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1日清晨，位于威海卫路171号的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一稽查大队部的看守所，乱作了一团。
随着看守所长徐少元一声令下，“追！”几辆汽车立刻发动，载着一众持枪特务驶出了看守所，向大街上追去。不过，徐少元声势闹得挺大，折腾了整整一天，却遍寻不见。原来，看守所关押的一位名叫范纪曼的犯人，在今天就要押送到南市看守所用刑，结果，在出发之前，范纪曼却靠一块木板从他所掌管的看守所越狱而逃了。
范纪曼越狱，徐少元为何如此兴师动众的追捕？他究竟是何身份？一个戒备森严的看守所，范纪曼又是如何靠着一块木板就成功越狱的？这一切还要从这位潜伏国民党内部十余年，与第一杀手陈恭澍长期共事，甚至还当过毛人凤上司的范纪曼说起。
范纪曼出生于1906年，出生地在梁山县。彼时的梁山县归四川省管辖，如今已经改为重庆市的梁平县。范纪曼作为一名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红色特工，他一生使用了许多化名，例如范行、江汰洁、范纪美等。他的原名叫范贤才，“范纪曼”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化名之一，只不过因为使用时间久、范围广，最终才真正使用了这个名字。
19岁的范纪曼，顺利考入汉阳兵工厂专门学校、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就读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范纪曼又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在该校学习一年时间。
1930年，对于范纪曼而言喜忧参半，喜的是考入北平大学，在校期间熟练掌握了日、英、俄、德四门语言，对他后来进行地下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忧的是，他在这一年被叛徒出卖入狱，因为敌人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好又将他释放了。但他因为此次入狱，与党的联系中断了。为了重新恢复关系，他四处寻找，却始终没能如愿。
1932年，范纪曼重返北平，一边寻找，一边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在范纪曼的细心观察下，终于发现自己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很特别。她叫薛迅，做事干净利落，表现出极强的爱国精神。范纪曼觉得她可能是共产党，便主动与她接近，并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经历，希望她能帮助自己恢复与党的关系。
范纪曼的眼力很强，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薛迅很快就将此事报告给负责人老杜。遗憾的是，因为彼时的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老杜也无法证实范纪曼所说的经历是否真实，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才行，目前无法帮助他恢复关系。不过，老杜出于个人对范纪曼的信任，让范纪曼暂时跟着薛迅，组织一些活动。
恢复关系的消息没有等来，却等来一个坏消息。原来，范纪曼的同乡兼同学曹策被军阀给抓了。曹策入狱后，托人送信给范纪曼，希望他能施以援手。曹策虽然与范纪曼年纪相当，但曹策在党内陆位很重要，曾任天津市委书记。
于公于私，范纪曼不能坐视不理，遂发动自己各种关系，尝试对曹策进行营救。最终，范纪曼找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陈恭澍，希望他能帮自己这个忙。彼时的陈恭澍在国民党部队任职，担任秘密刊物的负责人，在北平具有一定的人脉和影响力。如果他肯全力施救，完全可以帮助曹策脱险。
