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休年假时返回了高中，看望了高中时候的英语老师与语文老师（都是斯文秀丽的女性，我在文中称她们为“翠玲”与“卉兰”）。并非我不想拜访别的科目的老师，这些恩师大多于我施惠良多，待我温柔敦厚，参与了我的精神世界的塑造，而是策划返校的老同学达君与我在高三分班，他联系的老师是我们在头两年共同的老师，因此只有这两位。其他的老师，要么已经退休，要么正在批阅上海今夏高考的二模卷子，无暇他顾。毕竟我已经毕业整整二十年了。
在整个高中阶段，让我想远离的只有两位老师，这两位都是女老师，因为其中一位老师厌女刻骨，十分喜欢精神虐待女生（包括我，在下一篇文中我可以说一说为什么我判断她厌女），另外一位则是弄潮儿，时常吊着两只杏仁美目便要骂人，在学校里穿着不常见的黑丝袜高跟鞋西装裙，生平的政治履历可谓火箭蹿升。我也不知道缘何蹿升，只觉得她浑身不像老师（在下一篇文中我可以说一说为何此君无师德）。我在未能彻察世事之前就很怕这两个人，其人素日言行可想而知。也还好，就这两个人。
我原想拜访几位昔日年轻的男老师，伊昔红颜美少年，但事先没提，到了学校才知道他们大多已不执教鞭，各自走上了我未曾预料的“仕途经济”之路。
回到学校，我与老同学达君先碰头，然后被老师们接去食堂吃饭（我、达君、卉兰、翠玲四个人）。高中食堂的伙食特别好，在沪上闻名，曾经还上过“大众点评”。食堂还有名字，但要是起名字的人知道“彼黍离离”“不食周粟”的典故，可能会多考虑一下这个食堂的起名。我当年想着“不食周粟”四个字，身体却很饿。我在这篇日记里（https://www.douban.com/note/793575651/?_i=2509911ZXoGj-b）写了，“我就读的高中的小笼包与晚间夜宵的小馄饨，是上海非常有名的校园美食，但我很可能一学期都没吃过一次。我有时候饿极了，我看到他塞进抽屉的小笼，竟然想过偷偷捡起来吃”——身体持续发育到爆熟，胃有乾坤那么大，饭卡里却没有几个钱，于是我很饿很伤心，更伤心更饿。这种体验导致我成年后对小笼包十分抗拒，一年也吃不了两回。我记得豆瓣上曾有一个活动，大概是分享童年阴影吧，我的阴影之一就是“小笼包”。
我是语文老师卉兰的第一届学生。她带我时，只比我大几岁，现在完全可以用姐姐妹妹同侪相称。语文老师是荆楚人士，语音豪爽伶俐，行为温柔雅致。她博闻广记，喜欢讲文学里的心理描写，希望把活生生的语文和审美带给我们。于是要求我们每周写周记。周记不打分、不公开，只是分享生活、题材不限，我们随意抒写，她定期批阅。我很期待受到她朱字批阅，她并非从写作技巧上评价我们，而是想了解我们如何生活、如何感受，如果我们在周记里吐露了消极情绪，她会问一问，及时引导，绝不刨根问底。
卉兰的言论也许在唯分论的当下看来不那么合乎时宜，但她是极好的语文老师。今日的我如何写广播、写日记、讨论一件事，有卉兰的影子。我当时饿，但是绝不在周记里写明自己打饥荒，穷与饥馑令人羞愧且自绝社交。但是卉兰有时候带我去教工食堂刷她的卡吃白食——高中当时实行教工食堂与学生食堂分餐，教工食堂有小灶炒菜，菜色更佳。另外有一位老师，请我吃饭时说，“在我老家，一只明虾就能烧一锅汤，放点豆腐就很好吃了，汪汪红”——他是宁波人。于是我现在上生鲜网站买虾，总是同时买豆腐。
可能老师还记得我是个馋坯子，带我们去参观现在的校园，主要是去摘果子——无花果和枇杷还没长成，樱桃华实堆满一树，鸟儿过来吃，还叼着樱桃绕树三匝。我说像个什么吉祥图案，回家后想起此事，搜了一下，原来是凤鸟衔珠。校园比我毕业时美多了，绿树成荫亭亭如盖，而我去时树木不过人高。这个季节，晚樱犹在，池塘边长着浓紫的鸢尾兰、绯红的杜鹃，一切都美得浓郁且雅致。香樟沁脾，银杏碧翠，蓝天白云下远处耸出地面的大桥如玉宇琼楼。老师说校园里曾有夜鹭和白狐出没。校园里的旧坟也修葺一新。我从未想到，我这个旧精魂也在这么好的天气返回故园。
我对大家比划鸟是怎么吃樱桃的，老师们与达君都笑了。达君眉毛很淡，笑起来秋水无痕，仍和年少时一样恬静。他称不上帅哥，但是长得有士人风度，冲淡且镇静，又很挺拔，这在中年男人里已不多见。我与达君在成年后只有网络联系，他曾携家眷在我先生这里看牙，我倒是与他快二十年没见了。他可能以前对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容易情绪崩溃的女孩子”。
我高中里情绪崩溃过一次，而且在那一次我果断选择了长诀此世。在某一个周五下午，我缺席了一场考试，在寝室里敲碎了两根水银体温计，滴入水杯中喝了下去。疼痛开始发作时，我忽然想到，这已经天热了，要是隔了两天才被返校的人发现，场景一定很精彩，但那样太对不起了大家了，于是我撑起来往外走，最终因疼痛且吐血，倒在路边。达君正好路过此处，把我背着或者架着去最近的医院，但是我坚决不吐口到底服了什么毒。达君当时也不过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他吓坏了，但是仍然好好地把我放在医院急救室，然后返校找老师联系我的家人。他后来陪我爸爸到深夜才走，那时候我已经失去意识了——过了十年二十年，我面对达君时，即使心里流过无数行泪，在那时也已经干透了。但是我依然对达君感恩，不是因为他救了我一命，而是想到他陪过我爸爸那样惊愕的一晚，我感谢不尽。
