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之变，既有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再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更替”之变，也有封建土地所有制从隶农制、农奴制到自耕农制，资本主义私有制从简单协作经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生产的“历史变更”之变。而这些变化归根到底都是物质生产条件发展“允许之变”、物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之变”，也是物质生产发展成效“检验之变”。
尽管私有制激起了“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卑劣的贪欲为动力，以个人的财富为“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甚至被恩格斯贬斥为“简直是一种堕落”，但这丝毫不影响私有制开启的竟然是“文明时代”。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不同，在“文明时代”，分工和交换以及两者结合的商品生产充分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相对于原始部落、氏族、公社共同体经济本质上是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共同所有而言，文明时代的生产过程“在分工的慢慢侵入下失去了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也使个人占有和交换成为“占优势的规则”，商品生产成为占统治的形式。随之而来的是，一方面财富迅速积聚和集中到贵族阶级手中；另一方面生产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创造的价值不断提高，人们的劳动已经能够生产出大大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人的劳动已经能够生产超出维持它的费用的显著余额。这样，那些掌握大量财富的贵族阶级通过吸收新的劳动力、强迫俘虏变为奴隶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原来偶然、零散、隐蔽存在的奴隶现象，现在成了必然、普遍、公开的奴隶制度；原来只是充当简单劳动助手的奴隶，现在已经成为大型农庄和手工业工场的劳动主角；原来分散、个別的奴隶劳动，现在变为集中规模的奴隶劳动。这种“以财富为唯一目的”和“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崇敬和辩护”的社会，不仅加速了父权制家庭的财产积累，加剧了部落之间争夺奴隶财产的战争，开辟了更多奴役俘虏和族人使之成为奴隶的前景，而且在分工和交换基础上成就了奴隶劳动的规模效率和比较优势，诚如摩尔根所言：“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至财富对人民来说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大庄园和手工业工场由大规模使用奴隶的奴隶制造就，也在奴隶制的发展中衰败。在意大利，罗马共和制衰亡时的大庄园无非用两种方法经营：或者当作牧场，在那里居民就被牛羊所代替，因为看管牛羊只用少数奴隶就行了；或者当作田庄，在那里使用大批奴隶经营大规模的园艺业，以满足领主奢侈生活和在城市市场出售的需要。但随着城市的衰落、市场的消失、领主的破败，奴隶制的乡村大庄园和城市手工业工场，都因为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不能提供足以补偿所耗劳动的收益而逐渐失去了比较优势。一方面是因为奴隶作为他人的财产，无人身自由，无财产权利，其劳动完全在高压强迫下被动所为，无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效率性可言；另一方面众多饱受欺压的奴隶在一起劳动，不仅有集中管理的困难，而且有“揭竿而起”的风险。这样，大庄园和手工业工场集中使用大量奴隶的规模经济就会在这些愈益增高的管理成本面前变得乏善可陈、得不偿失。现在奴隶已经成了多余的累赘，奴隶制在经济上已无优势可言，已无利益可图，已经过时，只能灭亡了。
当然，奴隶制仅仅是古代世界第一个剥削形式，也只是私有制的第一种形式。随着罗马帝国繁荣时代的庞大生产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小规模经营再次成为唯一有利的耕作形式。现在田庄一个一个地被分成了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世袭佃农，或专租给分成制农民。一些本来存在的“自由的小农”，也为了不受官吏、法官和高利贷者的粗暴蹂躏，自愿托庇于有权势者以求得保护。他们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转让给权贵者，而权贵者则保证他们终生能再将这块土地租佃回去耕种，条件是以劳疫、实物、货币等形式交纳地租。尽管在领主和农奴、隶农之间形成的这种租佃关系，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仍然还是无偿占有他人剩余产品的所有制形式。但分成制的租细关系对农奴和隶农来说，多少有些“交足了领主的，其余都是自己的”的好处。从而相对于奴隶制完全的超经济强制来说，有了一些激励农奴劳动的经济机制和比较优势。如果再考虑到如下因素，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奴隶制转向封建制这种历史交替背后隐藏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封建的所有制结构，往往由狭隘的生产关系——粗陋原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所决定，而罗马帝国没落时期的社会分化和财产分配恰恰与当时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和工业生产水平是完全相适应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手工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另一方面，只要这种以手工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以至于“手工磨”仍然没有变成“蒸汽磨”，那么，这种以农业与工业发展程度很低为前提的状况，就必然重复地再生产出封建的财产制度和所有制关系，也必然重复地再生产出占统治的大地主、依附的小农和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而在欧洲，这一生产水平在以后的400年间，恰恰没有根本性的下降和上升。
