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 冶山
砚,在我看来就是种农具。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自于农耕经济,过去的文士,也不过是农民的一分子,大家都是以耕种为生的,用农具种田地,以刀笔耕砚田,一样是生存的理念,就连砚台的形状也一直未跳脱出农具的特征。
唐代以后,随着门阀制度的衰微,平民化民主进程得到发展,新兴的科举业,让一部分人农耕转化成笔耕的可能,得以实现。
“砚”字为派生,是动词“研”的名词形式,最早的砚,由硬料石质制成,需要研磨较硬的矿石颜料;后来墨块出现,砚材的选取,便向着较软些的端石歙石发展。其形制如农具,表明它一直是种农耕图腾,唐代箕形砚形似锄镢类,抄手形砚或类似铸造农具的范模,恐非奇思妙想。造型一直很简捷的砚台,直到明清以后,形制才多有变化,终究是先器实后文艺的结果。
早年曾经收藏过一件赵子玉款的蟋蟀斗罐,底部附着一层细细的金沙,那是为着增加蟋蟀脚下摩擦,让撕咬更加给力,象是短跑运动员穿上了钉鞋,会提高点成绩。更神奇的是,那只密实的澄砂罐子,一经秋虫鸣叫,音响就有放大作用,使虫声更加洪亮,如今作伪之人是不容易想到的。
好的砚台,也应该有这种摩擦效果,所说的砚台“发墨”,指的就是能够快速研磨。可以想象,磨刀石的发墨速度最快,虽然很快,但磨出墨的颗粒也会粗,而最不能忍受的是,它能磨墨,更能磨笔锋,损坏毛笔,这是很矛盾的。
所以好砚讲究的是“发墨护毫”,即可以磨墨却不损笔,能将这对矛盾统一起来。古人在漫长的时间里,他们一定象神农尝百草那样,把家门口的石头都尝试过,最终就选择了那么几款可造之材,同时,也赋予它们若干神话,比如端石、歙石、洮河石之类,而今天,我们则称之为“名砚”。
端砚中的绢云母之类,就象是蟋蟀罐里的金沙,而歙砚的片层,它有鱼鳞状的结理,就很容易刮削墨块,而添笔时就会顺着纹路走,不容易损伤笔锋。这一点,你看看故宫里面铺设的青砖,都是竖着深埋入土的,走路时防滑,下雨也容易排水。
名砚中有一款乃非天然石材,是一种烧制的陶器,名澄泥砚,但又不同于普通的陶砚,陶砚有些是随葬的明器,但制作工艺复杂、高技术含量的澄泥,一定只给活人用。它大概是模拟了端砚,或者是磨刀石之类的研磨原理。
从实用上讲,现代的很多砚材,只是一种仿古或寄托品。比如今天的红丝砚,材质过硬,又没有可以“磨刀”的成分,虽然历史上有名,但只是外观好看,已经与古不类。当然,砚材质地过软了也不行,墨块会损伤砚台,以至于很快被磨穿。另外,研墨磨出的墨汁的好坏,与砚台的软硬材质,即损失的石粉的成分和含量也有关,砚材的石质成分会和墨汁融合,砚与墨之间相互研磨,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唐宋以后,名砚归于端歙之类,还有个原因,就是其石质细腻而且软硬适中,特别适宜刻字作铭,甚至还包括对宣纸的附着力,以便于后期制作拓片。
你象花乳石一类的青田寿山,何以替代金玉牙角,在元代以后,成为文人跃跃欲试的印章材料,情况大抵相通。
说了半天,砚台优劣评判,也属哲学范畴,发墨、护毫、粗细、软硬、浓淡等等矛盾,拿捏的恰到好处了,才算是好砚,也无外乎“中庸之道”罢了。
编辑王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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