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驰在广袤的原野上
这地球可真的不公平，一过了欧亚钱，立马地貌就不一样了。呈现着富饶的土地，仿佛空气里都带有西方现代化的气味。看到苏联的小城市和中型城市。公路上就看到红颜色的小汽车，据老刘说，他们的汽车占有率大概是3家就有一辆，我想起我们西安市建工局的领导们，通过我们市三建公司建设西安第一家外资饭店：金花饭店，和外国人谈好协议，表面上是由外资方面送我们四台皇冠牌轿车，而实际上车款是在工程款中扣除，但进口车的税由我们自己缴：当时进口车税是200%。很大一笔钱。当时我们的收入是100元以下，而一台日本的皇冠牌轿车大概是四五十万元，再加上税。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局里专门派出一个队伍到上海去接车。拿到以后，局党委书记一台，局长一台，三公司经理（当时没有总经理的称谓）一台，还有一台据说送给了市里的领导。
当时，我们局领导真的有面子啦。1985年，我们局党委书记要到香港去带队考察，派我到北京去办理出国手续，我从建设部到对外贸易部都跑了，才知道，国家的出国手续审批手续刚刚下放到省里。那个时候出国是很难的一件事。当时，做领导的待遇是：房子；车子；面子。而在今天，这些事情就已经都不是事儿啦。
我看到一个苏联的小城镇，车站上没有人，就立了一块牌子，挑眼望去了，远处有一两栋现代化的宿舍楼大楼，老刘说，你可不要小瞧这些地方，他们可能就是苏联科技的研究所。路上的人可能就是某一个大科学家。
火车停到一个大站，那位中国大使馆的小伙子领着一大群中国姑娘下车去，帮助她们卖东西，老刘说，他这样作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买卖行为是在苏联被禁止的。而他是具有官方身份的。但，我看到那个小伙子一脸的兴奋。我也拿着我的东西（电子表）走下车厢，我看到一大群苏联人站在我们车厢门口，大家都像两群不同的动物，在互相观察着对方，可能是语言上的障碍，人群里没有议论，只见一个身穿深蓝色的制服，头戴大盖帽的人，默默地站在一旁注视着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我也不感到危险，拿出了我的电子表，向一个小伙子展示，小伙子向我只是点了一点头，我又拿出一个计算器，按下35的数字，对方又点一点头，我把一板（10个电子表）的表都拿出来，向周围显示着。这是小伙子冲过来，塞给我一叠钱，拿着表就走了。当时，速度之快，使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人就不见啦。我后来数了数钱，一点都没错！那个警察还是没有动。我回到车厢里，在给老刘说第一笔生意的成功，这时，过来了一个苏联人，对我说着什么，我和老刘的脸都吓白了，但，当老刘要对方再说一遍，才恍然大悟，老刘告诉我，人家要你的牛仔裤子，我要马上脱给他！我随便的说了一个价格，380卢布，对方点一点头。天哪，我就当着厂长夫人的面，在车厢里把裤子脱了下来，当我抽出皮带时，厂长夫人还加了一句：“这裤子也穿了几天了，有味儿！”
我带的东西都卖完了，也没数到底我有多少钱，估计有上千的卢布啦，老刘对我们说，现在的苏联，工程师的工资是具有代表性的，大约200卢布。那---我现在已经是有钱人了！
我到了餐车里，想花点钱，但什么也没有，有钱买不到什么东西，就只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媳妇头上围着一条白颜色的花环，围着一个白颜色的围裙，手里跨着一个藤条篮子，沿着车厢在叫卖，走过去一看，是卖巧克力的。问了一下价格，就随手拿了两个大一点的包装，她说15卢布，我抽出一张20元的给她，她要给我找零，我说：“算了，就当送给你啦！”她怔了一下，拉住我的脸，过来亲了我一口，我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想，啊！我这辈子第一次被这外国人亲了。心里痒痒的。
