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如何呈现故乡？

图文  卢俊糖

每次呈现故乡，心情都很复杂。从故乡走出来后，我早已不再是故乡的人。回乡，我已成了一名观察者而非当地人——尽管我看似很熟悉那里的一切。呈现出的故乡，好像只是一个“他者”热泪盈眶的悲悯，一段时间甚至想要学习这些年的“博士返乡”，用来自西方的条条框框评价故乡的人情冷暖，满足都市小资对中国乡村的幻想和批评。三四个月来，心里有很多想要表达的事情和观点，关于儿时的记忆，关于父母的过去，关于家庭的历史，关于故乡的变迁。但始终不知道该如何准确呈现这些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的记忆片段。

几天前导师问起：“你家溜索想好怎么拍了吗？”我们聊了很久，给他看了一些照片和视频资料，他惊喜：“要不你的硕士论文就做这个吧！” 并表示想抽空和我一起去看看，我感觉找到了知己。四年前开始，故乡的溜索就成了我心里放不下的一个选题，从小在溜索上面长大，我不想看着它因为越建越大的水电站和越来越多的桥梁起来而无声无息地沉入水里——它的繁华与衰落由不得自己，由一个村庄在现代化浪潮之下的变化所左右。

2016年我到北京实习，远离故乡后才发现故乡的一切都如此珍贵。当我向报社老师讲起家门前那栋溜索时，我感觉到他们在听一个超越经验认知的传奇故事。我想借在报社实习的机会写一篇关于溜索的文章刊发，但奈何没有所谓的“新闻点”。第二年春节回家，把父亲和隔壁二舅请到溜索旁边，讲述他们和溜索的故事，又请父亲还原当年人工推溜的场景，做了一个两分钟的短视频发到网上。一位爱好摄影的朋友看见，让我拍些照片、写点文字发到他的企鹅号，竟然在腾讯新闻APP被推到封面。但在互联网的海洋里，很快就被另一排波浪盖了过去。那时我只是期待人们在茶饭之余看看稀奇，惊叹：“哇！”

想不到，溜索在2018年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选题。一次，远在北京的记者朋友发来采访溜索人的录音，因为溜索人不会讲普通话，希望我能帮忙翻译方言。在脱贫攻坚的政策下，位于老家上游被称为亚洲第一高溜的鹦哥溜索旁要建起一座沟通云南和四川的桥梁，取代曾经与外界连接的溜索。在媒体的话语里，溜索没有百姓的智慧，没有溜索人的生计，更没有当地人的情感，是贫困落后的象征，而桥梁是现代化和脱贫致富的象征。央视的直播车不远千里、翻山越岭、一次又一次开到溜索旁。桥梁的建设进度和溜索停运的倒计时作为两条时间线并置在媒体的报道上，建构出贫困即将过去，小康即将到来的行政神话。媒体总觉得自己在拯救世界，可是常常成为“帮凶”欺骗自己，欺骗世界。

鹦哥溜索停运之前，我找到在县城做影视的朋友，希望他们能够记录，但奈何他们如我一般奔波于生计。终于，它停运了——在媒体的报道中，在新时代的潮流中，在溜索人的无奈中，在当地人复杂的心情中。停运那天，《中国之声》的报道写到：“我家门前有座桥，从此，村里的新房多了起来。我家门前有座桥，从此，江上的溜索，成了历史。”在媒体的歌颂中，我想起了家门前那座已经锈迹斑斑的溜索。父亲把二十几年的心血花在它身上，靠他养活了我们一家，靠他供养我和妹妹上学，也靠他送出了一批又一批村里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在西昌工作的表哥偶尔和我聊起：“我以前也是推溜人。”溜索见证了当地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文化交流。

去年，偶然在网上看到父亲、母亲和妹妹与溜索的合影——照片拍摄时溜索还在运营。照片是云南摄影师罗怀学拍的，几经打听，终于联系上罗老师并获得原片。我感动极了，他从2011年开始关注金沙江溜索，并拍摄了大量图片资料。他从昭通市绥江县出发，沿着金沙江的峭壁和沙滩而上，拍摄到昭通市巧家县。

我曾经在县城的摄影展上看见过关于溜索的作品，那是一幅仰拍的剪影。在镜头下，脚踩钢绳的推溜人高大威武，像一个超人。影像佐证了下面的文字注解——作者通过呈现这样一个满身斗志没有痛苦的劳动者的形象，迎合当下时兴的口号，歌颂所谓劳动人民不怕吃苦的光辉形象。其实他们也害怕吃苦。

