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与越,都曾是历史悠久的古国,文化积淀同样深厚,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在华夏文明史和东亚文化圈中也有独特地位。人们习惯把长江以南苏浙地区的大片土地统称“吴越”,把这里的文化称“吴越文化”,自有其道理。因为两地文化颇有共性,不过若细审之,却并非全然一致。
到汉代已不分彼此
越文化的基底是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先越文化阶段(旧石器时代末——新石器时代)以会稽(绍兴)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并沿海岸向南北延展,着长江向西南、西北发展;中越文化阶段,以4000多年前大禹在会稽召会诸侯、择先越最优部落为基础建立“夏后之国”为标志;后越文化阶段,即春秋时期的越文化。
吴文化则是江南土著文明与中原文明交融的产物。河姆渡文化发祥后直到良渚文化时期才传播至太湖流域。3000多年中,环太湖地区一直以渔猎为主、农耕为辅。泰伯带来中原农耕文明,“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才使吴地后来居上。在吴越争霸中,吴也具有更多文化战略上的优势,但终因夫差的错误而改变了这一格局。不过,吴越虽然政治军事对立,文化早已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并共同成为江南文化的基底。
到汉代,“吴越”已不分彼此。三国时东吴割据江东,与魏蜀成鼎足之势,越地是其稳定后方。五代十国时期,以钱镠为国王的吴越国建立,进一步实现了吴越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东晋至南宋的三次大规模北民南迁,为吴越文化输入资金技术的同时,也融入了北方的文化。宋韩淲《涧泉集》有诗曰:“太湖渺渺侵苏台,云白天青万里开。莫道吴中非乐土,南人多是北人来。”南宋时,吴越文化彻底摒弃了“尚武”传统,转而崇文重教。宋元时期吴越文化优越性已十分明显,在文学、艺术、科学、制造等方面皆远超北方。明中叶后与海外交流渐多,吴越地区得风气之先,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几乎同时在两地发生。明清时江南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康熙“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文薮”的诗句正是对江南的真实写照。
近代以来,吴、越文化在上海发生深层交汇,北承京津,南通港粤,兼收东洋、欧美新思潮,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在兼容并蓄中走向现代。随着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的长三角迅速崛起,吴越文化也被最大限度激活,重焕青春。
吴越共有“水文化”
吴、越文化的共性,源于地理环境、气候以及生活习性的相似。这种相似性表现在衣食住行、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多方面。吴越人皆爱临水枕河而居,以稻米为主食,同样擅长蚕桑纺织,善用舟楫,民性相近。“吴钩越剑”自古天下名重,精妙绝伦。精良的青铜铸造术,发达的造船业,多彩的陶瓷手工艺,以及后来发达的纺织工艺等,都是吴越所共有。早期,吴越同尊龙与鸟,后来也有同样的宗教信仰。甚至自成一体的语言体系,虽有所殊异,但交流并无妨碍,助力了文化的区域内融合。
吴越地区多水,水网密布,通江近海,交通便利,百姓善用舟楫,有丰富水上生活劳作经验,吴越文化也共有“水文化”之特质。这种文化灵动智慧、敏察善纳、开放通达、兼容并蓄,善于审时度势,敢于探索,敏于转向,具有鲜明“智者文化”特点。总之,水的许多特征,早已融入吴越人的血脉,化作群体性的个性与禀赋。
吴越之地江河湖海的水环境,也孕育了锐意进取、敢于开拓的文化精神。吴国的开凿运河、强兵利器,四面拓疆,越国的卧薪尝胆、隐忍图强、同仇敌忾,都显示了进取图强的精神特质。江河湖海,也成就了吴越文化的开放性,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善于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元素,能够包容一切富于生机的文化因子,并不断更新和自我扬弃。晋唐以来,这种开放善纳精神有增无减,在文化重心南移和引领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唐代以来,吴越之地,社会稳定,望族群集,天下财赋,大多出于江南。中唐韩愈就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全唐书》的描述是“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