车又开动了，那三个上海的姑娘和长沙的小伙儿都跑到我的车厢里来啦，大家都在议论着我们的下一步路程：我们要在莫斯科转车，要到一个叫白俄罗斯车站去。据说要办理转签，一般我们从中国来的人不一定能及时办到去西德国的车票，我们必须要乘坐从莫斯科到法国巴黎的火车，我们要在东德的柏林车站转车。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走，互相帮助，其中一个同济大学的老师，实际年龄比我要小多啦，估计也就27，8岁。但表现出如此的淡定。我们大家都是头一次出国，能有这么一个领头的老师带着，心里感觉到踏实一点了的。听她说：我们到了车站以后就要花钱雇一个出租车司机，把我们送到白俄罗斯车站。只是一点点钱而已。另外一个同济的老师说，她们是德语专业的。语言没有问题，就是行李有点多，因为，不想回国了，所以把自己的家当都带出来啦。长沙的小伙儿没有多说话，只是笑着点头。
转眼在苏联的境内已经跑了第三天啦。前方就是莫斯科啦。大家都显得兴奋，我们和老刘互相告别，双方都留下了通讯的地址。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的博士论文马上就要答辩了，下一步去哪里都不知道。这地址也是临时的。我的地址就更是麻烦的。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在哪里？
快到莫斯科啦，郊区的景色已经令我们振奋起来，高耸的住宅楼，高速公路立交桥，宽阔的马路。满眼望去都是冬天也能绿色的宝塔形的松树。人们悠闲地走在马路上，我看到一个父亲扛着一副滑雪板，旁边跟着他的儿子。
同车厢的两个瑞典姑娘走了过来，我们问她们：你们也是和我们一样到白俄罗斯车站办理中转手续？她们摇摇头，无不骄傲地说，她们在北京已经把钱寄给了莫斯科的同学，这个同学会帮助她们买到赫尔辛基的火车票，并且，他也会来莫斯科车站接她们。当然，对我们的一起走的邀请，她们还是十分遗憾的说：谢谢！非常感谢！
到站了，大家下车，我们同车厢的人：警官大学的老师很礼貌的和我们一一握手，厂长夫人激动的和我们一起拥抱，并且抽泣起来，大家经历了六天的行程已经是无话不说了。好的和一家人一样，到了现在要分别的时刻啦。她是到苏联来看亲戚的，车站上也来了接她的人，看上去都是中国人，他们都在看着我们在做告别。按照约定，我们都站在车厢门口等同济大学的老师，有很多苏联人也在接车，实际上，他们就是我们要雇佣的出租车司机。他们也在寻找着买主，我们在寻找着卖主。过一会，同济老师A笑吟吟地走过来对我们说：“好了，我们的人找好了，我们到车站口去” 。我们大家拖着各自的行李往出口走去，碰到那两个瑞典姑娘，她们说还在等人，接她们的人还没来。“那--我们先走啦！”我们看到，这两个老师的行李可真的不少。她叫了三个出租车，一个拉行李，两个我们坐。大家连笔代划地说好价钱，和要去的旅馆。前边我们的出租车带路，后面的车跟着我们。
在出租车上，我们试图和司机交流，但双方语言不通，但彼此双方非常的友好。对方只是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再就是我身边的同济大学老师的妩媚，使得苏联老头无比的兴奋。我们大家不约地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老头套头晃脑，我担心别把车撞到墙上去啦。
街道上，行人匆匆，地面上冰雪交融，显出黑色的路面，建筑物斑驳陆离，但莫斯科建筑的颜色令我感叹不已！这个民族的建筑风格是和我们国家完全不一样，并且，对于建筑物的外表颜色是十分挑剔的，外墙颜色的跳跃性，令人激动！这是学建筑的人独有的感觉。车子开到了一座旅馆的门口，那淡绿色墙面，显得高雅和安静。大家把行李卸下车来，老师A告诉我们：对方要美元，三台车一共大概也就20美元，我们说：“没有问题！”。