不过，陈恭澍与范纪曼虽有同窗之谊，但他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人，并没有全力施救的意思，只是一拖再拖，给范纪曼施压。范纪曼迟迟没有等到曹策被放出来的消息，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便再次找到陈恭澍询问缘由。
陈恭澍这一次索性直接摊牌，他可以帮忙保释曹策，但有一个条件，范纪曼也要帮他一个忙，为他翻译抄录一些美国使馆提供的外文材料，以填补他手中所负责杂志的不足。范纪曼精通多国语言，翻译一事对他来说并不难，为了尽快救曹策脱险，他果断答应了下来。
范纪曼拿到外文材料后，惊讶地发现，这些外文资料竟然不是普通资料，全都是国民党和日本之间的外交和重要军事情报。如此意外之喜令范纪曼非常兴奋，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又抄录一份保存下来，并通过薛迅和老杜，与他们的上级接上头，将这些重要的情报资料上交了。
此后，范纪曼又接二连三地获得资料，全都通过这样的方式交给组织，使得华北日军和国民党华北当局之间的军事、外交情况，悉数被组织所掌握，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同时，范纪曼的出色翻译能力，也得到了陈恭澍的认可，在他的活动下，曹策很快就被军阀给放了出来。
可惜，时间仅过了半年左右，由于叛徒的出卖，范纪曼利用翻译资料的机会获取情报的事情暴露，引得陈恭澍勃然大怒，令范纪曼再次身陷囹圄。范纪曼的女友彭雅萝闻讯，四处奔走，找到了黄埔系的多名实力派军官帮忙，才得以使范纪曼脱险。
范纪曼出狱后，一边到北平四川中学任教，赚取生活所需，一边在北大法学院俄文经济系学习，继续充实自己，为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努力。
范纪曼的女友彭雅萝，有一位老师叫沙梅，沙梅有一位姓郑的姐姐住在北平。1934年春节期间，范纪曼和彭雅萝到这位郑大姐家拜年，范纪曼结识了郑大姐的丈夫刘尊棋，两人交谈甚欢，可谓是一见如故。此次一别后，范纪曼又数次到刘尊棋家中拜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刘尊棋当时的职务是苏联塔斯社驻北平的记者兼翻译，与范纪曼算是同行。他有一位好友名叫刘逸樵，是上海《大晚报》驻北平特派记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三人在刘尊棋家中巧遇，三人经过一番畅谈，彼此欣赏。
刘逸樵有想法让范纪曼帮忙翻译一些日文材料，但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没好意思直接开口，而是让刘尊棋帮忙询问范纪曼的意见。范纪曼得知此事后，一口答应了下来，等他拿到材料后才知道，原来这些材料来自日本使馆，内容与东北沦陷后的一些经济、日本军政有关，是极其珍贵的资料。
范纪曼此前帮助陈恭澍翻译过资料，积累了不少经验，如今再次承担翻译资料的任务如鱼得水，翻译得又快又准，令刘逸樵非常满意。
随着两人的深入交往，范纪曼才了解到刘逸樵的真实身份，他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的情报工作人员。既然有着抗日的共同目标，范纪曼干起工作更加卖力，刘逸樵也给他安排了一个《自由日报》记者的头衔，方便他进行一些必要的社交。
此后，范纪曼除了做翻译工作外，还负责盯着外国的报纸，从报纸中搜寻一些重要的情报。期间，范纪曼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窜至北平，面见何应钦的消息中，推算出梅津美治郎此行不善，定与日寇准备摄取华北统治权有关，并将此事告知刘逸樵。事实证明，范纪曼的推断没错，两人见面后，签订了丧权辱国“何梅协定”。
就在范纪曼与刘逸樵的配合逐渐默契时，刘逸樵却以接到新的重要任务为由，离开北平，远赴西北。临别前夜，刘逸樵与范纪曼促膝长谈，郑重地对范纪曼说：
“闪电的光虽然很亮，但它稍纵即逝星星的光虽弱，但却整夜长明……”
经此一别，范纪曼与刘逸樵断了联系。彼时的北平，已经受到日本侵略者战火的波及，范纪曼与彭雅萝决定离开北平，重返上海。回到上海后，范纪曼一面任教维持生计，一面继续暗中打听组织的消息，希望尽快恢复关系，却始终无法如愿。
