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7月1日，曾于一年前带领使团出使中国的英国著名外交家阿美士德在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拜见了流放于此的拿破仑。据说在这次见面中，拿破仑在听了阿美士德在中国的见闻后曾说：“狮子睡着了，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动。它现在沉睡着，感谢上帝，让它继续睡吧”。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睡狮论”，后来被国人广为引述。抛开民族情绪，单从现代文明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评价拿破仑的观点，不难发现他的判断大体是正确的。
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的葡、西、荷、英、法、德等国的人口和土地不及中国一个省的规模，却能够在全球范围上耀武扬威，相继争当世界霸主，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它们的人种比其他地区优秀，而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在了前面，具有先发优势。这就像古代中国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农耕民族打不过仅有几十万人口的游牧民族一样，双方处在不同的社会，在质上处于劣势的一方很难通过量的优势来扭转胜负。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世界的非西方文明面对西方文明时只能是被动挨打、全面落于下风。只是相对于古代文明而言，现代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地域具有极大的免疫性，因此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等其他国家通过学习西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也迎头赶上时，单靠先发优势就不足以支撑西欧国家在全球的强势地位了。在社会发展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主要还是由人口和土地这些最基本的要素决定的。二战以后，美国和苏联之所以能取代英法等老牌的欧洲强国成为世界性的领袖，关键还在于它们在人口和土地方面较英法等国有压倒性优势。
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中国是人类文明最大的竞争者。在近代之前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之所以能在东亚范围内长期维持朝贡体系，主要是依靠比周边政权大上一到两个数量级的人口和土地规模，以及在此基础上由聚合效应所产生的文化、制度优势。即使近代以来中国的外部世界从东亚扩大到全球以后，以人口和土地规模来衡量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只要中国启动现代化进程，缩小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那么以中国的国家规模必定能成为左右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心。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现代化，即完成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这才是实现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根本道路。
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近几百年的实践来看，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能够成功完成社会转型、跻身发达国家的非西方国家更是少之又少。除了内部原因外，外部干扰也是造成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迟缓的重要原因。近代史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曾两次被外敌入侵所打断：第一次是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打断了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自强运动；另一次则是1937年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断了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于1927年的“黄金十年”。在国家安全无法得到有力保障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在实现本国现代化中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往往只是空中楼阁，很可能会因为一次大规模的外敌入侵而付之东流。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中国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而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中。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工业将很快陷入瘫痪。因此如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提升国家的经济安全就成了当时重要的政治任务。1964－1978年大三线建设的目的就是在以四川为中心的广大西南地区建立相对于全国独立的、“小而全”的工业体系。这样一来，即使遭到强敌的夹击，发生像日本侵华那样极端恶劣的形势，东北、华东工业区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丧的极端情况，我们依然能够退守于高山大川，保存一个“微缩中国”，保持工业化进程不至于被彻底打断，然后伺机反击。这种做法从经济角度来看肯定是不合理的，因此至今仍被人诟病，但是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却未必有更好的选择。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国家没有可靠的战略后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苏两国在战争初期大片国土沦丧的情况下，没有像波兰、法国那样亡国，而是依然能坚持对敌作战，最终获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土面积大，有足够的战略纵深，能够通过战略转移赢得缓冲的时间。但是在战争后期，苏联能够大规模反击，收复失地，攻入德国，而中国的反击力度则要小得多，基本上是坐等日本投降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战略后方建设不如苏联，在集中了大部分工业的东部沿海地区沦陷后就没有能力大规模武装军队，发动苏联式的反攻。如果站在这个角度，就不难发现三线建设时在西南地区建设战略大后方的做法，对于提升中国在国际博弈中的战略主动权的重要意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云南学政张锡嵘奏请迁都关中的奏折中就曾说：“臣维立国之本，不患有外患之兴，而患无自强之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强大的战略大后方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国家的“自强之本”。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上重新起飞，中国的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同时集中于东部的局面再现。这种将所有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的局面，成了中国在大国崛起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掣肘。长期作为大陆国家的中国在海权时代的舞台上是一个后来者，注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海洋力量上处于劣势。将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同时集中在国防安全最为薄弱的东部地区，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再次出现像日本侵华那样的极端事件，除了像国民政府那样仓皇西迁外，恐怕也没有更好的应对之策。退一万步说，即使排除外敌登陆的恶性事件，只要西方国家的军舰在中国近海长期游弋，国人大脑中的那根弦就得绷紧，在国际博弈中就容易被人击中软肋。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一·二八”事变中的城下之盟当为后人的前车之鉴。
