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杜聿明在北京病重，当年的老战友郭汝瑰前来探视，眼看自己生命已经到了最后尽头，杜聿明紧紧地抓着郭汝瑰的手问：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年是不是共产党。”
郭汝瑰见杜聿明如此情形下，也不愿意再隐瞒，可他没有直接正面回答，而是委婉地说了一句：
“光亭兄，我们只是政见不同。”
郭汝瑰简单的一句话，算是对杜聿明一个简单的交代
事实上郭汝瑰率领72军起义以后，于1950年3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表明上级当时是按照起义将领来对待他的，而不是按照地下党员。甚至于在当时郭汝瑰的身份还不如一个力战被俘的国民党军11师师长王元直。
面对杜聿明的问题，郭汝瑰心里也很受煎熬，因为党没有要他公开身份，他就只能继续隐藏着。
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建制，那时已经年过花甲的郭汝瑰先是回到了四川巴县，后来又搬到了重庆北碚定居。
图|杜聿明
1980年4月，郭汝瑰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阐述自己过去革命历程，反映了自己入党的请求，因为当时郭汝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中组部将郭汝瑰的信批转给了重庆警备区，重庆警备区党委经过充分的调查审核，最终批准了郭汝瑰入党的请求，成都军区于1981年评郭汝瑰为全军区最优秀的共产党员。
郭汝瑰这样一个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至此才得以完全公开身份。
事实上在整个国民党军阵营中，陈诚、顾祝同都对郭汝瑰十分看重，唯独杜聿明始终怀疑他。
尽管几经调查毫无证据，但杜聿明对郭汝瑰始终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他曾向蒋介石面告，说郭汝瑰是“共谍”，理由有二：
其一、郭汝瑰不近女色；其二，郭汝瑰不贪财。
甚至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杜聿明还举了一个例子，郭汝瑰家里的沙发都是带补丁的。
杜聿明言下之意是，我自己就已经够清廉的了，郭汝瑰怎么可能比我还清廉。
可这番毫无证据的指责却招致蒋介石不满：
“你就是太多疑了，像他们那样节俭一些，也没什么不好的。”
注意，这里蒋介石说的他们，不仅包括郭汝瑰，还包括刘斐，刘斐作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因为多次战略决策失误，不少人都怀疑是地下党，甚至于还有人不知道从哪里找来资料，一个国民党军小兵曾亲耳听到过刘斐对他说过自己是共产党。
图|郭汝瑰
可时至今日，并无绝对的证据证明，刘斐是地下党员，他的老友白崇禧也称：“刘斐不可能是地下党，他生活奢靡到地下党都不敢要他。”
1949年8月，刘斐与黄绍肱等23名国民党军将领在香港通电起义，直至晚年始终在为祖国和平统一不懈努力着。
郭汝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在1928年5月，经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的。
早于大革命时期，郭汝瑰便倾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当年在黄埔军校第五期求学期间，就听过萧楚女、恽代英等人的讲座，阅读过李达、陈独秀等人的著作。
郭汝瑰考入黄埔军校参加大革命，是中共秘密党员袁镜铭介绍的，当郭汝瑰知道袁镜铭是秘密党员的时候，就曾强烈要求他介绍入党，但在当时郭汝瑰的哥哥郭如栋是川军将领，考虑到他家庭成分不一般，袁镜铭没有立即答应。
北伐期间，郭汝瑰跟随黄埔军校两个大队随军迁到武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时消息还没有传到武汉，在武汉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立即安排郭汝瑰提前毕业，到他堂兄郭如栋部，从事兵运工作。考虑到杨森很有可能听从蒋介石命令进攻武汉，郭汝瑰主要的任务是，说服堂哥郭如栋，不要出兵相助杨森，迟滞杨森的行动。
尽管郭汝瑰成功说服了堂哥不要出兵相助杨森，但郭如栋却倒向了蒋介石，没过多久，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宁汉合流后，郭如栋失去了与吴玉章的联系。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袁镜铭，在袁镜铭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图|黄埔军校
遗憾的是，郭汝瑰在川军滞留三年，并无太大建树，1930年4月，中原混战，蒋介石调郭如栋赴湖北驻防，袁镜铭派人来联系郭汝瑰，希望他率领部队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但因为联络问题，郭汝瑰这一个营反倒被红军消灭。
部队被打光了，郭汝瑰也就此失去带兵的权利，更为关键的是郭如栋对自己这个弟弟也越来越不放心，将他请离了部队，并安排郭汝瑰赴日留学。
郭汝瑰只是觉得，自己出去学习也很好，但却没想到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走了长达几十年的弯路。
一直到1931年，郭汝瑰从日本退学回到上海，但这时军界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所。
郭汝瑰等4人向南京训练总监部请求，希望能到陆军大学去进修，却因“擅自退学”为罪名，不准他们入学。好说歹说，南京训练总监部才批准他们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八期、九期学习，可郭汝瑰是黄埔五期毕业生，不愿意在返回头去重新学。