此外，达君是班上从头到尾唯一没有欺负过我的男生。我在转生之后面对世人变得镇定很多，反正在被抢救时浑身衣服都已剪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已经不在意人们对我的看法。我抬着脸迎接着众人的目光，脸皮已经厚得没有知觉。很多人看向我的眼光非常复杂，饱含着惊诧、害怕、恐惧、愧疚、后悔……达君没有这么复杂。事后达君未享受拯救者的荣誉，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他看我的眼神始终平静。他不需要对我愧疚，他是一个很少有的干净人。
翠玲是我高中里第一位英语老师，当过我的班主任。我从外地来沪参加中考，不小心英语考过了115分，于是被分到A班，学习牛津教材。在来上海生活前，我学的是哑巴英语，只会写，不会听说，于是我的口音崎岖，我只要一发言，必被同学嘲笑，同学们告诉家长，班里有个“乡下人也能进入A班”，家长投诉到英语老师兼班主任。翠玲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口音不好就不能在A班呢？翠玲自己也是这些上海人心里口里的“乡下人”，对我颇生怜惜。我一开始在A班学习，方知上海学生的英文太好了，人教版教材的那点底子完全不够用。上牛津教材，我需要恶补单词量。一开始在A班我只能排倒数，到了一年后我可以进入中流，甚至进入前十名。但是我的口音进步不大，乡音难改。但是我对英语这门课并未失去兴趣，牛津教材里有“饭桶”与克里斯汀，没有李雷韩梅梅，这一切对于我是崭新世界，我需要热情地步入其中。
结果，对于我为什么还留在A班学习的争议持续了一年。有一次，别人的家长（一位外籍上海人同学的父或母）在家长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章北海为什么可以上A班？”——我爸爸正好从外地来上海参加家长会，他本来以为领受的是一场荣光，没想到被人骑脸输出。那位同学出生在德国，英语非常好，但也只有这么一门课比我好。他的父母也比我爸爸有钱，有钱得多，我不知道我爸爸为什么没有当场反驳，总之他心里有气，回家后对我一通骂，还捎了一记耳光。
这记耳光没有让我鼓膜破裂，但是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回响了很久。
再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厌女极深的数学老师。我从小学开始就是数学竞赛选手，在上海读高中学数学毫不费力。我代数考了满分，数学老师却说，“女生学立体几何是学不好的”，然后屡次嘲笑我虽然代数好，但是立体几何注定是一场灾难，甚至每次考完试都拿我举例子，不论我考得好还是不好，同时她对班上男生爱宠异常。于是我真的忽然丧失了学习能力，我甚至读不懂考试题目。卷子在我眼里忽然变成一片空白。
我想与这个世界长诀的那个下午，弃考的正是数学。之前我遇到了很多次霸凌，但是让我觉得真的可以不必再活下去的是，我听到班上的男生说，“章北海上次数学也没考好，哈哈哈，活该”。这写出来可能只是一句称不上多恶毒的话，但问题是，在那之前我已经遭遇了一年的冷眼、捉弄、谣言、起哄，各种莫须有的事向我而来，我还挨着饿、没有新衣服穿、爸爸妈妈对我毫无惠爱可言。我还没活到我的十六岁生日，我就决绝地想去死了。曾有同窗问我是否后悔？我不曾后悔。想死的时候确实想一死谢之，想活的时候也很想好好活着，这是两条并行的河。我有一双长得很妩媚的眼睛，我用它早早看透了生死。
在我住院后，翠玲方知我的境遇。我不怪她。平时我不太愿意说，就算写周记，我不写痛苦。就算我想与世诀别，我也会真切地考虑到不要增加别人打扫卫生的麻烦。我仿佛记得翠玲来医院看我，对我哭了一场。当时我还不能言语表达，我只有一个朦胧的感受：要是一个人对你是真心的，她哭出来的眼泪滴在你的皮肤上，会更烫一些。
别人告诉我，翠玲回到班上后开了一场班会，把每一个人叫起来，问他/她对我做了什么。我返回班级后，道歉的卡片陆续出现在我的抽屉里。我看完了每一张卡片，我略显孤独地、但是安全地过了剩余的高中时光。我和小部分高中同学仍然是朋友，当然，这肯定是当时没欺负我的人。
不过，这次返校日我才知道，在我那一届后，翠玲再也不做班主任了。
达君、卉兰、翠玲待我的点滴的好，可能是曾经在某一阶段支撑我活下去的原因。在吐露上述回忆后，达君说，“你的脑子太好了，细节都记得”，我笑了一下，“因为想要记得，所以记得。不想记得的，眼睛一转就忘了”——吴越山川寻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回头我要把这首诗发到返校日的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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