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罗胡斯·米施著
作家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本书作者米施在23岁那年被选为希特勒的贴身保镖，时隔61年，88岁的他终于同意将他所知道的一切公诸于世。1940年到1945年间，他日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灭亡。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活动，见证了许多历史时刻……希特勒自杀后，米施是最后离开地堡的德国军人之一。米施是那段历史为数不多的活的见证人。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整理完成。
在伯格霍夫一切都很简单
希特勒从东部前线返回后，访客不断，我几乎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每周只能回两三次家。没过几天，希特勒又要启程前往伯格霍夫，这是他在阿尔卑斯山的别墅，我受命陪同前往（1940年7月10日）。
希特勒的别墅宛如一座舒适的酒店，环境清幽，视野开阔。我把行李放到副楼一个供随行人员使用的房间里，后来在此碰到了长期在这里工作的电话接线员，他也是一名党卫军士兵。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此人名叫奥托·汉森，他属于“老人”，早在1933年前就跟随了希特勒，是希特勒的旧友之一。他是第一个和我议论爱娃·布劳恩的人，谈了她在伯格霍夫的特殊地位。他告诉我说：“在这里，爱娃说了算。”他还说，“她在这里打理房屋负责所有事务，包括人员和日常生活。记住，这里的女管家是她。”他说，如果我要和她说话，必须以“亲爱的小姐”开头。至于她与希特勒保持的关系，他绝对只字未提，也没有暗示，甚至连一个眼色或是一个模糊的微笑也没有。
第一次在伯格霍夫短暂停留期间，我没和爱娃·布劳恩说话。我碰到过她，仅此而已。乍看上去，爱娃·布劳恩是个漂亮的少妇，给人的印象常常很朴实，也很活泼。据我最初的观察，当希特勒要接见官员时，爱娃·布劳恩会突然消失。发希特勒接待至亲好友时，她肯定会出现在他身边。
在伯格霍夫，一切似乎都很简单，人们之间的关系更温馨、更谦恭，也更加随和。早晨，客人们在阳台上晒太阳，午饭后，便是漫无目的地闲逛。来这里的人都和希特勒很亲近，有的带着孩子，有的还带着狗。与副官以及军事首脑开会在相对固定的时间里进行，但形式要比在柏林轻松。
总理府的小故事
我在柏林总理府的人事交往中，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总体上说，这里的关系比较融洽，很亲切。
我们唯一的领袖是希特勒，其他所有人都在其权威之下工作。
我从未直接去找过他，向他谈及有关自己的问题。我尽量做好本职工作。是的，我对自己能够在那里工作并拥有这个职位感到高兴。我从未见过希特勒笑。在听完某个通报或大事汇报后，他会表现出满意的神情。据我所知，他从未公开流露出不恰当的兴奋或真正放开地愉悦过。
他有时会恭维人。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仪式后，他对身边的卫兵们说，身后这个小分队“干得不错”，他“对他们感到很满意”。有一天，老阿迪·第尔对我说，希特勒知道所有身边工作人员的名字，因此也知道我的名字。这令我大吃一惊，他说得有理，在一次外出期间，希特勒叫着我的名字斥责过我一次，让我惊魂不定。
接待工作中也有很多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学会了观察客人多少有点特殊的举止，至于生活在总理府的人们，我们也学会了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例如分拣邮件时，我很快注意到一个鞋盒大小的包裹。这个邮包来自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小村庄，收件人是希特勒本人。每周同一天，总是同一名邮差来到总理府。我第一次干这活时，一位同志只是简单地告知我，马上把它送到厨房。我很吃惊，不过没敢问，也不能问。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两个月之后，我终于从聊天中得知，那个包裹里装着一个面包圈，是由一位生活在乡间的妇女亲手做的。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希特勒遇到了她。他品尝了她的手艺后，显然爱上了这种面包圈。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从此，面包圈按时寄来，直至第三帝国灭亡。