就在这个档口，一名保送陆大的学生因学历不合格被退学，郭汝瑰得以步入陆军大学学习。
进入陆军大学学习，是郭汝瑰能够晋升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重要途径。
在国民党军中有这样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做'穿黄马褂、戴绿帽子'，穿黄马褂指的是黄埔军校毕业，而戴绿帽子则是指陆大毕业。
郭汝瑰在陆大时，碰上了赏识自己的教育长杨杰，本来郭汝瑰在陆大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以后，可以被安排进部队中，但他不愿意加入内战成为帮凶，因而在杨杰照拂下，进入陆大研究院继续深造。
一直到抗战爆发，郭汝瑰才认为报效国家的时机已到，接受同僚推荐，到14师任参谋长。
图|陈诚
14师是属于陈诚的土木系，一开始陈诚对郭汝瑰，还不大能看得上。
可两件事之后，却让人对郭汝瑰刮目相看。
抗战全面爆发，郭汝瑰所在的14师奉令参加淞沪会战，因所属42旅旅长胆怯，师长霍揆章命令郭汝瑰暂代42旅旅长，过如果上了前线以后，指挥42旅与日寇血战七昼夜，8000余人部队仅剩2000余人，仍保阵地未丢失。
武汉战役时，蒋介石听从德国顾问的意见，准备死守武汉，下令在武汉三面构筑防御工事，当时郭汝瑰参加陈诚主持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会上陈诚宣布了作战计划，郭汝瑰站起来批驳：
“我认为这个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突破，必将全军崩溃。同时，这又跟南京战役一样，背水立阵，一旦战争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我看武汉三镇地形，到武汉核心阵地就已经不好守了，最好，我们居高临下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我判断，敌人主力将陆海军配合沿江而上，两岸陆军迂回包围我沿江要塞，节节进展，今日寇已攻下马当要塞，长江两岸之敌必从长江南岸瑞昌地区登岸，进攻金鸡后，再向码头镇、富池口进攻……。”
郭汝瑰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防御上的不足，还提出了解决办法，实施外围作战，结果打起来以后，尽管武汉各处阵地均失守，武汉陷落，但各部因实施外围作战，伤亡很少。
在陈诚推荐下，郭汝瑰就任第20集团军参谋长，后来又获推荐改任暂编第五师师长。
这个所谓的暂编第五师，虽然纸面上上报有7000多人，但实际上是一支只有3000余人的部队，而且整体战斗力低下，但在长沙会战期间，郭汝瑰率领暂编第五师奇迹般的大出彩，受到了战区司令官薛岳的赏识。
图|郭汝瑰将军晚年
经过了黄埔、陆大的镀金，又加上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陈诚、薛岳的赏识，郭汝瑰成功进入到蒋介石的核心圈子。
一直到1944年3月，郭汝瑰已经在陈诚的提拔下，出任了军务署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
抗日战争结束后，郭汝瑰通过任逖猷、任廉儒的关系，恢复了同党组织的联系
应该说郭汝瑰这一生中，除了重新恢复与党组织联系外，最大的荣耀，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亲自率军与日寇血战。
1948年9月，济南战役胜利落下帷幕，华东野战军随即也开始考虑，部署淮海战役。
就在淮海战役之前，1948年10月29日，国民党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何应钦在南京召开作战会议，当时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提出了两个方案。
其一、集中优势兵力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陇海铁路，当我军集中主力南下时，就集中主力，寻求与我军决战；
其二、放弃徐州、蚌埠，全部主力退守淮河，进行河川防御。
事实上就在这次会议中，国民党军经过商讨后，决定按照第一种作战方案部署。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
可出乎预料的是，蒋介石却更加倾向于第二种方案，一直到11月5日，顾祝同在徐州召集刘峙等将领开会，才明确了以第一种作战方案，各个兵团主力均向徐州集中。
图|淮海战役要图
如果说国民党军各个兵团收缩的及时那么一切还都好说，但该方案一直到淮海战役前夕才被彻底定下，整体各部队收缩的步调已经被完全打乱。加之刘峙作为徐州剿总司令，只顾忌自己的私盐生意，导致了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围。
就连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中，也有专门提及郭汝瑰的一句话：
“这里，我心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方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郭汝瑰能够接触到国民党高层的核心，而且他也确实是将机密送达了我军前线。并不断地影响国民党军在前线的作战部署，然而在郭老晚年的回忆录中，却对自己在淮海战役中所起到的作用并未提及。
我们一致都认为是郭老谦虚。
图|郭汝瑰将军晚年在家著述
不过这里要插一句话，有人分析认为，郭老之所以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此事，是因为整个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的作战方案一直是在不断变化的，送出情报很明显针对战场形势有着滞后性，因而起到的作用不大。
