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华盛顿邮报记者蒙特．瑞尔（MonteReel）这本《测量野性的人》，是维多利亚时代动物猎人保罗．梮谢吕（PaulDu Chaillu）深入西部非洲追猎大猩猩的故事，也是一部科学与文学、神学互动的历史。中译书名少见地比原文更有深意。书名若依原文直译为「人兽之间」（BetweenMan and Beast）虽也不差，但总觉得少了些想象空间。
作者在本书开头写道，他「深受『野性』（wildness）这个字眼所吸引，特别是它塑造我们恐惧和梦想的方式，以及这些恐惧和梦想又如何反过来重新塑造我们对荒野的概念。」保罗．波嘉德（PaulBogard）在《夜的尽头》（TheEnd of Night）这本书提到，梭罗的名言「野性隐藏着世界的救赎」（InWild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其中的「野性」一词经常被误解为「荒野」（wilderness），但梭罗所指的野性是一种不受地理限制的特质，不只存在于荒野，也存在于城市及人的思想中。野性不只存在于大猩猩身上，也存在于保罗．梮谢吕身上。蒙特．瑞尔同时也藉由描绘梮谢吕的生平，带出两个主要历史场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及南北战争前夕的美国，那是一个极力否认人性中具有野性与兽性的时代。
在当时的英国，人的神圣性即将被野性动摇。在达尔文的《物种原始》于1859 年出版前，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上的发现已经让《圣经》的权威摇摇欲坠，学界也已出现物种嬗变的想法，但是这些理论与达尔文版本的演化论最大的不同，就是仍试图保持人类的特殊地位，例如理查德．欧文（RichardOwen）虽然承认物种会演化，但他还是相信人类是独立于其他动物发展出来的；就连几乎与达尔文同时构思出演化论的华莱士，也认为像人脑如此精密复杂的存在，必定是一个「统治一切的智能主」所设计的。不过达尔文主张演化并没有目的性，传记作家戴维．逵曼（DavidQuammen）认为，这就是达尔文的演化论令人难以接受的原因，因为它挑战了人们自以为有的神性。
人，只不过是一种猿类？
这些争论跟梮谢吕和他的大猩猩有什么关系？正因为当时的人深信自己是上帝独特的造物，因此大猩猩这与人极度相似、会模糊人兽之间界线的物种，让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产生了极大的不安，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也不过是一种胜博发猿类。现代生物分类学的鼻祖林奈曾在1714 年写信给朋友说，「必须把人类归属在灵长类中让我感到不是很舒坦」，「我急着想从你那里还有全世界寻求自然史中区分人猴之间的通则。」一百多年后，学者们更急切地想要知道测量野性的标准，而他们的依据就是梮谢吕千辛万苦从西非带回来的人类及猿类标本。
现代生物分类学的鼻祖林奈曾在1714 年写信给朋友说：「必须把人类归属在灵长类中让我感到不是很舒坦，我急着想从你那里还有全世界寻求自然史中区分人猴之间的通则。」
其中，两位同样借助梮谢吕搜集的材料进行研究的学者理查德．欧文与托马斯．赫胥黎（ThomasHuxley），得出的结论却是南辕北辙。有意思的是，作为达尔文的反对者，欧文虽然是科学史上的输家，但他说对了一件事：「人类并不是从大猩猩演化出来的。」而且他也证实黑白人种的大脑与智力并无差异，无意间为种族平等提供了依据。相对地反对蓄奴的赫胥黎却认为，非洲和澳洲的原住民属于人类当中发展较低的阶层，并错误地将人类各种族放在一条直直的演化路线上，从低等的黑人一直排到高等的白人。欧文与赫胥黎的例子，显示出科学家的既定观念、社会思潮与研究结果之间的微妙关系，即使看似中立的科学研究结果，也必定会镶嵌进社会脉络之中，产生研究者无法预料的影响。
对「野性」的偏执 成为蓄奴的借口