1936年，由于范纪曼此前与刘逸樵合作时的表现，苏联方面对他的进步十分肯定，便向他提出了邀请。范纪曼得知消息后欢呼雀跃，登上海轮，远赴苏联。
在去往苏联的“北方号”海轮上，范纪曼结识了钱俊瑞，两人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在交谈过程中觉得十分投缘。钱俊瑞是共产党员，此行的目的地是法国，因取道莫斯科，所以才在机缘巧合下遇到了范纪曼。
半年后，范纪曼返回上海时，在抗日集会上再次遇到了钱俊瑞。这一次，钱俊瑞坦言，自己为苏联塔斯社工作，并希望范纪曼能够帮助自己。范纪曼素来有抗日之心，又与钱俊瑞有着同样的目标，听到钱俊瑞的邀请后，欣然同意。
因为钱俊瑞的关系，范纪曼再次从事情报工作，并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与苏联人彼得森取得了联系，开始直接向他提供情报。范纪曼在上海跟着钱俊瑞搞情报工作期间，突然有一个名叫张纪恩的年轻人来找他，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他是刘逸樵介绍来的，急需范纪曼帮忙翻译资料。就这样，范纪曼在上海同时在两条线进行情报工作。
1939年，范纪曼迎来了两件令他无比开心的事情。第一件事是他与女友彭雅萝，经过多年的恋爱，患难与共，终于在这一年正式结为夫妻；第二件事是范纪曼得到消息，他的上级换人了，新的上级不是别人，正是此前在北平共事过一段时间的刘逸樵。
洞房花烛夜、有朋自远方来，在这一年同时实现，怎么能不让范纪曼欣喜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海的局势十分动荡。组织设在法租界的一台秘密电台，在此时被敌人盯上了。这是一部上海可以直接与延安取得联系的电台，对组织来说意义重大，若此电台遭到敌人损毁，后果十分严重。
为了保证这部设置在白尔培路五金店内的秘密电台，范纪曼临危受命，身着西装革履，大摇大摆地走入五金店内，以购买电器的名义，将提前打包好的电台，在众多巡捕的眼皮子底下运出商店。
此后，范纪曼又一路护送电台至安乐屯，将电台完好无损地转移到早就等在那里的一辆汽车上，冒死完成了保护电台的任务。为了确保电台能够继续运行，范纪曼为此费尽心思，最后在人员密集的静安寺大华商场附近租了一间铺面，并在屋内挖了地洞，将电台安置其中，保证了上海与延安的联系。
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和获取更多的情报，范纪曼夫妇开了一家书店，在敌人的高压之下，依然冒死坚守在上海。
1943年底，已经十余年未打交道的陈恭澍再次出现在上海。陈恭澍抵达上海后，立刻找到范纪曼，他这次找范纪曼，并没有旧事重提，而是要求范纪曼帮他搜集日伪的情报。为了方便范纪曼工作，还在亚尔培路与辣斐德路交汇处，专门为他找了一间房子。
范纪曼立即将此事上报，得到刘逸樵同意后，开始为陈恭澍提供与日伪相关的情报。范纪曼非常有智慧，他利用与陈恭澍接触的机会，从他那里又获取了国民党的一些重要情报，并及时上报给组织。
1944年，刘逸樵再次被调离上海，与范纪曼分开。刘逸樵离开不久，日本宪兵队便开始一场大搜捕，范纪曼也在此次搜捕中被抓，罪名是“反日分子”。彭雅萝闻讯，立刻找到陈恭澍，机智地利用了范纪曼与陈恭澍的关系，谎称范纪曼是因为替他搜集情报，才不慎被抓的。陈恭澍信以为真，立刻动用关系救人，范纪曼因此得以脱险。
由于刘逸樵的调离，范纪曼恢复自由后，再次与组织断了联系。好在，此前被调离的张纪恩对范纪曼比较了解，经过潘汉年批准后，他开始通过张子羽与范纪曼建立了联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内局势突变，蒋介石想发动内战的野心已是路人皆知。正逢此时，刘逸樵再次返回上海，秘密找到范纪曼，对他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并阐明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主要斗争的敌人。
范纪曼对刘逸樵的看法非常认可，刘逸樵觉得时机成熟，向范纪曼传达组织上对他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为了达到知己知彼，组织决定让范纪曼打入敌人内部，潜入国民党进行情报搜集工作。