不仅如此，相对于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地而言，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这种起点的变化，源于中世纪欧洲本来就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的自然条件，再加上征服者的入侵，不仅使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致使城乡居民减少。因此，与希腊和罗马相反，欧洲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地盘上开始的，这个地盘正是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与此有关的农业普及所准备好了的。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封建所有制，虽然与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某种共同体为基础，但这种“共同体”不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氏族和公社，而是土地占有者为对付被统治生产阶级形成的经济和政治“联合体”；与共同体对立的直接生产阶级也不再是古代的奴隶，而是现在的小农奴。在这种新型关系中，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以及与之有关的武装扈从制度，使领主贵族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而农奴则屈从于这种压力，只能依附于领主并以地租形式贡献剩余劳动。当然，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一开始就伴随着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当农奴制因为束缚生产力而逐渐瓦解后，自耕农就开始占居上风。在英国，农奴制在十四世纪末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绝大多数人口巳是自由的自耕农，到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自由自耕农已经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甚至独立农民比租地农民还要多，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这种悄然来临的变化，既适应了“手工磨”，也孕育了“蒸汽磨”。现在，私有制的最后一个角色终于要粉墨登场了，这个角色臭名远扬，名字叫“资本”！
由封建所有制转向资本所有制，虽然只是私有制形式、奴役形式、剥削形式的变换，但这种变换也是一种“历史更替”和“政治革命”。正如梭伦清除负债土地上的抵债权，让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重返家园，不过是侵犯财产所有权一样，一切所谓政治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没收另一种财产，都是为了支持一种所有制而反对另一种所有制，都是为了保护这一种所有制而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不同的是在于，“梭伦革命”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法国大革命”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在封建主义私有制的解体中产生的，也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完成的。在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中，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构成资本原始积累历史的全部本质、全部基础、全部运动。这种“本质”、“基础”、“运动”，一方面是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自由人，另一方面是生产者被剥夺一切生产资料成为无产者；一方面是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是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一方面是资本的所有者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以增殖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出卖自己劳动力以创造剩余价为代价获得工资。尽管这一历史运动，不论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还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农民土地的“领地清扫”；不论是用“血腥立法”迫使工人接受最低工资、遵守工厂纪律，还是借助残暴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不论是推行海外殖民制度、奴隶贸易，还是发行国家公债，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和关税制度等等，都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都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也都充斥着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等等暴力手段，“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却仍不失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历史的要求、历史的进步。这固然在于农奴的解放、自耕农的崛起和商品市场的两极分化，已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准备了自由得丧失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和积累越来越多财富的所有者，从而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前提，以至于即使没有资本原始积累的“助产婆”、“加速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黑旋风”迟早也会横扫欧洲乃至全世界。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基本条件的具备和基本前提的创造，不仅为城市工业资本游离出了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而且建立了国内市场和比分散的工场更经济、更高生产力的“联合”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开始的。而恰恰是这种联合的工场手工业形成新的规模生产力、集体生产力、分工生产力、竞争生产力，适应了日趋繁荣的商品经济、日趋激烈的自由竞争、日趋扩大的世界市场，也孕育和催生出工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而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则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大大加快了这种历史更替的进程，大大提高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所有制玩出来的法术”所作的正面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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