要改善国家的安全形势，避免重蹈晚清和民国时轻易被外敌掐住命门的覆辙，那就必须得“分散投资”，改变中国的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同时集中于东部的格局。中国的经济重心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是经济规律使然，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发达地区几乎都集中在沿海地区。中国要想实现经济重心西移，当年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没有能完全做到，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没有可能。既然经济重心移不动，那就只有迁移政治中心一条道路了。清末陈澹然在《迁都建藩议》曾说：“京师不安，虽尧舜不能为治。国家之患，莫大于斯。”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很多发展中国都将首都从沿海地区迁往内陆，为的就是摆脱首都位于沿海地区随时受到西方列强海上威胁的困境。中国近代受到的海上威胁次数之多，结局之惨，众所周知，而这一切与中国的首都地处东部沿海地区是脱不了干系的。列强之所以敢轻易地发动侵华战争，很重要一点就是看到中国的首都临近海边，可以一击而中，方便军事讹诈。将国家的首都内迁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型国家而言，是一种有自知之明的表现。
军事上有一种战略叫“以攻为守”，它的座右铭广为人知：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事实上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战略叫“以守为攻”。北宋秦观在《边防策下》中说：“盖充国以先零穷寇，急与之角，则中国必有馈挽转输之劳，故罢骑留屯而图以期月，此则以守为攻者也。”他讲的是中原农耕民族在与游牧民族作战时如何克服机动性差的弱点，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以守为攻”指用防御作为击破敌人的手段，它的知晓度虽然不如“以攻为守”，但在特定的情境下仍不失为一种克敌制胜的高明战略。《孙子兵法》中说：“昔善守者，藏九地之下，动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以守为攻”不是一味地防守，而是用防守作为寻求全局战略主动权的手段，它的最高境界就是防御好到让敌人看不到获胜的希望，从而放弃进攻。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之所以敢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很重要一点是基于之前中国一旦首都被威胁立马就屈服的经验，认为只要一举攻克中国的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就会被迫投降。哪知国民政府这次一反常态，毅然决然地迁都重庆，用空间换时间与日军打持久战。根据战后的资料显示，在八年的中日战争中，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其实几次想从中国的战争泥潭中抽身而不得。反观中国，虽然两军对战时未必能胜过日军，但是迁都重庆后却能占据四川盆地的天险，让日军看不到攻克的希望而放弃了进攻四川的计划，为自己赢得了时间，最终等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运用“以守为攻”战略最成功的实践。
今天中国的国力自然不是晚清和民国时可以比拟，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今的世界格局仍是由西方所主导的，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具备与整个西方世界抗衡的实力。特别是在军事上，“北约”和美国的亚太军事同盟几乎掌握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四分之三以上的军事力量，这成了西方世界掌握全球主导权和打击敌对势力的重要工具。任何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挑战西方的行为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由于庞大的国家规模，中国的崛起势必会改变当前的国际力量格局，也不可避免地会与西方世界发生摩擦。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和平崛起”当然是最佳的结果，但是在尽最大努力为民族复兴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的同时，还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以防万一。在这种情况下，奉行“以守为攻”的战略，将首都内迁与建设战略大后方结合起来，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要真正说到适合建立战略大后方的地区，还是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最佳。这一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在选择持久抗战的根据地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在选择大三线建设的后方基地时都已经有了全面而详细的研究。两个相敌对的政权一前一后都选择同一地区作为战略大后方，充分说明该地区具有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除了地处西南，远离来自东边和北边的军事威胁，拥有很大的战略纵深外，四川还具有典型的盆地地形，对外防护之厚其他地区无法匹敌，更为重要的是四川与中部和东部之间有一条长江作为通道，物资流通比较方便，能充分利用内河航运提升生产要素聚集的经济效益，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不过多地牺牲经济合理性。
当年的大三线建设之所以被人诟病，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它无视经济效益，人员和产业的转移全都使用行政手段，没有尊重劳动者的意愿和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因此最终只能变成阶段性的运动。如果现在重新要在西部建设战略大后方，一定要吸取大三线建设的教训，让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西移变成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否则注定不会长久。而要在“孔雀东南飞”的海洋时代让生产要素逆向西流，唯一的办法只有迁都。在2014年GDP排名前15名的中国城市中，除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外，既不沿海又不沿江的城市只有北京。在北京那么一个气候恶劣、干旱缺水、污染严重、根本谈不上宜居城市的地方，每年能够吸引60万左右的外来人口涌入，可见首都的光环对于劳动者的吸引力有多大。当前的情况是：北京由于承载能力的限制已经不适合继续无限制地扩大城市规模了，而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由于要建设战略大后方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的长期流入。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将首都从北京迁到西南经济效益最高的城市重庆。
迁都重庆对于在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建设战略大后方的重要意义，在于避免使这一具有全局影响力的重大战略举措因政策变动沦为像三线建设那样的阶段性行为。只在首都在四川盆地中，就等于给西南地区装了一台永动机，不需要刻意地政策倾斜就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生产要素向西南流动，使战略大后方的建设天然具有长期性。中国的首都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尚且对生产要素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一旦迁到了条件更为优越天府之国中，这种吸引力必定还会扩大，战略大后方的建设也能事半功倍。这样一来，即使东部沿海和北方陆界有事，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触及根本，中国有充足的缓冲时间进行防守反击。而国际上的对手看到中国的政治心脏已迁往安全地带而且有强大的战略后方作为后手，即使有军事讹诈中国的想法也会因代价太高而放弃。中国的国家安全将会大大提升。这才是“以守为攻”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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