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北京大鼓书的民间根脉

　　□郭盖　撰文／摄影
　　
　　滥觞于20世纪初叶之北京的大鼓书，源自两个方向：向京东追溯，经通州、三河至河北乐亭，辐射至京东北的平谷、密云，这一脉产生了京东大鼓、乐亭大鼓，派生出平谷调；另一个是向京南追溯，经廊坊、霸州、沧州至河间，这一脉产生了西河大鼓和沧州木板大鼓。
　　乐亭大鼓、西河大鼓在清末传入北京后，吸引了一批市民听众，养活了一批说书艺人，木板大鼓传到北京，由于乡土味儿太浓，作为一个曲种未能扎下根来，但经过京津艺人胡十、宋五、霍明亮的改造，产生了京腔京韵的京韵大鼓，一代鼓王刘宝全、京韵泰斗白云鹏就此诞生。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距今已有百年之遥了。
　　　　
　　五音大鼓
　　●密云五亩地村
　　●艺人：齐殿章（79岁）、齐殿明（71岁）、李茂生（60岁）、陈振泉（63岁）、贾云明（64岁）
　　
　　忍性人多存富贵
　　烈性人惹祸招灾
　　受人恩常常思念
　　被人害莫挂心怀
　　劝君行善莫学乖
　　公啊——这老实人吃亏者常在
　　———《五音大鼓》
　　
　　出密云城向东行30里，地势渐高，驾车又行了五六里，觉得不妙，掉头回转。问了路，向南上坡，穿过菜家洼，便是五亩地。午后的小村很静，一头驴在墙根打盹。
　　问一个刚出门的女人齐殿章家，她往南一指，十几步开外就是。院门未关，我走到院中喊，有人吗？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掀门帘出来，他正是齐殿章。天热，齐的老婆上身只穿了红兜兜，见有人来，忙穿上衣服。
　　在50余户人家的五亩地村，齐姓是个大姓。79岁的齐殿章是在12岁的时候跟爹学会的弹弦。15岁上，他便随父亲出外给人说书，父亲唱书，他弹三弦，过一种半农半艺的生活。农忙时回家种地，农闲时出外说书。他们到过河北兴隆、承德、滦平。听大鼓书是乡村生活的大事。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是说书的好日子，各村早早地搭好了书棚，当时叫灯棚。艺人每早8点开唱，晚11点收弦。唱三天四晚叫一棚。一棚通常说一部书，说不完的话，移到下一个村下一个棚接着茬说。书目由各村指定，叫做写书牌。艺人的报酬以棚计，一棚合三石小米。说书通常是两个人，一个击鼓板说唱，一个弹弦伴奏，书鼓控制大节奏，弦子渲染气氛。四胡、打琴、瓦琴是可有可无的。多添一件乐器，多一个分钱粮的人。
　　齐殿章说，彼时乡村没什么热闹，听上一棚大鼓书，便是村民的乐子。每到说书的日子口，邻村百姓甚至赶十几里路来听书，中午也不吃饭，从一个村跟听到另一个村。乡下人爱听大书，《响马传》、《杨家将》之类的。齐殿章在每场大书开唱前，唱个小段替父亲垫场。
　　五音大鼓的来历，齐殿章说不清楚，他是随父亲学艺。五亩地村五个艺人学艺经历大致相同：60岁的李茂生，退休前在密云矿厂工作，他跟父亲学唱书，其父唱书技艺超群，15岁便说大书，人称先生；63岁的陈振泉9岁跟父亲陈廷栋学三弦，后又学瓦琴；64岁的贾云明的爷爷三弦弹得好，可爷爷不教他，说这是个漂流行儿，贾云明喜欢三弦，自己学会了；齐殿章和71岁的齐殿明跟父亲学了三弦，又学了四胡、瓦琴。
　　艺人在乡村的身份“先生”由来已久。在乡村，由于交通闭塞，信息封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年复一年。漫长的冬日与炎热的夏日农闲时，乡民的肢体与精神便无可凭依。此时到来的鼓书艺人给乡民带来的是精神的大餐。在艺人添油加醋的表演中，乡民建立了自己的历史观；在艺人渲染的忠孝节义英雄豪杰中，乡民建立自己的道德观。由于说书艺人这种道德历史的代言人身份，乡民将艺人尊称为先生。