我们大家将行李搬下了车，然后与出租车大叔挥手作别。我们来到了旅馆的一楼前台，那儿并不是大厅，而是一个不大的接待台，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羊肉味道。所有看到的地方都是木质装修十分精致到位的。整个房屋的内部装修都是木质的，站在中间，我就就好像背负着沉重的木板。房间里暖气开的很足，给人温暖的感觉，柜台上放着一个花瓶插着一枝淡黄色的玫瑰花，奔放的玫瑰花好漂亮啊！一位30多岁的小媳妇笑吟吟地对我们笑，但对方不懂英语，我们都不会说俄语。对方推过来一个价目表，我们瞪着眼，表上的价格全是俄语，我们大家就猜，估计我们都猜对了，我们都是单人房间。我们根本就不在乎价格。反正我们都是有钱的主儿。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重大的差别：第一是，莫斯科对外开放的酒店只收美元，而且价格真的不菲，我忘了是多少钱；第二是，价格表上没有暖气的价格，而我们的现时应该是另外加上暖气价格的。结果到了晚上我们大家都倒霉啦，我们反应过来奔到前台想要加暖气，但，前台已经下班了，无人值守。冻的我们一晚上都没有睡。想象一下，俄罗斯的旅游酒店当时对外的服务还是很落后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饭店里没有吃饭的地方，要到外边去。看着天色已晚，我们大家都面带难色。这地方关键是没有语言，我们到哪里去吃饭？当时估计已经是下班时间过了，街道上看不到几个人了。放好行李，我们大家约好一起出去吃饭。上海自行车厂的小姑娘说她不出去了，可能是感冒了。另外一个老师愿意留下来陪着她，我们另外三个人：同济大学的老师A和长沙的小伙儿还有我一起出去找吃的。到了街道上根本就没有餐馆，也没有食品店。转了一圈后还是回到旅店，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找吃的。房间里有电视机，但雪花太大，更别说看不懂，总是访谈节目。我早早就睡了。到了半夜被冻醒来。在房间里翻找到一床被子，盖上去。也就熬到天亮了。早上大家都在大厅见面。每个人都说冻死啦！老师A去投诉，我们才被告知，我们没有付暖气费，当然晚上没有暖气。真倒霉！
早上十点多钟，我们大家来到红场，其实大家饥肠辘辘，一眼看到红场旁边有一个餐馆，而且还着开门。我们连蹦带跳地跑进去，是一家吃早餐的咖啡店，大家要了咖啡，面包不要钱，我们把摆放在窗台上的面包都吃光了。那面包真的很好吃，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过同样香的面包。那个同济的老师A总在我的身边，我们一起谈论，我们一起大笑，我们一起找厕所。看到列宁墓门口排长队，看到红场的地面还是百年前的石头板材地面。看到小白杨树商店里商品多多，都是中国来的东西，暖水瓶，床单，自行车，等等，但真的没有我们要掏钱买的东西，我这兜里上千卢布就静静地躺着。我就买了两个圆珠笔。看到有的商店门口排队，我们过去问，说是买酒的。这个国家规定每星期四是买酒的时间，平时不卖。但这个国家是个酒鬼国家，到了卖酒日的晚上，你就可能看到有人就醉醺醺地躺在大街道上啦。
到中午，我们三个走到一个餐馆门口，看样子是挺高档的餐厅，老师A居然认出来啦——它就是在北京动物园旁边一家名冠全球的连锁店餐厅——莫斯科餐厅。那可是文革当中和后期北京唯一生意最火爆的地方。