经济的繁荣孕育了崇文重教的民风,吴越之地古来文人雅士多,吴越地区书院多,藏书楼多,明代时藏书大家多出于苏浙,苏浙书画家也多。《四库全书》修书时,江苏浙江的供书数,亦居全国一二。
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成熟圆润,反哺中原。苏杭地位极高,才子俊彦汇聚,文化艺术繁荣。江南子弟一直是科场主角,明清时期更占绝对优势。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史上,共诞生596名文状元,苏浙状元数占总数的35%以上;清朝的114名状元,江苏49人,浙江19名。至2016年末,新中国1629名两院院士中,籍贯为苏浙沪的院士909人,占比56%。
由粗转精,刚柔相济
春秋时期,吴越争霸,吴王沉湎美色、纵欲轻敌而致亡国;勾践卧薪尝胆,隐忍图强,反败为胜,这些早期传奇似乎早为吴越文化烙印了不同的历史胎记。楚灭越后,楚地东扩。因春申君封吴,“治吴凡十四年”,楚文化对吴地经济、文化影响皆多于越。
吴地气候环境条件优渥,百姓生活较为安逸,民众喜食新鲜鱼虾,口味清淡;而越地靠海,渔汛来了大批海产登岸,故善制腌腊。越人捕渔不比浅水太湖而需要冒险,所以性格更趋大胆、粗粝;艺术上亦如此,吴地艺术相对古雅柔婉、精致藻丽,如昆曲评弹;而越地艺术则一定程度保留了古远朴拙、刚劲苍凉的气息,如绍兴高腔,吼起来有西北秦腔味道。
南宋时,就有士人提出抗金复国要“以越事为法”,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王十朋的《会稽风俗赋》,将越文化特征概括为“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隐忍成事”乃古越人报仇雪耻、发愤图强的方式,其源头可追溯至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隐忍成事,强调沉着内敛、隐忍坚韧,其实在今天浙江籍企业家的创业中、尤其是温州人的抱团打拼中仍可见一斑。
越地原点文化中的“卧薪尝胆”、“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的性格,在历代越人、特别是“有骨气的文人”中尤其突出。秋瑾、徐锡麟、邹容、鲁迅等人,作为近现代越地“士人”的代表,既有文人的一面,更有“斗士”的一面。毛泽东曾有诗云:“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造成吴与越文化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吴越两地除了环境差异外,从历史源头看二者原生文化就不同,吴统治者乃周室血统,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越统治者则具有鲜明的土著特色,即所谓“文野之别”。古吴国自寿梦起,与周晋鲁等中原诸侯交往频繁,在接受外来文明上得天独厚。越地偏于一隅,多山靠海,与中原联系不多,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越与吴楚相邻,曾是两国的属国,为维持自身独立性不得不采取封闭策略,因而更多保留了古老朴拙、刚劲豪放,并带有野性的文化特质。
从风俗看,越文化也具有更多原始性,先秦典籍载越地民俗“断发文身,凿齿锥髻,踞萁而坐”,“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信仰等,明显有别于中原的峨冠博带礼乐文明。“越人断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的原始习俗也折射出越人的生存艰险。古吴文化虽然也有古越人烙印,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起了变化。
环境的相对恶劣,造就了越文化英勇果敢、刚健朴拙,但在后来的吴越融合、原住民外迁和北人南移的历史背景下,随着文化传承主体的改变,越文化也随之而变。越文化形成于诸侯争霸历史情境中,但后来越地不仅远离逐鹿中原的战场,反而成为中原难民的避乱之地,大量豪族士绅、文人墨客的涌入,使越文化的内涵不断发生嬗变,文风日盛,终成名士荟萃、人才辈出之地。生活环境的逐渐改善、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也促使文化由“俗”向“雅”、由“粗”向“精”转变。
吴越文化的差异只是相对而言,在历史的演进中二河交汇,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早期吴人的“尚武”“轻死易发”并不代表缺少智慧,越人的刚勇坚韧也并不排斥精细雅致,吴越文化是古朴绮丽的融合,是雅俗交融、刚柔相济的产物,正如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象牙雕“鸟日同体”,良渚文化时期的玉雕,吴越争霸时期精美无比的“吴钩越剑”,还有后来绚丽飘逸的丝绸,都是文化多元性最具说服力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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