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国国夫人游春图》的初步剖析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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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国夫人游春图》
四
关于这幅作品中的主人——虢国夫人的指认,已在本文中有所涉及, 表达了我个人的看法。长期以来美术界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分歧,不少同志过去在这一问题上发表过不同见解, 这是一件好事。但在分析这幅作品时必须涉及虢国夫人的指认问题, 作为对作品的理解。如果连主题人物还不清楚, 又怎么能谈得到对作品的分析呢?
根据不同的观点, 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说法。 第一种认为画幅的最前一騎,跨三花马,化装成男装的是虢国夫人。理由是开元、天宝间贵妇人多喜着男装, 三花马是宫廷御厩的特有标志。再就是在画面上所处的位量，处于最前列。所以第一骑上的人物应是画中的主人。第二种则以为前面各骑是为后面主人开道而设的，主人应属于后三骑中的中间一骑，理由是骑三花马，年近中年，鞍上拥一幼女，左右两骑侍从，并非寻常人物可比。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所骑的都是三花马。所谓三花马，指的是马的鬃毛.剪成三个花瓣，为御马独有的装饰之一。虽然如此，却不等于骑三花马的就一定是虢国夫人，请问前后两匹三花马，究竟哪一个是呢?所以，不能机械地看问题，否则就会自相矛盾。至于女着男装之风盛行于唐，究竟此风是从当时东南亚诸国和我国少数民族那里传播而来，由于生活习惯不同，特别是游牧民族骑术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妇女着男装本不足奇。四方辐凑的长安城，当时各种服饰五光十色，贵族仕女更是争奇斗艳、标新立异的带头人。但这种效法只能是偶然的效法，虢国夫人不可能用它作为常服，这是必然的。何况画家是不会把特殊情况作为典型来表现的。再说，画中男装共有三人，他们除在位置上有先后以外，其余看不出有什么差异，与其说最前一骑是虢国夫人——明明是开道的——倒不如说中间的一位从监还比较近似，可是，从监毕竟是从监，和女扮男装是截然有别的。
第二种说法之所以不能令人信服，在于安排的地方处于殿后部分，势成强弩之末，不是烘托了主人，而是违背了构图的一般法则。从人物的年龄和容貌上看，她已是中年，丰润不佳，与倾国的虢国夫人大相径庭。进一步说，一个举国瞩日的贵族女人，即使钟爱自己的女儿，在宫中抱抱玩玩尚可有之，出游时岂有抱携鞍上之理?特别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违背历史的臆说。
我个人的意见属于第三种，前已说过，这里归纳在一起，除从构图的角度著眼之外，还考虑到人物的特殊的表现手法，最为重要的是画家在虢国夫人的脸上末施白粉，迵然不同于其他几个妇女，这是画家的精心安排，这样做，正与“淡扫娥眉朝至尊”的写实名句完全一致。如此看来，图画与文献不是偶然的吻合，而是有历史根据的，从而更增加了对这一判断的信心。
五
张萱是唐开元年间的大画家，京兆(西安)人，开元十一年(723)前后，和杨宁、杨升等同以擅长人物画驰誉当时，张氏尤工仕女、婴儿画。他所画的仕女，都是丰颐厚体的形象，开盛唐“曲眉丰颊”的新风格。线条的运用，则从周密中胎息出来，加以提炼，简劲而流动。赋色艳丽而不芜杂，鲜明而不单调。这些技法上的新成就，后来为周昉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起来，一直到五代，流风余韵，影响至为深远。
張萱《捣练国》
张氏作品的取材问题，据现在所知，他一面从历史故实中去寻找题材，如以苏若兰织锦，回文诗为内容的《璇玑图》，以汉武帝陈皇后退居长门宫为内容的《长门怨图》等。其中《璇玑图》的构图，据《东图玄览》所记，采取了《洛神图》连环術接的形式。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面，他多方面描写了现实社会中贵族妇女游宴戏乐的生活，如《宫女图》、《太真教鹦鹉图》、《虢国夫人踏青图》、《虢国夫人夜游图》等等。但也有写妇女劳动生活的如《捣练国》、写下层妇女生活的《妓女图》。总之，张氏取材是广泛的，可惜他的作品流传到晩唐期间，已经为数不多。见于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裁，仅育《虢国夫人出游图》等5幅。再就是唐太和间，河阳从事李涿在长安保寿寺所发现，用地图和绢素所换得的《石桥图》。北宋徴宗赵佶锐意搜求古画，得张萱画47幅，要算是历史上罗致张画最高的纪录，靖康乱后，又经蒙古贵族入侵，宋内府收藏的艺术精华，大半毁于兵燹，无怪到了清初，一些收藏家有“张萱真迹流传绝少”之叹了。
今天我们在张氏1200年之后来从事他的作品的研究，无疑会遇到很大困难，张氏作品既不能得见，即与张氏同时或稍后的作品，也不易获得。这样，北宋人所临摹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就具有不下真迹一等的重大意义。一般说来，无论如何好的摹本，不可能百分之百同于原作。至于摹得差一点的，更不用说了。但当真本失传后，能得到造型、线条、色调俱臻上乘的摹本，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古代绘画仍有极大的帮助。唐人张彦远说:“古时好拓画(摹本)，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纵……故有非常好本，拓得之者，所宜宝之，既可希其真踪，又得留为证验。”从这个论点出发，我们认为《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是符合“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纵”的条件的，它有“留为证验”的珍贵价值。《虢国夫人游春图》根据金章宗(完颜環)题签，定为宋徽宗摹张董之作，说是赵佶临摹，未必精确，至少可以说是在他的授意下，通过画院臣工的辛勤劳动所结出的硕果。摹写古人作品，因而保存艺术遗产，接引我国民族美术传统的源源流泻，历代画家都作出过不小的贡献，我们应当感谢他们。
1954年7月
节选自：《沐雨楼文集》之《虢国国夫人游春图》的初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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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恺------
杨仁恺（1915年10月1日——2008年1月31日），号遗民，笔名易木，斋名沐雨楼，四川岳池人。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书画大家、美术史家。曾任中国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成员、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鲁迅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因其杰出贡献，授予了“人民鉴赏家”荣誉称号，被誉为“国眼”。杨仁恺先生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拓荒者，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考鉴、拯救及中国文化世界的传播作出的卓越贡献，海内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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