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杜聿明在北京病重,当年的老战友郭汝瑰前来探视,眼看自己生命已经到了最后尽头,杜聿明紧紧地抓着郭汝瑰的手问: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年是不是共产党。”
郭汝瑰见杜聿明如此情形下,也不愿意再隐瞒,可他没有直接正面回答,而是委婉地说了一句:
“光亭兄,我们只是政见不同。”
郭汝瑰简单的一句话,算是对杜聿明一个简单的交代
事实上郭汝瑰率领72军起义以后,于1950年3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表明上级当时是按照起义将领来对待他的,而不是按照地下党员。甚至于在当时郭汝瑰的身份还不如一个力战被俘的国民党军11师师长王元直。
面对杜聿明的问题,郭汝瑰心里也很受煎熬,因为党没有要他公开身份,他就只能继续隐藏着。
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建制,那时已经年过花甲的郭汝瑰先是回到了四川巴县,后来又搬到了重庆北碚定居。
图|杜聿明
1980年4月,郭汝瑰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阐述自己过去革命历程,反映了自己入党的请求,因为当时郭汝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中组部将郭汝瑰的信批转给了重庆警备区,重庆警备区党委经过充分的调查审核,最终批准了郭汝瑰入党的请求,成都军区于1981年评郭汝瑰为全军区最优秀的共产党员。
郭汝瑰这样一个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至此才得以完全公开身份。
事实上在整个国民党军阵营中,陈诚、顾祝同都对郭汝瑰十分看重,唯独杜聿明始终怀疑他。
尽管几经调查毫无证据,但杜聿明对郭汝瑰始终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他曾向蒋介石面告,说郭汝瑰是“共谍”,理由有二:
其一、郭汝瑰不近女色;其二,郭汝瑰不贪财。
甚至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杜聿明还举了一个例子,郭汝瑰家里的沙发都是带补丁的。
杜聿明言下之意是,我自己就已经够清廉的了,郭汝瑰怎么可能比我还清廉。
可这番毫无证据的指责却招致蒋介石不满:
“你就是太多疑了,像他们那样节俭一些,也没什么不好的。”
注意,这里蒋介石说的他们,不仅包括郭汝瑰,还包括刘斐,刘斐作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因为多次战略决策失误,不少人都怀疑是地下党,甚至于还有人不知道从哪里找来资料,一个国民党军小兵曾亲耳听到过刘斐对他说过自己是共产党。
图|郭汝瑰
可时至今日,并无绝对的证据证明,刘斐是地下党员,他的老友白崇禧也称:“刘斐不可能是地下党,他生活奢靡到地下党都不敢要他。”
1949年8月,刘斐与黄绍肱等23名国民党军将领在香港通电起义,直至晚年始终在为祖国和平统一不懈努力着。
郭汝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在1928年5月,经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的。
早于大革命时期,郭汝瑰便倾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当年在黄埔军校第五期求学期间,就听过萧楚女、恽代英等人的讲座,阅读过李达、陈独秀等人的著作。
郭汝瑰考入黄埔军校参加大革命,是中共秘密党员袁镜铭介绍的,当郭汝瑰知道袁镜铭是秘密党员的时候,就曾强烈要求他介绍入党,但在当时郭汝瑰的哥哥郭如栋是川军将领,考虑到他家庭成分不一般,袁镜铭没有立即答应。
北伐期间,郭汝瑰跟随黄埔军校两个大队随军迁到武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时消息还没有传到武汉,在武汉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立即安排郭汝瑰提前毕业,到他堂兄郭如栋部,从事兵运工作。考虑到杨森很有可能听从蒋介石命令进攻武汉,郭汝瑰主要的任务是,说服堂哥郭如栋,不要出兵相助杨森,迟滞杨森的行动。
尽管郭汝瑰成功说服了堂哥不要出兵相助杨森,但郭如栋却倒向了蒋介石,没过多久,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宁汉合流后,郭如栋失去了与吴玉章的联系。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袁镜铭,在袁镜铭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图|黄埔军校
遗憾的是,郭汝瑰在川军滞留三年,并无太大建树,1930年4月,中原混战,蒋介石调郭如栋赴湖北驻防,袁镜铭派人来联系郭汝瑰,希望他率领部队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但因为联络问题,郭汝瑰这一个营反倒被红军消灭。
部队被打光了,郭汝瑰也就此失去带兵的权利,更为关键的是郭如栋对自己这个弟弟也越来越不放心,将他请离了部队,并安排郭汝瑰赴日留学。
郭汝瑰只是觉得,自己出去学习也很好,但却没想到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走了长达几十年的弯路。
一直到1931年,郭汝瑰从日本退学回到上海,但这时军界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所。
郭汝瑰等4人向南京训练总监部请求,希望能到陆军大学去进修,却因“擅自退学”为罪名,不准他们入学。好说歹说,南京训练总监部才批准他们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八期、九期学习,可郭汝瑰是黄埔五期毕业生,不愿意在返回头去重新学。