到罗老师的办公室看着他拍摄的关于故乡的照片，许多差点扔掉的记忆涌入脑海，眼泪在眼眶打转。儿时的画面随着一张张照片出现在我的脑袋里：炎热的夏夜，父亲把我连同被子放进溜框推到河中央睡觉，河风带带走了炎热，也带走了蚊虫；我和父亲常常坐在江边的铜运古栈道上，口渴了就用他的空酒瓶打江水喝；河中央的三叉石一直是我们想要到达的神秘之地。但随着电站蓄水，一切都沉入水里。我想起建家门前那座溜索时出现事故，钢绳带着火花从我的眼前掉进江里，父亲把母亲大骂了一顿，因为我差点也随着钢绳进入江里；我想起父亲因为推不推溜被一家七八个人上门殴打的事情；我想起母亲作为一名乡村女性和父亲一起脚踩钢绳推溜的场景；我想起隔壁自言自语的大舅，因为不知情把小偷和被盗的黄牛运过对岸后被派出所打到精神失常；我想起那个从溜索上坠落到江边石块上的女子，和表妹被溜索滑轮轧断的手指；我想起手被轧到的伯母坐在我家院坝里哭闹不停的场面以及一切关于溜索的纷争。溜索，看见了村庄几十年来的一切。

七八年前，故乡终于因为水电站建设通了公路。这条路穿过悬崖，穿过农田，沿江而下，江上的溜索也陆陆续续停运。现代化进程终于因为大城市的电力紧张进入了被遗忘的村庄，我那个穷乡僻壤的故乡猝不及防地被卷入城市化。这条路通车前，村里人都以为这是一条致富路，“要致富先修路”不知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灌输给了故乡的百姓。事实上，这条路确实给故乡带来了一些致富的机会，也给百姓带来了之前未曾想到过的方便。货车可以拉砖和泥沙挣钱；面包车住往返于城乡之间接送乘客为生；赶集可以骑摩托车；看病不屑于在镇上，毕竟去城里的时间越来越短，当然讹诈也可以到县城或者省城的医院一住不起。

但是我依旧愿意把这条路称为城市化“入侵之路”。懒政让狭窄的公路轻松就把货车送入江水，也让拉客的面包车方便了交警完成指标。公路缩短了去城里的时间，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但村庄因此变好了吗？或许更糟糕了。城市的消费习惯、生活标准和医疗教育水平成为故乡百姓不得不遵从的标准。但它们的收入并没有因为“致富路”发生本质变化。现代化似乎并没有给故乡带来春天的消息，甚至外来资本借现代化和脱贫致富之名进一步榨取村庄资源。

罗老师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位溜索人每天都会到河边的一块大石板上晒着太阳思考人生。他知道那块被江水冲刷得明晃晃的石板运到城里会卖个不错的价格，但他没有能力运，最后随着下游电站蓄水沉入了水底。我欢喜：“还好沉入了水底。”外面商人的目光一旦凝视这些石头，村民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被运往山外，被雕琢成器，被高价售卖。而留给村民的除了糟糕的生态和愤愤不平的心态以外一无所有。但江水，可以把那一丝丝遗憾也一同淹没。

想到那些被改造成都市人想象中的美丽村庄的示范村，想到那些被社会结构排除在外支离破碎的非示范村，我不知所措。我想象不到故乡的未来，因为我悲观极了。我只是想起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那一段历史，“文明人”带着枪炮进入“野蛮人”的生活，奴役、杀戮、贩卖成为那一段历史无法回避的词汇。谁文明，谁野蛮？

现代化给一些人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物欲，但是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和越来越不可调和的城乡对立让身处其中的现代化弃民不知所措。我不得不想，如此快速的发展是好还是坏？故乡的资源通过高压线运送到了东部发达城市，故乡的百姓依旧被那些人形容为“落后”，这种“落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变成神话强加于故乡的百姓，让他们也认为自己“落后”。以前我们还可以用“爱”来与之对抗，现在我们只能像快手短视频上一样，用“更有钱”的幻想来找回“自尊”。几乎没有人思考他们为何会“落后”，他们又该如何真正“脱贫致富”。我们不敢面对，我们选择沉默，我们埋藏历史。但透过溜索，我可以看见故乡在浪潮之下不知所措，不明未来。

戴锦华说：“我们通过影像拥有历史。”只有当影像不被特权左右，我们才能通过影像拥有我们的历史。我该如何讲述溜索，我该如何呈现故乡？我想影像应该成为人与人的交流方式，而不是看与被看得权力媒介。渐渐剥去新闻传播学教给我的能与不能，把影像作为记忆，作为证言，作为通往未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