拥有了“这时候”的安定和幸福。
这不,“那时候”的姜妈妈,在“这时候”学会了认字读书,并写下了这本乱时候,穷时候》。我们,“这时候”又何不坐下来静静聆听呢? 《渤海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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