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中医与数术同属于“术”的范畴，其核心内容都在人的生死吉凶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二者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中医侧重于人的生理与病理，而数术则侧重于人的伦理与心理。换言之，中医是对人内在吉凶的占验，而数术是对人外在吉凶的判别。二者就其根本而言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相通性。
从其产生来看，上古之时的“巫医”之说便表明了“巫”与“医”不分，本为一家。古之士大夫常言“不居庙堂，便在卜医之中（汉贾谊语）”亦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医与数术的密切关系。
从其理论基础来看，二者均以古典的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唐代的医学大家孙思邈曾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从中医的基本理论来看，阴阳五行理论无疑是重中之重。《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开篇即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治病必求于本。”中医治病，主要考虑的宏观的人体阴平阳秘的状态，因此，治病在于调整阴阳。人天是相应的，天人是合一的，作为宇宙、自然界中的生命个体，人体本身和宇宙、自然界中的阴阳五行紧密相关，相互感应。人体对自然环境所构成的有质有形、有质无形的各种场辐射是有感应的。因而上医需要懂得自然环境阴阳五行场与人体的关系。《内经·素问》篇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易·系辞上》也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最大的也是最主要的最终的归纳。一切从阴阳入手，一切从阴阳结束。而其中始终贯穿运行的便是五行的生、克、制、化、合。五行中木、火、土、金、水是广义的，而每行中也是含有阴阳的。例如：火对应人体五脏中之心脏，但火有相火、君火、神火、邪火、虚火、实火、上火、下火等，而心脏中这个心，却不是狭义的脏器管，这个心是神明，是道器合一，故有神明之心和血肉之心的区别。所以明心、养心、静心都是为了追求观性、追求本质，以达养生。数术者，微而显，约而博，发乎吉凶悔吝之秘，备乎言行威仪之表，得乎劝善惩恶之机，实乃格物穷理之妙法也。其术有紫薇、有子平、有堪舆、有相书、有奇门、有六壬、有梅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然究其本则归于一也，意即阴阳五行之说也。子平术有干支五行、纳音五行，其六亲之定亦本于五行。堪舆之中有阴龙阳龙之分，余之种种皆有阴阳五行存乎其中，余当不复细言之。凡百元首，承天景命，皆致阴阳五行以为基。
就其操作手段与内容来看，二者也有很大的相通之处。中医有“望、闻、问、切”四诊法，其中“望”、“闻”二法亦是数术所重，无论是面相学中的望气与听音还是堪舆中的“觅龙”与“察砂”等均是如此。并且中医有“望而知之之谓神，闻而知之之谓圣，问而知之之谓巧，切而知之之谓工”之语，可见，“望”“闻”而知病乃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要求，一个更高层次的境界。因此，古之所谓良医者，实为能知病于毫微之际，而非能于大病猝发之际治之者，由此看来，扁鹊确实是神医，毕竟他察蔡桓公的病于秋毫之末，并能随时推移，应物变化，准确地把握和判断其病势的走向。所以，中医的理念是一种超前的预见性的，正如《黄帝内经》所言“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它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理念。数术亦是如此，它通过对人的外在吉凶的一种事先占验，从而使人能够预知祸福，趋吉避凶。
究其根本，中医与数术二者的最终追求都是天人合一，人天相应是二者重要理念，它与中华民族儒、释、道文化的天人论是相融相通，并与之水乳交融。佛学讲明心见性，道家讲修心练性，儒家讲存心养性，中医讲静心观性，而数术之目的也是为了预知吉凶而使人保持一颗平常心，在这里它们都是追求一个人的本然。人能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时，就能把握阴阳、运用阴阳，取天道之有余，补己身之不足。天地之能可为己所用，开发调动人体内存的潜能，激发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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