　　鼓书从乡村传至北京，听书对象改变了，它的教化功能便减弱了，说书人与听书人成为单纯的文化娱乐制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市民听的是“玩艺儿”，艺人被称作老板。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北京一些报纸报道了齐殿章他们的五音大鼓，新闻点是那件稀有的乐器———瓦琴，有一个报道说它是国内仅见，专家称只在唐代乐器谱上见过。
　　我与齐殿章聊了一个小时，晚上，他和五个艺人聚一块儿聊天喝酒，乘着酒兴，几个人支上家伙，调弦对音，李茂生击鼓、甩板，唱了两个自编的小段儿。腔调近似北京琴书和京东大鼓，伴奏乐器除了三弦四胡打琴，瓦琴听不出来。
　 　五音大鼓由李茂生父辈半职业化状态退化至今天，当年父辈所掌握的大书《金鞭记》、《兴唐传》、《响马传》等全都失传。如今李茂生只会说些《三堂会审》、 《水漫金山寺》、《劝人方》、《打狗功夫》等十几个小段。失传的原因，可追溯至1966年前后中国的政治动荡，那时他们的乐器被当做宣传四旧的工具没收 了，艺人被禁止外出说书。1978年以后，他们取回了乐器，瓦琴的共鸣箱已经坏了，齐殿章找了块三合板给粘上了。箱体的共鸣受到了影响。
　　
　　沧州木板大鼓
　　●河北沧州邢庄子
　　●艺人：唐贵峰（67岁）
　　　　
　　人生在世甜甜甜
　　劳动生产年年年
　　勤俭持家有有有
　　坐吃等穿难难难
　　家有美妻乐乐乐
　　满堂儿女欢欢欢
　　人要一死了了了
　　往土里一埋完完完
　　———沧州木板大鼓《小秃闹洞房》
　　
　　暗哑迟涩的行腔，拙朴苍劲的鼓板，徐缓从容地向人们叙说着亘古不变的人生轨迹，这就是将大鼓书发展至尽善尽美的境界———京韵大鼓的母根之一：沧州木板大鼓。
　 　我和张卫东来到沧县文化馆时，馆长王建国刚刚完成了一件颇有意义的工作：将沧县仅有的7位老艺人的拿手唱段录了音，灌了四盘CD。为了让听众面对面欣赏 久违了的沧州木板大鼓，不久前王建国将这7位民间艺人请到县文化馆，安排了吃住，文化馆为他们在县城安排了20天演出，每晚一场，免费观看。王建国找到一 些企业，你出三百他出五百的，化缘1万块，作为艺人的酬劳。艺人夜晚唱书，白天闲着磨牙斗嘴，臧否当今评书界腕儿，提起单田芳，便是：“他那说的叫什么呀，他那个不成！”远的褒贬完了，六七个六七十岁的艺人之间互不买账，你长我短说着说着脸红脖子粗地吵起来。
　　半盲艺人唐贵峰是他们当中年长的 一个，我们向王建国提出去唐家访问，王建国给一个熟人打电话，那人说唐不在家，去山东德州演出去了。我们听了既失望又高兴，既然有人请去演出，说明沧州木板大鼓还有市场。我们决定前往德州看唐贵峰演出现场，不料，王建国从唐贵峰的一个合伙人得知，唐贵峰在德州没接洽好，已然回沧州了。
　　第二天，文化馆搞民间音乐的杨老师陪我们去唐贵峰家，唐所在的邢庄子距县城30多里，笔直的马路通到村边。
　　孤身一人的唐贵峰住着三间旧土坯房，黄澄澄的，在周围的砖房中很抢眼。唐家临街朝西开的院门，旁边的墙塌了，两个人正帮忙修整。屋子外间是灶房，里间西边屋临窗一盘大炕，北墙边一张桌子，没有别的家具了。
　 　杨老师问唐怎么从德州回来的，唐骂了句粗口，说让介绍人给坑了。唐贵峰说，他13岁上跟附近村里一个艺人学木板大鼓，学了3个月，刚会些个小段，便跟师 父走村串街地说书去了。他们说书的范围主要在沧州地区，远一点儿的地方到山东，在这种游走卖艺的过程中，唐贵峰陆续学会了几部大书，不过是《杨家将》、 《三侠五义》等历史、公案题材。
　　沧州木板大鼓诞生于何时，没有确凿材料来证明，口传的说法是清中期民间艺人李朝臣及弟子郭树奎所创，表演时说唱者自击鼓板击节，且说且唱，起初说书并无乐器伴奏，后加入了三弦。
