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的正解是“以多胜少”，但历史上也有很多“以少胜多”的例子，尤其是力量对比相当悬殊的时候，所以“以多胜少”也是不容易的，假若大秦没有王翦，则未必能统一六国——答案可以在韩信这儿找到。
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 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韩信告诉我们，一个人能统帅的人数有上限，当超过这个上限的时候，这支队伍就容易出问题了。
以少胜多，往往是少者这一方，足以统帅自己的队伍；而多者这一方，其人数超过了统帅的能力的上限。
多方与少方，容易构建出6个矛盾，分别是，
1）人员来源上，复杂和单一的矛盾。
2）人员人心上，杂乱和一致的矛盾。
一边是不乏投机倾轧者、观望自保者、落井下石者等等各怀心思的人，这是由来源差异、内部竞争导致的。另一边是生死存亡压力下、人心易于一致。
3）士兵心理上，依靠他人和依靠自己的矛盾。
一边人多，所以其他人是自己的依靠、会指望别人。另一边人少，自己是自己的依靠、并不指望别人。
4）战斗力发挥，发挥不足和超常发挥的矛盾。
一边士兵觉得必胜无疑、不想做胜利的代价，局部有畏战心理、不会死战，战力发挥不足。另一边是不拼则死、非死战不可，战力超常发挥。
5）在对敌上，骄敌和慎敌的矛盾。
6）在准备上，准备不充分和准备尽量充分的矛盾。
只要双方军队形成了这些矛盾，在矛盾作用下，多方必大败无疑。统帅的能力，正在于看出这些矛盾和可能性，
1）取消这些矛盾、就能纯以力量对比取胜。
2）构建出这些矛盾、就能以少胜多。
推断
1）多方较通常军队崩溃的阈值要更低，即易于崩溃、崩溃传导更快、崩溃的逆转更加困难。
2）多方人均发挥战力要更低、战斗力丧失更快。
3）以少胜多的战役，往往初期接战的小战役，多方多是失利的。
官渡之战，曹操挥师东袭，袁绍初战失利。淝水之战，晋军首战告捷，士气大振。赤壁之战，曹军初战受挫。巨鹿之战，楚军奋勇死战，九战九捷。这些战例，多方初期都是失利的，而这些表现正是这些矛盾的表面。
1）王翦的处理
王翦以60万秦军对阵项燕40万楚军。“楚军屡次挑战，秦军始终坚壁而守、不肯出战”——这是去骄。“每日要求士兵休息洗沐、同时与士卒同饭同食”——这是同心一意。“不久，王翦打听士兵以什么来娱乐，有人回答说：投掷石头，跳远比赛”——这时士兵战斗力发扬、争胜之心形成、比赛则慎矣，虽面对敌军士兵的拼死一战、亦有了不惧、慎敌的争胜之心。
由此去除了“多”的副作用，王翦是能统一天下的名将。
2）我军的处理
两场大战之间，必让部队好生休息一阵，这种休息，一方面起到了整训补充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去骄同心的作用。充分准备，战术上重视敌人。要求打歼灭战，所以在谨慎和准备上，就天然有更高的意识和适应。找敌人弱点打，只攻敌一点，不要同时打两个点。
由此去除了“多”的副作用，最终建立新中国。
在整个以少胜多的过程中，多方在失败过程中，出现了多个“走向”，
1）由低估走向高估
2）由轻敌走向惧敌
3）由小惧走向大惧
4）由少备走向不备
5）由不急走向大急
6）由骄傲走向极不自信
只要几个失败，再放大恐惧，最终多方就由不巩固走向了崩溃。所以，伟人要求政治统帅军事，这些矛盾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取消，即军队可以通过政治工作完成巩固。
多方在不巩固的情况下，一种做法是巩固自己，就像上面王翦做的，求得自己的先行巩固，然后以强击多、以多击少。另一种做法是瓦解少方，在力量对比下，少方是容易瓦解的。
所以，就会有以少胜多的情况出现，也有以多胜少的情况出现，这里面是矛盾之术的规律在起支配的作用。
核心原因在于，当军队人数处在不同量级时，就会发生不一样的问题。当军队与敌人数量在不同对比时，也会发生全新的问题，所以一个人能统帅的数量就存在了上限。所以，自古名将少，能处理这些所有情况的名将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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