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里评论秦国道：“以暴虐为天下始”，秦国把战争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统一战争中六国光士兵就被屠杀了几百万人。秦始皇称帝时天下户民有4000万，到了汉朝只剩下大约1800万人。
在两千年前的《刑法志》里，形容秦朝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意思就是说，在秦朝，囚徒多得堵塞道路，牢狱繁华得像闹市。
西汉的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道，秦仁义不施、繁刑严诛、赋敛无度、天下苦之。
但整个社会一直有一种成王败寇的思维，事情做成了，他就是“正确”的，哪怕他的手段再卑劣，也会为他的过往行为合理化。
在这个思维下，“成功”成了历史唯一的道德。
比如大秦赋里就说秦王统一天下是为了救苍生于倒悬。甚至楚国人还专程不远万里的投奔秦国，因此，秦国的统一不但是顺应历史大势，更是顺应了六国的民心——是“先得了民心才得了天下”。
在《大秦赋》看来，有统一天下这种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高尚目的，屠杀与奴役就变成了一种无需特别在意的手段。
但事实上，凡是高尚的目的都可以通过高尚的手段达到。如果无法达到，那就说明这些目的并不高尚。
我们总以为有目的才有手段，比如秦朝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但当目的达到了，有时手段就获得了某种自足和独立性，最可怕的是，手段本身逐渐变成了目的——秦国就是这样，为了统治而统治，为了征服而征服，为了杀戮而杀戮。
据史记记载，在统一六国后，秦王回忆他为什么攻灭六国时说——赵、魏、楚反叛秦，所以灭了他，燕王昏乱，派荆轲当刺客，所以灭了它，齐王驱逐秦使，所以灭了它。
在手段压倒一切下，灭国还需要理由吗？秦国就像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举国上下，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只要国王一声令下，便猛兽般地扑向敌人。
手上有刀枪的人，绝对不会跟手无寸铁的人谈道理，武力本身就是正义——如同狮子对牛羊，吃你不需要理由。
比如在当时的秦国，人人唯利是图，个个急功近利，周围都是生死搏斗，到处尔虞我诈，成者为王败者寇，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们，何曾有暇于道德伦理。
李斯入秦，先投靠吕不韦，吕不韦败亡，他紧跟秦王政。李斯向秦王推荐同学韩非，眼看地位要超过自己，又进谗言毒杀这位旧日同窗。
靠突破道德成功的人，终将被反噬。这位到秦国之后，最终后悔的楚国人，再春风得意，最后不也是在奔赴刑场的路上，回头对同判死刑的二儿子李由说：
“我真想，和你再牵着咱们家的大黄狗，去上蔡东门外追野兔。但是，还能吗？”
秦确实胜了，成了笑到最后的人，他为什么能胜是可以研究，但他胜了并不代表他是对的，因为看一段历史，暴力的猖狂绝不是历史的荣耀，统合黑暗的土地也称不上辉煌。
正如杜牧的《阿房宫赋》所说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究竟该如何反思秦国，尤其是其诞生的机制与土壤，其实这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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