就在这个档口,一名保送陆大的学生因学历不合格被退学,郭汝瑰得以步入陆军大学学习。
进入陆军大学学习,是郭汝瑰能够晋升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重要途径。
在国民党军中有这样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做'穿黄马褂、戴绿帽子',穿黄马褂指的是黄埔军校毕业,而戴绿帽子则是指陆大毕业。
郭汝瑰在陆大时,碰上了赏识自己的教育长杨杰,本来郭汝瑰在陆大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以后,可以被安排进部队中,但他不愿意加入内战成为帮凶,因而在杨杰照拂下,进入陆大研究院继续深造。
一直到抗战爆发,郭汝瑰才认为报效国家的时机已到,接受同僚推荐,到14师任参谋长。
图|陈诚
14师是属于陈诚的土木系,一开始陈诚对郭汝瑰,还不大能看得上。
可两件事之后,却让人对郭汝瑰刮目相看。
抗战全面爆发,郭汝瑰所在的14师奉令参加淞沪会战,因所属42旅旅长胆怯,师长霍揆章命令郭汝瑰暂代42旅旅长,过如果上了前线以后,指挥42旅与日寇血战七昼夜,8000余人部队仅剩2000余人,仍保阵地未丢失。
武汉战役时,蒋介石听从德国顾问的意见,准备死守武汉,下令在武汉三面构筑防御工事,当时郭汝瑰参加陈诚主持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会上陈诚宣布了作战计划,郭汝瑰站起来批驳:
“我认为这个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突破,必将全军崩溃。同时,这又跟南京战役一样,背水立阵,一旦战争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我看武汉三镇地形,到武汉核心阵地就已经不好守了,最好,我们居高临下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我判断,敌人主力将陆海军配合沿江而上,两岸陆军迂回包围我沿江要塞,节节进展,今日寇已攻下马当要塞,长江两岸之敌必从长江南岸瑞昌地区登岸,进攻金鸡后,再向码头镇、富池口进攻……。”
郭汝瑰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防御上的不足,还提出了解决办法,实施外围作战,结果打起来以后,尽管武汉各处阵地均失守,武汉陷落,但各部因实施外围作战,伤亡很少。
在陈诚推荐下,郭汝瑰就任第20集团军参谋长,后来又获推荐改任暂编第五师师长。
这个所谓的暂编第五师,虽然纸面上上报有7000多人,但实际上是一支只有3000余人的部队,而且整体战斗力低下,但在长沙会战期间,郭汝瑰率领暂编第五师奇迹般的大出彩,受到了战区司令官薛岳的赏识。
图|郭汝瑰将军晚年
经过了黄埔、陆大的镀金,又加上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陈诚、薛岳的赏识,郭汝瑰成功进入到蒋介石的核心圈子。
一直到1944年3月,郭汝瑰已经在陈诚的提拔下,出任了军务署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
抗日战争结束后,郭汝瑰通过任逖猷、任廉儒的关系,恢复了同党组织的联系
应该说郭汝瑰这一生中,除了重新恢复与党组织联系外,最大的荣耀,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亲自率军与日寇血战。
1948年9月,济南战役胜利落下帷幕,华东野战军随即也开始考虑,部署淮海战役。
就在淮海战役之前,1948年10月29日,国民党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何应钦在南京召开作战会议,当时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提出了两个方案。
其一、集中优势兵力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陇海铁路,当我军集中主力南下时,就集中主力,寻求与我军决战;
其二、放弃徐州、蚌埠,全部主力退守淮河,进行河川防御。
事实上就在这次会议中,国民党军经过商讨后,决定按照第一种作战方案部署。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
可出乎预料的是,蒋介石却更加倾向于第二种方案,一直到11月5日,顾祝同在徐州召集刘峙等将领开会,才明确了以第一种作战方案,各个兵团主力均向徐州集中。
图|淮海战役要图
如果说国民党军各个兵团收缩的及时那么一切还都好说,但该方案一直到淮海战役前夕才被彻底定下,整体各部队收缩的步调已经被完全打乱。加之刘峙作为徐州剿总司令,只顾忌自己的私盐生意,导致了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围。
就连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中,也有专门提及郭汝瑰的一句话:
“这里,我心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方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郭汝瑰能够接触到国民党高层的核心,而且他也确实是将机密送达了我军前线。并不断地影响国民党军在前线的作战部署,然而在郭老晚年的回忆录中,却对自己在淮海战役中所起到的作用并未提及。
我们一致都认为是郭老谦虚。
图|郭汝瑰将军晚年在家著述
不过这里要插一句话,有人分析认为,郭老之所以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此事,是因为整个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的作战方案一直是在不断变化的,送出情报很明显针对战场形势有着滞后性,因而起到的作用不大。
