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当张国焘得知中央红军仅剩下一万多人且枪弹奇缺后，野心急剧膨胀。他自恃兵强马壮，先是不断向中央索要权力，接着又企图胁迫红一方面军跟随自己南下。面对困境，毛主席展现出了极高的策略艺术，最终化解了危机。许世友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当时除了毛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
张国焘不断索要权力，张闻天想把自己总负责的职位让给他，毛主席坚决不同意。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就当上了军委副主席，但他仍不满足，借口解决“统一指挥问题”，拒不北上。为了促成红四方面军尽早北上，张闻天打算把自己总负责的位子让给张国焘，毛主席坚决反对，并说“他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经过反复权衡之后，周公把自己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了张国焘。事实证明，毛主席让步的分寸和张国焘对职位的选择，对后来的结局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彭总后来高度评价毛主席的谋略：“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张国焘想要下黑手，毛主席率领红三军团连夜北上。当上红军总政委后，张国焘仍不满足，还企图胁迫红一方面军跟随自己南下。毛主席多次阐述南下的弊端，但张国焘就是不听。后来他给陈昌浩发了一封密电，要陈劝告毛主席等人赶快南下，放弃北进方案，若坚持北上，就“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庆幸的是这封密电落到了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的手中，他立即骑马赶到牙弄，把电报交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看后立即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连夜召集洛浦、博古、王稼祥和周公等人开会，研究应对方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巴西会议。会上，大家分析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危险处境，一致认为要张国焘北上已经没有希望了，再迟疑就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必须当机立断。最后毛主席拍板立即率领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和红军大学学员连夜出发，赶往俄界与红一军团会合，这才避免了不测的发生。
张国焘另立“中央”，许多人都建议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带领红三军团北上后，张国焘率部南下，并于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同时还宣布开除毛、周、洛、博等人的党籍。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眼见张国焘如此狂妄，人们十分气愤，不少人建议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不同意。开除张国焘很简单，但他手下的8万多名红军将士该怎么办呢？早在张国焘南下之初，毛主席就断言，南下是绝路，他碰壁之后，还有回头的可能。如果一旦把他给开除了，就失去了回旋的余地。
那么毛主席为何断定南下是绝路呢？因为张国焘南下提出的口号是“打到成都吃大米”和“赤化全川”，这就触动了刘湘最根本的利益，他势必要和红军拼命。当时川军有80多个团20余万兵力，而红四方面军只有8万人，还不及对手的三分之一。除了兵力不足外，红四方面军南下还是无后方作战，粮弹补给和伤员的安置都是问题。所以，毛主席才断言南下是绝路。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战役遭到了严重损失，被迫退到川康边境。这里地广人稀，红军缺衣少食，三个月减员3万多人，总兵力由南下之初的8万人锐减到4万人，士气极为低落。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却连战连捷，不仅在陕北站稳了脚跟，部队还扩大了一倍多。两者一相比，高下立判。
红四方面军中的不少将士开始质疑张国焘的南下，他的处境日益孤立，后来不得不率部北上。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他还会不会率部北上就很难说了。许世友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老张（许世友一生都称呼张国焘为老张）手很黑，一般人斗不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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