即便如此，也不能掩盖郭汝瑰的功绩。
一直到整个淮海战役结束，郭汝瑰又将接触到的国民党军制定的江防计划以及江南作战计划，在报送蒋介石的同时，还给了任廉儒，然而这一计划因遭遇意外变故，未能成功送出去，负责护送情报的上海民革主委、中共地下党员王葆真因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而被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始终坚持没有供出任廉儒与郭汝瑰来。
1949年12月11日，郭汝瑰率领72军在四川宜宾通电起义，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汝瑰始终过着平静的生活，尽管也遭遇了几次风波，却始终泰然处之。
谁知道年逾七旬以后，却又遭到莫名的泼脏水。
郭汝瑰撰写的回忆录由王钟伦先生写成长篇报告文学在台湾出版，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媒体报纸不惜采用爆炸式的标题，来抹黑郭汝瑰。诸如《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
图|郭汝瑰回忆录
如美国一家媒体刊载文章《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中称：
“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讽刺。”
依照大部分媒体所载文章称，如果不是因为郭汝瑰“叛变投敌”，国民党便不会败走台湾，甚至还有不少人公然骂他是“叛徒”。
年逾古稀的郭汝瑰听闻此事后，也只是淡然一笑：
“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我早年就参加共产党，从来没有跟国民党干反共的事，说不上什么背叛。何况，背叛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也是好事。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说孙中山先生为叛徒，视郑孝胥、张勋这些保皇派为忠臣，岂不可笑？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止社会进步。这是一种糊涂之论。”
郭老晚年离休后，一直居住在四川，后来又改在重庆北碚一处70平米的房子里居住，组织上后来给了他一笔钱让他修房子，全都让郭老按照党费给交了，成都军区将郭老定为副兵团级待遇，要将他迁入一栋别墅楼中，郭老严词拒绝。
图|郭汝瑰与孙女在一起
郭老向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坦言：
“希望从你自己做起，坚持用国产手表的好传统，不坐进口车。”
因为经历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腐败 ，郭汝瑰自己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期间，郭汝瑰与邓兆祥受李先念邀请一起吃饭，席间谈论起来，郭老仍直言不讳的说：
“我们的部队无论如何不能经商。国民党军队就是因为军官敛财，丧失了战斗力。”
晚年的郭老时常受邀到部队讲座，还经常到重庆警备区给官兵们教授英语，不取分文报酬，重庆警备区训练民兵时，郭老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带民兵进行爬山教练。
1990年，郭汝瑰来到北京国防大学，遇到了老熟人张震
那时已经退休的郭汝瑰特意从老家赶来北京，这次见到了张震，是想要回报一下自己近期的工作情况：
“我先前答应主编的《中国军事史》已经编撰完成了，而国家发给的5万元经费，已经划了4万多元，余款还有8000多元，现在准备交给国家。”
图|张震
不过就在接下来两人闲聊之间，郭汝瑰却又提出，自己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还能干得动，希望能够再写一本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书，如果国家能够答应的话，自己就会想办法再筹一笔钱，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再捐一些。
我们无法得知张震将军在听到郭老这句话时，是什么表情，但是张震将军还不等郭汝瑰把话说完，立即表示：
“不要去找人捐助了，我支持你。”
郭汝瑰晚年两部著作《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其中《中国军事史》前后洋洋洒洒600万言，两部著作都是以严谨的科学论证著称，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史料。
尽管晚年的郭老身体状况始终不佳，一直到1996年大病初愈之际，仍坚持笔耕不辍。
1997年，郭老90岁大寿，许多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以及老朋友都赶来为他庆贺，当问及他还有什么心愿时，老人深有感触的说：
“如果问我还有什么愿望，那就是：已经看见香港回归，还想能到台湾一游，庆祝祖国的和平统一。如能爽愿，那就志得意满，可以不留遗恨到黄泉了！”
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心愿没能完成，大寿过后，老人坚持要送女儿到重庆机场，不慎路上遇到车祸，经抢救无效，与1997年10月23日去世。
郭汝瑰去世以后，在台湾的老朋友给他寄来了一封信，打开以后却是一份无字天书，郭汝瑰的儿子郭相操一开始并不懂这封信的含义，后来才知道，郭汝瑰以前同老同学、老同事分手之际，曾留下一句话：
“一切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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