其实，我们进去以后，感觉就像到了北京的莫斯科餐厅一样，圆桌旁落座，随手给自己铺上白色的餐巾，服务员递上菜单，点菜，但最大的问题是，还是我们看不懂俄语，又和服务员没法沟通。只好就点著名的土豆烧牛肉。我们跑到其他客人那里，指着人家的盘子，“就要这个！”。上菜以后，我们感觉到味道一般。但，这几天可是把我们饿着啦。那三个姑娘不客气的吃的比我们两个小伙子多。我们要了同样的第二份，大家这才开始慢慢地吃起来，边吃边聊，旁边的客人都向我们投过来羡慕的眼光。我认为：是我对面的漂亮老师A的原因。大概也就一个小时，我们吃饭完了。最让我们兴奋的是，我们可以付卢布，因为，外国人一般都是付美元，那价格完全就不对啦。我们当时付了55卢布，包括三个菜，再加一份菜，面包免费，一大瓶啤酒。但要付美元，那我们必须要付35美元。
莫斯科实际上有很多的游览景点，但，当时我们大家都没有兴趣，外边还是太冷了，我们直接回到酒店，呆在房间里看那看不懂的电视。
我们了解到，莫斯科是个近似圆形的城市，她有八个火车站，呈放射性散向八方，白俄罗斯车站是通向西欧的车站。
第三天一大早，我们大家退房，是乘坐出租车的一起到白俄罗斯车站。 到了地方，我们看不出这里是一个火车站，倒像是一个博物馆。大家把行李存到车站里，然后来到大厅的转签处，看着排大队，当然，我们就自觉地排在了后面，我们惊奇地发现，队伍中有很多都是我们同一趟火车来的，还有那个使馆的工作人员小年轻人，还是带着一群姑娘，飞来飞去。还有那一群到意大利去赶大赦的年轻人。我们每个人手里拿着自己的护照和我们来时的车票，同时，里面还夹着五美元。从前面排队的人群中，走过来一位小青年对我们说：“到亚琛的火车票已经没有了，要隔一天再来。”我们慌了：“那怎么行啊！--我们就惨啦！”我们没有马上离开，我们看见那个使馆的小伙子帮助他带来的姑娘们办好车票，带着一脸的得意，从我们身边飘然而过。我们心里很不舒服。在人群中看到那两个瑞典的小姑娘，她们也在排队，她们回过头来，看到我们也显出了兴奋，我们走过去问候她们，“哎！前天在火车站接你们的人来了吗”？“还顺利吗”？其中一个小姑娘把头往下一沉：“我们受骗了，接我们的人根本就没来，我们是在北京认识他们的，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们，但他们没有来”。她们告诉我们，这次是买票到德国的，从那里转到去家乡的火车。她们在莫斯科把自己的金项链给當了，否则没钱回家了。说完，她摆摆手说：“说这些并不是想向你们要借钱。我们还变卖了其他的东西，还是莫斯科人帮了我们”。
我们还是重新站回到了排队的队伍当中，到了窗口，把手里准备好的的文件（里面还夹带了5美元）递了进去，对方把里面的美元拿出来，放到另外的一个抽屉里，然后办理转签，彼此没有交流，一切顺利进行。没有发生小青年所说的事情。我们拿到车票如释重负。我们几个人站在一起，看着手里的车票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忽然，老师A叫了起来，“这车马上就要开了！还有一个小时”。我们拔腿就跑，到行李寄存处去取行李！行李寄存处档口已经排着几个人的队，我们就只好站在后面，老师A和B过去和人家解释说我们的时间不多啦，不能排队啦，结果，排队的所有苏联人都摇头：“涅！涅！涅”！意思是说，不同意我们插队，我们的心里急，但又说不清楚，只好耐住性子等，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拿到了行李，大家就发了疯似地往车站里面跑，我们是从车站的东头往西头跑，长沙的小伙子跑在最前面，他只有一个行李，是个大的像麻袋一样的大口袋，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两到三个行李，我突然看到道路旁停着一辆四个胶皮轱辘的平板行李车子。我赶紧跑过去，拉着车子，车子非常重，我拼命地拽，然后让大家把行李往上放，十几个行李包被我们抛到了平板上，我拉起车子就跑，苏联的火车站站台非常长，同时停靠着一前一后两列火车，我们的车是最前面的。