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刍议兼论“书画同源”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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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的50年代中，连续发表了许多篇有关讨论文人画问题的文章，引起我重新翻阅历来研究这方面问题的文献。材料看得多了，在头脑中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前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尽管在行文用词上有所不同，但其主要观点，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可是愈到后来，他们之间的分歧就愈渐扩大。到了今天，在许多新论点中，竟有大相径庭之处，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论据，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这正说明了我们美术界正确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同时说明了文人画问题并不是如过去那样，长时间的“风平浪静”。实际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我们用科学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毫无疑问，这一工作的顺利开展，对整理我国民族绘画遗产，发展富有独特风格的传统艺术，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里，谈谈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几点肤浅体会，作为引玉之砖。
（一）
苏轼
“文人画”这个名词，始见于北宋苏轼题《汉杰（宋子房）画山》的跋语中。它的原文是: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栃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 。”
此处所征引苏轼的跋文，其中“士人画”一词凡两见，在末句的“士人画”之前，还多加上一个“真”字，显然是加重语气的意思。所谓“士人画”，有人也管它叫为“士大夫画”。后来一般则称之为“文人画”，这倒是十分确切的，所以才能行之较久，成了大家公认一致的习用语，得以一直沿用至今 。
单单就“士人画”或“文人画”这个名词来考察，据我所知，在苏轼之前，不曾有人提出过。至于重视文人、轻视画工的思想，它纯然是属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却早于苏轼若干年就已然存在着了。由于史阙无征，很远的事例且不去说它，北齐颜之推对画家刘岳与画工在一起作画，认为是蒙受了耻辱；画家顾士端父子常被梁元帝召去作画，也为之“每怀羞恨”。还有更为具体的，也有大家所熟悉的，就是唐初大画家阎立本的一段富有情节的历史故事。为了忠实于历史之故，我在这里摘抄《旧唐书》卷七十七·列传第二十七《阎立德传》后所附的阎立本传原文如下: “……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座者为咏，召立本令写焉。时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阎氏）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不胜愧赧。退诫其子日:‘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末伎。’”
旧唐书
《新唐书》中阎立本传的记载与《旧唐书》大致相同，可见故事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 。不妨再举一个与苏轼同时代的评论家郭若虚的见解，他在《图画见闻志》中说: “……窃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生活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画，必周气韵，方号世珍，不尔，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虽日画而非画。”
南宋时的邓椿其人，在他所著《画继》一书中，特别引申了郭氏的见解，有所阐述和增益。由此可见，愈到后来，随着封建社会的推移，顽固的等级观念体现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文人画思想就更加显得突出起来了。虽然，这种思想尽管在士大夫中日益浓厚、深化，而文人画之名，仍仅仅是由北宋苏試一人提出来的。这个发明权应当归于苏轼。
元代的文人画实际上有新发展，基本上占了统治地位。到了明代后期，董其昌之流才检起了文人画之名，赋予了“新”的内容，藉资树之画派，自我吹嘘。从表面现象上看，它的性质似乎还是属于封建性的，但骨子里已经接受了当时商品经济的日趋发展，多少有点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社会基础的影响所致。就在这个时期中，各种不同的流派，相互标榜，有时也彼此攻评，而师承的关系，已开始沦为附属的地位，这正好说明文人画在逐渐改变的社会关系中所起的不同反映。从董其昌一生所提倡的画分南北宗，鼓吹文人画的所有活动看来，文人画的社会属性，我们是不难从中察觉到一个端倪来的。
又尽管在董其昌以前，有不少人以文人画相标榜，但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没有因此而各立门户，以专搞派别为能事的。我们可以这样说: 文人画之名创始于北宋苏轼，到了明末，为董其昌之流所利用，从而风靡了300多年。有人认为文人画在我国悠久的民族绘画传统中根本就不曾有它的存在，看来未免失之偏颇；有人说文人画的开山老祖是苏轼、文同、米芾诸人，而且还有人认为真正的文人画创始于元代，却不去分析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未必是持平之论 。
节选自：《沐雨楼文集》之“文人画”刍议兼论“书画同源”说
-------杨仁恺------
杨仁恺（1915年10月1日——2008年1月31日），号遗民，笔名易木，斋名沐雨楼，四川岳池人。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书画大家、美术史家。曾任中国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成员、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鲁迅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因其杰出贡献，授予了“人民鉴赏家”荣誉称号，被誉为“国眼”。杨仁恺先生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拓荒者，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考鉴、拯救及中国文化世界的传播作出的卓越贡献，海内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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