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和 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
如果我们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物画发展分为两大脉络，一是以中央美院卢沉、姚有多、周思聪等人为主导的北方体系，一是以浙江美院方增先、李震坚、周昌谷等人为主导的南方体系。这两大体系都是沿着现实主义风格文脉发展演进的，相对而言，北方画家重在以严谨写实的素描造型作为基础，以素描改造、化合笔墨，注重人物造型的准确性，在笔质上多借鉴山水画的皴擦、积染，来增强画面力度。而浙派人物画家则在更大程度上持守传统文人画笔墨，以与西方绘画拉开距离，注重书法韵味与图式张力，参用写意花鸟画的笔法入画，注重笔墨的尚意趣味。
叶浅予 民族大团结 123×183.4cm 1953年 国画 中国美术馆藏
周昌谷 两个羊羔
世纪曙光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画的文化语境发生了诸多变化，关于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的思考与讨论始终持续：中国画如何走出国门为世界认同和欣赏，连同对回归传统笔墨的反思以及中国画概念、材料的限定与拓展等种种问题，都成为摆在中国画家面前的时代课题。一方面，随着国人了解域外文化艺术的渠道更加便捷，西方艺术观念与技法样式大量涌入，各种艺术思潮在中国画坛几乎都能找到呼应；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际经济、政治地位都在迅速提升，中国人在文化上取得国际认同的要求变得空前迫切，希望中国的当代文化、当代中国的本土艺术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实现自身价值，以扩展其影响力与普适价值，已经成为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诉求。
在新世纪的社会文化语境要求下，如何看待传统，成为衡量中国画的文化规定性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中国画家与文化学者认识到发掘中国画传统的当代意义；同时，更多画家和理论家也开始反思“传统”的范畴和外延，即传统的中国画作为历史，不仅仅只是文人写意画，而是包括了很多非文人阶层的广义上的文化传统。尤其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当人们回顾20世纪中国画的成就与积淀的时候，发现我们今天所言的“传统”已经具有多层面的涵义，它既包括百年以来以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画家为代表的近代传统，又涵盖着明清以降以“四王”“四僧”等画家群体为代表的宫廷与在野文人传统、董其昌的“南北宗”画风系统，此外还包蕴着民间画工传统等。当这些传统的内容、因素作用于当下，又必然需要和当代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而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混融，以及科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以因特网与自媒体为代表的信息时代的发展，都为传统艺术门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当代语境。
回望之间，新时期40余年来、新世纪近20年来的中国画创作，其重点和难点并不在于用以表现当下社会生活的写实基础与造型能力，也不在于以宣纸笔墨作为媒材所展开的西方现代主义的观念实验，而是通过吸纳笔墨传统，抒写主体精神，使之完成中国人内在精神的延续与拓展。
新中国已走过70年的发展历程，时间的车轮一如既往滚滚转动。当都市人群的当代生活场景进入画面，当后工业社会的现代趣味左右人们的判断，当西方的文化观念与艺术媒材影响中国传统画种的审美观与表现方式，中国画的“多元”开始变得空前合理与有迹可循。一方面，在21世纪的最初20年，传统与新潮仍然在一直延续，“中国画”与“水墨”的概念之辩尚待深入；另一方面，新的宏观背景与具体问题不断摆在人们面前。“当代”终会成为“历史”，面对新世纪刚刚走过的步履，面对那些“距离我们最近的传统”，如何进一步发掘、弘扬中国的民族文化，并使其更好地完成现代性转化，成为日益重要的学术课题，也成为中国画在未来发展中的文化策略与历史使命。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原文首刊于《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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