对于当时的局势而言，这样的工作安排非常合适，从范纪曼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不仅是黄埔军校出身，许多同学都在国民党内部身居要职，而且他与陈恭澍关系密切，是当时在上海打入蒋帮内部最好的人选。
范纪曼闻言丝毫没有犹豫，为了革命事业，他早已做好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准备。1946年春天，刘逸樵再一次因为任务要离开上海，临行前对范纪曼嘱咐：“钻得越深越好。”
1946年6月，随着蒋介石发起内战，范纪曼也随之加紧了打入敌人内部的动作。但是，范纪曼无论找黄埔的同学，还是找陈恭澍，他们都不愿意帮范纪曼进入军事机关。尤其是陈恭澍，他此前就因为范纪曼泄露情报的事情与他翻过脸，自然对他有所防备。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次年秋天，正在范纪曼焦急地寻找打入敌人内部的机会时，曾经在抗战时期与他有过联系的张子羽突然出现。两人在范纪曼的书屋见面后，进行了一次长谈，范纪曼在交谈中，将自己目前的情况说了出来。
此时的张子羽，对外公开的身份已是国民党的一位处长，有这样的身份，再加上范纪曼本身是黄埔军校出身，又身怀精通多国语言的本事，张子羽帮助范纪曼进入国民党军事机关自然不成问题。
两人商量过后，张子羽决定帮他实现目标，但出于谨慎起见，范纪曼决定改名范行，又借助此前替陈恭澍搜集过情报的事实，谎称自己多年前就已经为国民党效力。张子羽向陈诚推荐范纪曼的时间节点，正是国民党用人之际，陈诚看过范纪曼精心设计的履历后，立刻决定任用范纪曼。
范纪曼如愿进入国民党，负责搞国际情报工作。范纪曼进入国民党后，凭借过硬的才能，很快得到了提拔，成为特务头子郑介民的下属，更是毛人凤的上司。不仅配备了小卧车，手里还分到一大笔开办费，他用这笔钱给自己弄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来掩护自己搜集情报。
期间，张子羽弄了一批日寇的军火，打算暗中送给在浙江一带的新四军。可惜谋事不密，被反动派察觉，因此暴露身份，遭到特务的抓捕。范纪曼当时已经是国民党少将，为了掩护张子羽逃离追捕，他直接将张子羽拉上自己的车，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将他送出上海。又帮他雇佣渔船，将他送往南朝鲜，辗转去往香港。
敌人抓张子羽不得，便想侵吞他的宅院。张子羽离开前，曾嘱咐范纪曼帮忙照顾这所宅院，范纪曼也向他承诺，这座宅院未来一定属于人民。在范纪曼据理力争之下，将该宅院以征用的形式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并践行承诺，于1949年上交。
三大战役打响后，范纪曼的行动更加积极，频繁往返于南京和上海之间，将取得的重要情报及时上报组织。三大战役中，范纪曼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情报，使党组织对部分敌情全面掌握，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最终取得胜利。
例如，在辽沈战役中，蒋介石密令廖耀湘兵团开往辽西；
在淮海战役中，蒋介石命令邱清泉增援后，邱清泉部的驻防位置，以及司令部所在的位置，全都被范纪曼获悉，并传递给组织；
在平津战役中，蒋介石灭绝人性的密令陈长捷决堤等情报，都因为范纪曼而提前被我军掌握。可以说，三大战役的胜利，范纪曼作为潜伏的情报工作人员，是有功劳的。
1949年，国民党溃败之势已成，黎明将至。然而，黎明之前的这段时间最是黑暗，国民党更是在这段时间里陷入疯狂，拼命地制造流血事件，一些在此时落入敌人手中的情报人员，因为信仰不坚定，没能坚持到最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选择背叛，沈寒涛便是其中之一。
沈寒涛此前主要负责情报工作，与范纪曼有过接触。敌人在搜查沈寒涛住所时，发现一本范纪曼送给他的书，便逼迫沈寒涛说出范纪曼和他的关系。沈寒涛背叛后，供出了范纪曼的真实身份。