　　由于沧州木板大鼓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影响了它的传播，不过它在本地还有一定的市场。唐贵峰每年约有五六个月的时间去各村表演，他的生活来源还是靠说书。
　　聊了一会儿，唐贵峰在院中支起了鼓架，溜了一个小段，村里的一些人挤在唐家缺口的墙外看热闹。
　　　　
　　乐亭大鼓
　　●河北乐亭
　　●艺人：韩志学（75岁）、王立岩（70岁）
　　　　
　　初一十五庙门儿开，牛头马面两边排
　　有判官手掌着生死的簿，小鬼儿手拿着勾魂的牌
　　阎王爷就在当中坐，滴溜溜刮进一个女鬼来。
　　———乐亭大鼓《妓女告状》
　　
　　我们站在乐亭的街头，看不出它是一座距离渤海二三十里的城市。在县文化馆一位同志引领下，我们来到乐亭大鼓东路第四代传人韩志学、王立岩夫妇的家。这是一个临街二层小楼，一层开着百货店，二层是二位艺人的住处。
　　时近中午，王立岩邀我们共进午餐，我们就边吃边聊。
　 　韩志学之父韩香圃是乐亭大鼓东路一脉单传之人，韩家为满族正黄旗，民国以后铁杆庄稼没了，韩香圃之父以经商谋生，韩香圃不乐意学生意，20岁时，下海学 艺。他先向陈活埋学习，后又拜齐祯为师。那是20世纪初期，乐亭大鼓多种唱腔盛行。韩香圃吸收各家之长，将九腔十八调融为一体，成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宗师。 可惜的是，韩香圃这路风格在社会变迁、人的欣赏口味发生变化之后不为听众欢迎。韩香圃留下来的声音资料只有一个《水漫金山寺》小段儿，唱腔迟缓散淡，铿锵 滞重，是东路乐亭大鼓的绝响。
　　韩香圃之子韩志学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与妻子王立岩都毕业于乐亭一所有名的中学，毕业后他们都当了教师，这种职业的选择并未使他俩放弃乐亭大鼓。1961年，韩志学夫妇双双调入县曲艺队，成为职业艺人。
　　明末清初在鼓词及当地民歌基础上产生的乐亭大鼓，板腔源于乐亭清平歌，起初的伴奏乐器为三弦、木板。道光三十年，艺人温荣发现犁铧片敲击能发出清脆的声响，于是用犁铧片磨了一付铁板，并研习了一套击板方法，演来令人耳目一新，人送外号温铁板。
　 　乐亭大鼓的成长得益于当时乐亭良好的经济环境。当时乐亭出现了崔、刘、张、史四大豪门望族，乐亭大鼓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他们长年包养着说书班子， “一些达官显贵之家的夫人小姐极喜爱乐亭大鼓，每每垂帘听书，稍次一等的人家，便对坐观看，贫苦人家的男女老少，只能爬墙窃听，倚门而望。”
　　乐亭大鼓得以享誉京城，源于清末艺人温荣进京献艺。据说他得到了某王爷赏识。王爷将未有正式名称的乐亭调赐名为“乐亭大鼓”，王爷金口一开，温荣大名传遍京城。很快乐亭大鼓便成为北京说唱艺术中重要的一支。侯五德、傅士亭、翟青山等人成为享誉京城的名艺人。
　　将乐亭大鼓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成为一代宗师者，乃是上世纪30年代名动京城的女伶王佩臣。
　　王氏唱腔温柔酸楚，倦怠慵懒，撩人心扉。王氏所创立的流派是京腔京韵，没有乐亭本土的地方怯口儿。因此她受到了来自乐亭地方势力的攻击，以至于后来出版的王佩臣唱片更名为“铁片大鼓”。
　　让颇为自负的乐亭人没有想到的是，将乐亭大鼓推陈出新、创万人争说之新腔的，乃是来自滦南的艺人靳文然。靳文然1912年生，师从乐亭齐祯，他音域宽广，行腔钻天入地来去自如，抒情时俏巧甜美，激越时铿锵有力，撼人心魄。
　　乐亭人指责靳文然不应使用乐亭大鼓的称谓。从地理上看，唐山、滦南在乐亭以西，可称西路，韩香圃所唱可称东路。这种划分被行内认同。因西路的靳腔受到了行内外欢迎，东路一派温荣嫡传弟子大多改换门庭，学唱西路靳派乐亭大鼓。
　　　　
　　西河大鼓
　　●河北河间，张庄
　　●艺人：邢天昆（74岁）
　　