这时候，只听到有人喊：“开车啦！”我们赶到我们的车厢口，火车刚刚启动，老师们跳上车，我在下面递行李，我看我的手边还有五六个行李没有递出去，这时就听到有人说：“你上车，我们来帮你”！我跳上车厢，回头一看，有两个苏联母子，母亲50多岁，儿子20多岁，小伙子把行李一件一件地向我们的车厢口内抛过来，其中一个行李把我砸翻了，小伙子是跟着火车跑，往车厢里面抛行李。我站起身，向她们挥手致谢，到今天我还记得她们母子俩的面容。母亲的面容似相识，就像我们看到当年苏联卫国战争宣传画里的母亲。火车跑远了，儿子的面容记不清了。但是，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苏联母亲说的是地道的中国话。没错！她说的是中国话！这时的我已经是累得瘫坐在车厢的地板上，车门还开着。老师A跑过来，她是看到上自己的车厢门已经来不及了，就从最后的车厢门上来。老师B和上海自行车厂的小珊珊，从前面跑过来。大家看到，所有的行李都在，但大家已经是大汗淋漓。看到长沙的小伙子，自己抱着自己的大麻包，一副不好意思的表情。老师A走到我的面前，轻轻地说一句：“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当时我理解，她的意思是在说我们北方汉子在关键的时候表现出的顽强。实际上，看到长沙小伙子抱着自己的行李包低头不语时，她是在对比之下的感慨而已！
再见了！莫斯科！再见了！苏联！再见了！会说中文的莫斯科的母子二人！可能你们还有很多的故事，但，我们又如何能找到你们？
火车奔驰在欧洲的大地上，时至9月的波兰，一望无际的农田，紫蓝色的薰衣草覆盖着大地，十分的漂亮，看到当时所属苏联的乌克兰和波兰的农场，就知道他们是富裕和自足的。和我们出国前的内蒙古贫瘠的土地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一大片的薰衣草中间偶尔看到一两户农家，院子里停放着小汽车，还有农业机械，拖拉机等等。他们的农业一定不会像我们中国农民那样辛苦。所有的麦秆都已经利用农用机械被打包成圈，停放在田头。土地显示出黑色的肥沃，但很少看到水利设施，估计他们也是靠天吃饭，只不过，老天爷十分的眷恋他们而已。我们形容东北的黑土地，实际上，这里的土地真的是捏一把就能挤出油来。由于，我在1986年在陕西农村带着八个各局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下乡搞整党和扶贫工作，我对农村的土地也有一般的了解，在我们陕西的农村里，要想收成好，缺不了化肥，特别是我下乡的西安市旁边的周至县，虽说是陕西的粮仓，俗话说：金周至，银户县，吃粮全靠蓝田县。但，人们细致观察，你就会发现，农民离不开化肥，春天播种时期，人人都在谈论着化肥的价格。但我们经常给农民们上课，化肥对土地是不好的，它就像是土地上使用激素一样，化肥进入到土地里面时，不是在增加土地的肥力，而是在抽土地的肥力。而人们在收成时期又将麦秆一起拿走，对于土地的肥力没有一点的返还。再加上，当年国家没有多种经营的方针，其他的农副产品又跟不上来，人们全都指望着从土地里刨出粮食来，很难实现隔年换种的做法，即：今年种麦，明年种豆，国家都是以粮食产量为计算指标的。长此以往，就会使土地越种越贫瘠，最后，导致土地的沙漠化。这对于土地来说是掠夺性的种植。而欧洲的种植方法是，麦穗拿走了，麦秆圈起来，经过粉碎也会返还到田里来，麦根都留在了田里，同时采用隔年换种的方法。这土地是越种越肥。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黑油油的肥沃的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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