保密局得知此消息后，碍于陈恭澍与他的关系，并未直接实施抓捕，而是将这个消息先告知了陈恭澍。陈恭澍与范纪曼见面后，向他说明了情况，被范纪曼矢口否认。陈恭澍也没有继续与范纪曼争辩，只是告诉他，如果他没问题，只要到保密局说明一下情况就行了。
陈恭澍口中说得云淡风轻，但他明显对范纪曼不信任，交谈过后，直接命人将范纪曼带到了保密局。时任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处处长的叶翔之，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接将叛徒沈寒涛押到范纪曼面前，让他们当面对质。
范纪曼临危不乱，否认了一切对他不利的指控，并痛骂沈寒涛血口喷人。叶翔之手中没有铁证，加上范纪曼的身份是国民党少将，态度又十分强硬，叶翔之只好以“等待查清”为由，将范纪曼扣在了保密局。
范纪曼被押到看守所时，身着少将军装，并且佩戴领章和肩章。范纪曼此举引起看守所长徐 少元的不满，要求他将领章和肩章摘下来。范纪曼闻言勃然大怒，称自己的军阶是蒋校长封的，并质问徐少元，“你小子有什么资格把肩章拿下来？”
徐少元见状有些心虚，转而换了一副讨好的嘴脸，劝范纪曼最好还是把领章和肩章暂时取下来，遭到了范纪曼的拒绝。徐少元只好不再提及此事，将他带到警备室暂住。
此后，南京方面多次派来军官对他进行审问，范纪曼均守口如瓶，并不时拿出国民党少将的气势，对这些军官说：“戴老板和毛人凤都相信我，偏偏叶翔之这些人敢欺负老子。”眼看着几次审问下来，范纪曼毫发无损，态度反而更加强硬。看守所的人更加不敢为难范纪曼，平时不仅对他客客气气，无聊的时候还会与他一起打牌消磨时间。
与范纪曼一起被关押的还有一个叫周黎扬的人，他在4月10日突然找到范纪曼，告诉他一个重要的消息。
原来，就在这一天徐少元与副所长彭梦君发生了争吵，十分激烈，引起了周黎扬的注意。两人结束争吵后，徐少元取下犯人名册，在上面圈了3个名字，分别是“刘希有”、“张文远”、“范行”（范纪曼潜入国民党后的化名）。
出于好奇，周黎扬上前询问彭梦君：“徐所长在这3个人的名字上画圈是什么意思？”彭梦君随口答道：“大约是解南市看守所，今天囚车坏了，明天就解。”南市看守所，那可是堪比“鬼门关”的地方，一旦被押解到南市看守所，多半就是要受刑了，若不能在被押到南市看守所受刑前逃跑，进了那里就很难有命再逃出来了。
范纪曼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立刻起身去查看犯人名册，发现自己的名字上真的有一个圈。范纪曼立刻将自己想越狱的想法告诉周黎扬，并询问他的建议。周黎扬告诉范纪曼，咱们周围都是竹篱笆墙，直接攀爬就会发出响声，惊动不远处门岗上的持枪守卫，越墙逃跑不成，几乎就是必死无疑的结局。
说到这里，周黎扬问范纪曼，你的事情是否已经到必死的地步？范纪曼坚定地回答：“被押解到南市看守所，必死。”周黎扬闻言，果断地告诉范纪曼：“那就赶紧逃。”
1949年4月11日清晨，周黎扬谎称自己肚子疼，让看守班长徐步青帮忙打水吃药，徐步青不知是计，转身去给他倒水。范纪曼早已守在厕所旁，等徐步青出门后，他立刻将平时犯人们放脸盆的一块板子取到手里，熟练地架在了竹篱笆上，随后登上木板准备逃跑。
由于有些慌乱，第一次踏上木板后范纪曼没能踩稳，跌伤了面部，他强忍着疼痛赶紧爬起身，利用木板快速越墙而逃。
大概一分钟后，徐步青匆忙跑了回来，对周黎扬说道：“范先生跑了！”周黎扬表现出一副不信的模样，对徐步青说，范先生不可能逃跑，他只是因为一些误会才被关到这里，过几天就放了。你再去找找吧，没准在什么地方休息，你没看到。徐步青信以为真，转身又去寻找，为范纪曼成功越狱留下了充足的时间。
等到范纪曼越狱的消息确定后，徐少元组织特务上街去追时，熟悉上海大街小巷的范纪曼，早就快速找到了藏身之所，并找到民盟盟员冯和法，请他施以援手。冯和法经常帮助进步人士，早就对他有所耳闻，这才敢找他帮忙。果然，冯和法决定帮助范纪曼，将他带到自己的女友家暂居，一直到上海解放。
范纪曼晚年将自己所珍藏的4000余册书刊，以及一千余张原版唱片全部捐献。在晚年仍然发挥余热的范纪曼老先生，于1990年12月6日病逝于上海，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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