　　二八的小佳人好心焦
　　怎么这么焦来怎么这么焦
　　过了门才三个月
　　把一个女婿方死了
　　您说人家怎么不心焦
　　常言道人得喜事精神爽
　　闷来愁肠躺下就着
　　鼓打三更做了一个南柯梦
　　梦见死去的丈夫又活了
　　小奴上前扑了一把
　　唉哟嗬没有扑着
　　岔了奴家气，扭了奴家腰
　　摔了一个仰巴跤，没摔着
　　后脑勺。
　　———西河大鼓《小寡妇上坟》
　　　
　　我们到河间的第二天，租了辆便宜的三轮蹦蹦车，去邢天昆的家———张庄。
　　邢家是个安静衰败的小土院，三间北房两间东屋，西边的猪圈塌了。屋子里昏暗憋闷，我们就坐在院子里说话。
　 　74岁的邢天昆本名邢文华，邢家父辈喜欢大鼓书。他小时候跟着父亲玩三弦，学一两段儿唱。十几岁时，有个艺人来张庄说书，邢天昆便拜此人为师。学了几个 月他就随师出外卖艺。边卖艺边抽空学了《康熙私访》、《兴唐传》、《瓦岗寨》、《呼杨合兵》等书目。除了在河间一带说书，东三省是他们长年累月卖艺的地 方。与多数职业艺人的命运一样，邢天昆的说书生涯在“文革”前便开始受到阻挠。村领导受上级指示，不准他出外卖艺。
　　邢天昆的老伴已去世多年，惟一的女儿远嫁他乡，年逾古稀的邢天昆身材消瘦，步态轻盈，身体硬朗。孤身一人的他，为了生计给人家打打零工、看看大门。前些天他给人家照看了40天的厂子，每天挣7块钱。后来厂主找来自家亲戚，不用他了。
　　邢天昆说，自己是个多年做艺的老艺人，孤苦伶仃，县里应该帮助他一下，给他一些生活费，他可以指导一下学西河大鼓的学生，自己身上这点玩艺儿也不至于带到棺材里去。
　　邢天昆的说书家什都没有了，为了拍照，他出去找人借了一把三弦。　
　
　　
　　京韵大鼓、梅花大鼓
　　●北京旧鼓楼大街后马厂胡同
　　●艺人：关翠兰（90岁）
　　
　　哎那孟春和风庆上元
　　哎那清明以前暖又寒
　　哎那年年倒有花朝口
　　哎那有情人无奈有情天
　　哎那都只为补天荒石转生了宝玉
　　哎那林黛玉是绛珠落在了人间。
　　——梅花大鼓《黛玉葬花》
　　　　
　 　与乡土大鼓如乐亭大鼓、西河大鼓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传播不同，清丽优雅的梅花大鼓来源于清末京城八旗子弟自娱自乐的组织：八角鼓票房中的北城清口大鼓。经 过名艺人金万昌的改造，于1920年代形成誉满京城的金派梅花大鼓。梅花大鼓的鼓词多来源于子弟书———一种极富文学色彩的唱本。梅花大鼓鼓词文雅，唱腔 婉丽柔美，极适合女演员演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京城有一批女演员演唱梅花大鼓。90岁的关翠兰老艺人，便是这批演员中硕果仅存的一位。她是京韵大鼓、梅 花大鼓两门抱的艺人。
　　初夏的一个下午，我和张卫东驱车来到旧鼓楼大街后马厂胡同。下车后，我买了奶片、瓜子、二锅头酒，这些都是老人喜爱的。
　　老人住在向东开门的大杂院一进门右手第一间房子，这是一溜北房的小耳房，两米宽，三米长，为了宽绰一点儿，在房前打通接出去一米来宽。
　　老人已经在等我们了。她一个人在这里生活，70岁的女儿常过来陪伴她。老人身材清瘦，思维清晰，行动灵活，一生的辛劳并未在她身上打下过多的烙印，每天吃饭时，她都要喝上一点儿二锅头酒。
　　关翠兰唱大鼓的因缘，说来辛酸，她父亲老姓瓜尔佳氏，满族镶黄旗人，祖辈为官，母亲老姓温都完颜氏，这个姓氏可以上溯至金代皇族。
　 　1915年出生的关翠兰，原先父亲给取的名字叫关秀亘。毕业于清政府官办交通大学第一期的父亲，辛亥革命后进入铁路局京绥线工作，一家人生活颇为富足。 关翠兰9岁时，父亲患上精神分裂症，停薪在家养病，不久父亲抽上大烟，只五六年的时间，关家彻底败落，大宅换小房，最后搬到鼓楼附近与贫民为伍。