即便如此,也不能掩盖郭汝瑰的功绩。
一直到整个淮海战役结束,郭汝瑰又将接触到的国民党军制定的江防计划以及江南作战计划,在报送蒋介石的同时,还给了任廉儒,然而这一计划因遭遇意外变故,未能成功送出去,负责护送情报的上海民革主委、中共地下党员王葆真因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而被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始终坚持没有供出任廉儒与郭汝瑰来。
1949年12月11日,郭汝瑰率领72军在四川宜宾通电起义,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汝瑰始终过着平静的生活,尽管也遭遇了几次风波,却始终泰然处之。
谁知道年逾七旬以后,却又遭到莫名的泼脏水。
郭汝瑰撰写的回忆录由王钟伦先生写成长篇报告文学在台湾出版,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媒体报纸不惜采用爆炸式的标题,来抹黑郭汝瑰。诸如《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
图|郭汝瑰回忆录
如美国一家媒体刊载文章《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中称:
“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讽刺。”
依照大部分媒体所载文章称,如果不是因为郭汝瑰“叛变投敌”,国民党便不会败走台湾,甚至还有不少人公然骂他是“叛徒”。
年逾古稀的郭汝瑰听闻此事后,也只是淡然一笑:
“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我早年就参加共产党,从来没有跟国民党干反共的事,说不上什么背叛。何况,背叛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也是好事。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说孙中山先生为叛徒,视郑孝胥、张勋这些保皇派为忠臣,岂不可笑?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止社会进步。这是一种糊涂之论。”
郭老晚年离休后,一直居住在四川,后来又改在重庆北碚一处70平米的房子里居住,组织上后来给了他一笔钱让他修房子,全都让郭老按照党费给交了,成都军区将郭老定为副兵团级待遇,要将他迁入一栋别墅楼中,郭老严词拒绝。
图|郭汝瑰与孙女在一起
郭老向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坦言:
“希望从你自己做起,坚持用国产手表的好传统,不坐进口车。”
因为经历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腐败 ,郭汝瑰自己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期间,郭汝瑰与邓兆祥受李先念邀请一起吃饭,席间谈论起来,郭老仍直言不讳的说:
“我们的部队无论如何不能经商。国民党军队就是因为军官敛财,丧失了战斗力。”
晚年的郭老时常受邀到部队讲座,还经常到重庆警备区给官兵们教授英语,不取分文报酬,重庆警备区训练民兵时,郭老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带民兵进行爬山教练。
1990年,郭汝瑰来到北京国防大学,遇到了老熟人张震
那时已经退休的郭汝瑰特意从老家赶来北京,这次见到了张震,是想要回报一下自己近期的工作情况:
“我先前答应主编的《中国军事史》已经编撰完成了,而国家发给的5万元经费,已经划了4万多元,余款还有8000多元,现在准备交给国家。”
图|张震
不过就在接下来两人闲聊之间,郭汝瑰却又提出,自己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还能干得动,希望能够再写一本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书,如果国家能够答应的话,自己就会想办法再筹一笔钱,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再捐一些。
我们无法得知张震将军在听到郭老这句话时,是什么表情,但是张震将军还不等郭汝瑰把话说完,立即表示:
“不要去找人捐助了,我支持你。”
郭汝瑰晚年两部著作《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其中《中国军事史》前后洋洋洒洒600万言,两部著作都是以严谨的科学论证著称,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史料。
尽管晚年的郭老身体状况始终不佳,一直到1996年大病初愈之际,仍坚持笔耕不辍。
1997年,郭老90岁大寿,许多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以及老朋友都赶来为他庆贺,当问及他还有什么心愿时,老人深有感触的说:
“如果问我还有什么愿望,那就是:已经看见香港回归,还想能到台湾一游,庆祝祖国的和平统一。如能爽愿,那就志得意满,可以不留遗恨到黄泉了!”
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心愿没能完成,大寿过后,老人坚持要送女儿到重庆机场,不慎路上遇到车祸,经抢救无效,与1997年10月23日去世。
郭汝瑰去世以后,在台湾的老朋友给他寄来了一封信,打开以后却是一份无字天书,郭汝瑰的儿子郭相操一开始并不懂这封信的含义,后来才知道,郭汝瑰以前同老同学、老同事分手之际,曾留下一句话:
“一切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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