在人们因大猩猩与人的相似性而紧张时，牠也同时成为异己的代表、蓄奴的借口。支持蓄奴者认为跟白人相比，黑人与大猩猩更相似，应该被归为动物而非人类，因此奴役他们完全没有道德上的疑虑。在蓄奴者心目中，黑人／大猩猩就是兽性／野性的代表。美国国会在辩论废奴议题时，一名印第安纳州的代表宣称，终结奴隶制无异于授权这些「人类大猩猩」谋杀他们的主人、强奸他们的妻女。梮谢吕在纽约时，一出名为《八分之一的黑人》的戏剧正在百老汇上演，女主角绝望地表示，一滴非洲的血让她成为「不洁之物」。虽然恶名昭彰的「一滴血法则」（onedrop rule）是在二十世纪才成为成文法，但从这出戏可以看出，美国当时对测量野性的偏执达到何种程度。
维多利亚时代动物猎人保罗．梮谢吕（PaulDu Chaillu），也是《测量野性的人》此书中叙述的主角。
至于梮谢吕本人，他对于野性的标准显然颇为迷惑。他从大猩猩的姿态、反应和叫声中，感觉到「一些带有人性的东西」，「当大猩猩站起身，以两条腿奔跑时，就让他想起人类短跑的画面。每一次听牠们咆哮，他彷佛在那哭声中听到了一个人类的发音。有时他觉得自己不是猎人，比较像个杀人犯。」蒙特．瑞尔如此解读：梮谢吕既怀疑大猩猩具有人性，又在著作和演讲中夸大这些怪物的可怕，这种矛盾可能是试图压抑他内心的不安：「这头他所追捕的野兽似乎跟他本人有很多相似性。」
瑞尔的解读非常精准，而这也是全书最具张力的部分：梮谢吕因为成功猎杀大猩猩而成为「伟大的白人猎人」，但他同时也是自己努力要跻身的上流社会中，那些菁英名流测量的对象。嫉妒他名气的人试图揭发他的非白人血缘，对梮谢吕来说是比探险经历被质疑更大的危机。那些支持他的科学家「全都具有不能容忍非白人的名声」，「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中完全没有少数族裔，他们被排除在外，并没有引来任何争议，因为这在大家心目中根本是理所当然之事。」
或许正因为梮谢吕本身有非白人血缘，因此他对其他种族乃至于动物多了一丝同理心。他在著作中曾纪录一段轶事，试图颠覆黑人与人猿相似的印象。他曾和非洲当地人一起猎杀一只黑猩猩，当地人觉得黑猩猩的外观神似高加索人种，于是对梮谢吕说：「你看！他的头发是直的，都和你一样。你快来看看这个从灌木丛中出来的白脸亲戚！他之于你，比大猩猩之于我们还要近！」
我不是人类的兄弟吗？
保罗．梮谢吕生活的十九世纪，是一个思想、观念处于剧烈变动中的时代。1858年，德国探险家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Humboldt）的《宇宙》（Cosmos）完整英文版问世，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正是现今生态学物物相关的概念，预示着下个世纪生态运动的萌发。梮谢吕在第二次前往西非探险前，曾向出版商订购《宇宙》，他宣示此行将不再「无谓屠杀这些动物」，而是以更详细的观察取代搜集标本。虽然批评者可能会视为预先为任务失败的可能解套，但可以确定的是梮谢吕确实注意到世界对猎杀动物的看法已逐渐改变，而他确实也对猎杀大猩猩的行为感到厌倦了。
左为1861年《刺青》杂志上的讽刺漫画，右为十九世纪英国禁止奴隶贸易协会的标志。
野性是否能测量，又该如何测量呢？从十九世纪至今，过往学界认为「唯人独有」的标志如语言、自我意识、使用工具、创造艺术，甚至豢养宠物都纷纷遭遇挑战。人何以为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迷惑程度，可能和一百多年前的梮谢吕和博物学家们不相上下。值得庆幸的是，如今这种迷惑使我们更加谨慎看待自己在自然界中扮演的角色。十九世纪英国禁止奴隶贸易协会的标志，是一个跪地恳求的奴隶画像，上面写着「我不是人类的兄弟吗？」（AmI Not a Man And a Brother?）1861年伦敦的《刺青》杂志刊登了一幅戏谑的漫画，把这句标语改成「我是人类的兄弟吗？」配上一张直立大猩猩的插图。今天不仅把类人猿视为兄弟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伦理标准也正持续扩及这个星球的所有生物。
也许所谓的人性，就是一种独特的生物性（兽性），而人类这种生物特有的好奇心，最终将使我们发现世间万物都是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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