　 　关翠兰11岁接触京剧，“凑合能服弦，一来二去也能唱得有板有眼了。”1927年夏天某日，一个叫徐荣增的邻居听见关翠兰唱《三娘教子》，彼此认识了， 后来关翠兰知道这徐家是吃开口饭的卖艺人家，她回家试着向母亲提出想学艺。此时关家穷得几乎揭不开锅，不得已，母亲带她到徐家请求拜师，徐荣增答应了，择 了日子订了契约，三年学艺，衣食自理，收入归师。
　　徐家是子弟票友出身的曲艺世家，到了那会儿已经是第三代操此业了，第一代徐阔山，子弟八角鼓票房出身，擅演莲花落，第二代徐荣增，也就是关翠兰的师父，不过关翠兰拜师后，师父并不怎么教她，倒是师父的儿子、年长她一岁的华宝每天教她一个时辰的鼓套子。
　　每天早晨8点，关翠兰从家里走到安定门内一个善人开的粥厂打粥，喝完粥再到徐家学艺，这段时间她未吃过午饭，一直到下午4点以后，去德胜门内西缔胡同，那里有基督教堂，每天下午4点半开始舍粥，这就是关翠兰的晚饭。
　 　学艺才几个月，徐家就让关翠兰跟着撂地卖艺，地点就在鼓楼后边，离家很近。卖艺之后，关翠兰不用去粥厂喝粥了，她每天可以在徐家吃两顿窝头熬白菜。两个 月过去后，有人找他们去崇文门外万年居茶馆唱晚场，一场唱下来，连点唱的小费算上，关翠兰能挣一块多钱，弹弦的师哥华宝能挣两三毛钱，在万年居他们干了一 年多，转过年去又到了什刹海杂耍大棚演出，晚上有时去茶馆演出，关翠兰主要唱京韵大鼓，《包公夸桑》、《昭君出塞》、《头本蓝桥会》什么的，有时碰见好角 儿在前边唱京韵，她后边就改唱铁片大鼓《武家坡》、《拆西厢》、《妓女告状》之类的，每天挣的钱由华宝拿着，晚上回家交给师娘。华宝一家人的日子，是由 14岁的关翠兰支撑着的。
　　学艺三年以后，1932年，17岁的关翠兰嫁给了师哥华宝，结婚头几年，他们的演出收入不错，关翠兰的京韵大鼓、梅 花大鼓在北城一拨儿女角中，有了些名气，这时他们吃上些大米白面，有时还能吃上鱼肉。不过五年多以后，北京的大鼓书买卖渐渐不行了，关翠兰和丈夫一起搭班 儿去太原，这时关翠兰已经是个角儿了，每场演出，由她攒底压轴，她攒底的曲目很多，像《古城会》、《博望坡》、《草船借箭》、《战长沙》、《截江夺斗》、 《坐楼杀惜》、《活捉三郎》、《大西厢》、《百山图》、《玉堂春》等等。三个月的演出合同，演了一个多月，生意不错，这时，卢沟桥的枪声把买卖搅了。思家 心切的他们搭火车刚到石家庄，通北京的车停驶了，他们成了难民。几个艺人先到了保定，搭了个班在当地做了几天买卖，8月初日本人的炸弹又扔到了保定，他们 继续逃难，穿村过店，最后到了开封。
　　在大相国寺，他们找到了卖艺的北京老乡，生计暂且有了着落。每天她们一班女角儿排成一排坐在杂耍园子正场上，让观众瞧看，以便点唱节目，当时管这叫“色艺双绝”。
　　不久以后，他们辗转回到北京。
　　1940年代初，是他们一家最艰难的日子，关翠兰父亲贫病交加，死了，她的公公投河自尽，婆婆将家产几乎变卖一空，后来母亲去世，接着婆婆又过身，一年之内，两家四位老人都死了。
　　就在一家人陷入绝境时，华宝在东安市场新中国杂耍园子找了份坐弦的活儿，关翠兰也跟着在园子演唱，日子才又缓过劲儿来。有一位欣赏她的教授，介绍她到电台去演唱，演唱的曲目有京韵大鼓也有梅花大鼓，主要是三国和水浒的段子。
　　1945年关翠兰第二个女儿出生之后，没有人照顾孩子，当时杂耍园子的生意也不好，新一拨年轻的女艺人成长起来，关翠兰便终止了她的演艺生涯，一心在家照顾孩子，这一年，她30岁，从艺17年。
　 　担子全落在了华宝身上了，他白天出去拉洋车，晚上到茶馆给人弹弦。1949年以后，家庭妇女关翠兰靠干些补花的绣活来补贴家用，华宝先分到了曲艺团， “文革”前又退职了，关翠兰便从早到晚补花，做饭，操持家务，苦日子就这么熬过了几十年，街坊邻居都知道她是补花的关大妈，没人知道她是当年曾唱遍北城的 一位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两门抱的大鼓书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