1940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负责将夜间收到的一沓电文直接送到希特勒房间。我们受命将这些邮件放在希特勒办公的房间内一个专供此用的小桌子上，也常常把它们放在爱娃·布劳恩的房间里。这样可以让希特勒更快地阅读到邮件，因为，他的卧室与爱娃的房间相连。由于当时还很早，我没有敲门就闯了进去。
令人尴尬的事情发生了。爱娃·布劳恩仍在床上，实际上裸着身体，肩上只披了件短睡衣。我心里想，糟糕，他们一定会将我扫地出门的。没有一位老同志事先给我打过招呼，也没有人告诉我，她在柏林而不是在伯格霍夫的山中，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我屏住呼吸，心中充满恐惧。这时，爱娃·布劳恩从床上坐了起来，朝我打了个手势，让我明白没什么，不必担心。我转过身去，头撞了一下门后，飞快地离开了房间。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爱娃·布劳恩从未跟我提起此事。没有人提过，甚至没有出现任何模糊的指责。
改变的爱娃
1940年10月份，希特勒离开伯格霍夫，到处流传着他是要前往昂达伊与佛朗哥会晤的说法（1940年10月23日，希特勒从柏林赶到边境与西班牙元首会谈）。
希特勒刚一离开，爱娃·布劳恩便举办了一个盛会。转眼间，她变得很风趣、活泼。她似乎想告诉人们，应该好好利用希特勒的这次远行，享受一下自由，人人都有份分享这一时光。
留在伯格霍夫的突击队员中只有两名“年轻人”：我和卡尔·特纳泽克，其他成员都跟随着希特勒走了。爱娃·布劳恩来找我们，让我们去客厅，和其他人一起乐一乐。“姑娘们需要男舞伴！”她大声说道，于是我们就跟她去了。人们欢声笑语，在歌舞声中品着酒。但整个晚上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我不会和希特勒的女人跳舞，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多次发现爱娃·布劳恩从不陪同希特勒外出，只要和希特勒一起，她便会改变自己的举止。除自杀前的最后几个月外，实际上她表现得非常快乐，渴望过一种轻松且充满活力的生活。
“集中营”不被公开谈论
所有的信息，和电报都要从我们手中经过。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一来就是几十封，甚至上百封。大量的简报，信息源源不断地从通讯社、政府领导人、政治或军事当局那里发来，使希特勒能够随时掌握最新动态。我有时会朝这些简报瞥一眼，试图捕捉某种信息，了解外面的大事。这种情况并不多，主要是担心被人发现。
大概是战争中期，一则快讯引起了我的注意。电头是路透社，消息来源是《瑞典日报》。上面说，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个小组打算视察一个集中营，一份报告即将起草并将送给福克·伯纳多特伯爵（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瑞典国王的一位近亲，1945年4月22日后，他与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卢比克城谈判无条件投降事实）。
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五年间，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有关集中营的报道，后来这种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也从未听到任何高官公开谈论过这一话题。如果说在某些帝国高官的讨论中提到了集中营，我在场时他们也不会议论，绝对不会公开议论。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希特勒肯定经常见面。他们的讨论仅限于两人之间，在一个紧闭房门的屋子里。
（克丽斯塔·施罗德非常肯定地说：“希特勒从希姆莱那里准确了解到慢性死亡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英国历史学家凯肖提到了希特勒喜欢保守秘密，他说：“任何地方，即使在与副官或秘书的讨论中，人们也无法找到他知道屠杀犹太人的任何确凿证据。如果真的存在，那么他只会和希姆莱私下讨论，而且往往采用暗语。”）
希特勒从不做记录或在纸片上写下自己的想法。总之，我从未见到他这样做。和他在一起工作，一切都是口头进行。他身边有一名亲信、一名政治负责人以及参谋人员，他会没完没了地和他们高谈阔论。副官的使命就是将“元首”的决定写在一张纸上。
我为此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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