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家返回城里，当地政府安排我到医院当中医学徒，开始就给老中医抄方。
比起农村，那就是天堂般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先苦一下也是好的，就晓得真正的乐是在哪里了。
经过三年艰苦的农村劳动，才晓得有一个职业是多么幸福的事。”
——黄煌 《我的中医之路》
“我的老师叶秉仁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的中医医学院，长期在农村行医，中西医两法都行。
中医方面他教我方和药，不仅讲方剂的组成和功效，还教我他自己编写的方歌，如‘调肝理脾服逍遥，三白荷草当柴烧’等。
西医方面教我更多的是临床技能，例如肝脏触诊，心脏听诊及症状鉴别诊断等。”
——黄煌《我的中医之路》
“那时的思路比较简单和粗浅，基本上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诸如失眠就用合欢皮、夜交藤；咳嗽就用杏仁、桔梗；食欲不振就是谷芽、麦芽、山楂、陈皮，想法比较简单。疗效并不明显。”
——黄煌《我的中医之路》
“学徒满师以后，我开始独立门诊，疗效不理想。
那时，开始对清代名医叶天士的医案进行研究。我把《临症指南医案》手抄、对比、分析。同时，模仿叶天士医案处方用药。
那时候还经常做的工作，是名老中医医案整理。我将叶秉仁先生等几位家乡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整理成文。
那时，虽然对中医理论有所熟悉，但认识尚浅薄，大致和教科书观点相似，只不过对老中医的经验有所体会。
当时还是不会看病，经常去请教老中医，我还手抄过清代常熟名医余听鸿的《诊余集》。
总之，处在中医学的学习期，属于学习中医的初始阶段，尚谈不到什么思想的形成。”
——黄煌《我的中医之路》
“考上南京中医学院首届研究生以后，我有机会接触大量古籍，也有时间放在读书上。
那时，我集中学习一些基础科目，如自然辩证法、《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外语等。
那时，自己还读了心理学、控制论、黑箱理论等。 所以，要做好医生，要读书，好好静下心来读书、思考，尽管有些书当时读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但还是要读，读了才会知道如何选择，如何读书。”
——黄煌《我的中医之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陆兴起了“中医多学科研究”的思潮。
就是强调了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心理学等来阐明中医理论的奥秘。但我在参加这个中医多学科研究活动以后，越来越感到不踏实。
这些研究的观点离中医临床太遥远，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等诠释，终究谈不到具体的中医世界。
所以，我始终与他们有着学术思想上的距离。”
——黄煌《我的中医之路》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接触到清代著名医家徐灵胎的著作，读后十分震惊。
他虽然是两百多年前的古人，但其学术思想上却是非常清晰的，具有明显的近代学科的光辉。
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就是放到现在，依然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黄煌《我的中医之路》
“医案是我学习中医的重要教材。学徒期间是这样，在南京中医学院读研究生时也是这样，不仅抄读地方名医的医案，也注意从名医医案中挖掘中医处方用药的规律。
我当时就觉得，辨证论治是一种技能，医案是培养医家知常达变的本领，这是学习中医所必需的，属于传统的学习研究方式，不可偏废。”
——黄煌《我的中医之路》
“我花很长的时间在图书馆看伤寒论注家的著作。
那个时候喜欢读舒驰远的《伤寒集注》、程应旄的《伤寒论后条辨》、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吕震名的《伤寒寻源》等，近代经方家如陆渊雷、恽铁樵、曹颖甫、祝味菊等的书也给我很大的启发。
我在阅读中理解到伤寒论研究是”一家有一家的仲景，各人有各人的伤寒“，每个医家是在注解《伤寒论》的过程中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诠释中医的奥秘。可以说，一部《伤寒论》研究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医学术思想史。”
——黄煌《我的中医之路》
“在日本进修的一年，思想非常宽松，讲中医中药，不必局限于教科书，可以任意驰骋。
回国之后，我的研究方向就以方证研究为主，并且投入了很多的精力。
由于中医学的经验性，决定了整理和总结老中医经验的重要性。
这在我的学徒时期就已经明确了这一点，同时也初步掌握了有关的方法和技巧。
在进行方证药证研究的时候，除了文献研究以外，我非常迫切地需要老中医经验的参照。”
——黄煌《我的中医之路》
“我曾说过：中医的学习一开始首先要问“是什么”，弄清了“是什么”，才能去思考“为什么”。
对经方有一定程度理解之后，开始尝试着思考“为什么”的问题。怎样才能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经方医学理论的框架？这是一个新的挑战，需要结合现代医学的方法和手段，充实和发展经方医学，使经方医学与时代相映。
经方医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循证医学”，不过，我们不叫“循证”而叫“随证”。《伤寒论》有“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说法。
所以，确切地说，经方医学是“随证的医学”。我个人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大致如此。
——黄煌《我的中医之路》
“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明确，自己是个医生，读书、研究、教学、编辑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治病，为了临床疗效！临床疗效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我非常珍视我的门诊，平时除非有紧急的情况，一般是决不会放弃自己心爱的门诊的。
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学习中医都非常认真，但总是有一种空虚感，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接触临床的缘故。”
——黄煌《我的中医之路》
影响黄煌教授一生的老师
我的启蒙老师叶秉仁先生便是“中医四大金刚”其中一位。
叶先生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精通中西两法，临床的经验相当丰富，教给我很多东西，是一位非常重视西医技术的老中医，他的治学格言是“学术无国界，治病在在疗效”。
第二位要提到的是夏奕钧先生，他是苏南伤寒派朱莘农先生的弟子，性格开朗，禀性聪慧，看病时全神贯注。临床擅用黄连治伤寒等发热性疾病，外号“夏川连”，常用泻心汤、桂甘龙牡汤等。
当时我在卫生局编写组时，夏老是主编，在他手下工作，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朱家伤寒派的诊疗风格。
第三位是邢鹂江先生，与夏老是同学。邢老的毛笔字工整端庄，文采非常好，医案遣词用句非常美。
他一生清贫，但对中医一往情深，他说，人生只要一桌一椅一床，足矣！
上世纪70年代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但我有时晚上去他的单人宿舍，邢老就特别开心。
他会给我泡上一杯牛奶（当时奶粉是奢侈品），然后为我讲述他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他当年治疗重证大病的经过，也有中医界的趣闻轶事。
第四位是陈嘉栋先生，擅长使用张锡纯的药方，并喜欢收集民间验方，临床经常有一些奇方奇法，毛笔字写得很飘逸。
——黄煌《我的中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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