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校长对共产党的研究堪称教授级的专家，他从来都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他的心里是十分的清楚，对于白崇禧的建议他并不抱有多少的希望，用他的话来说，此用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在淮海以北地区，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而大举进攻而又不能奏效，谁说蒋校长的口号是优势在我，人家老蒋毕竟是在日本留学军事，而且是炮科专业毕业的。骨子里明明就属于一个谨慎性选手。坐镇延安的毛教员则是目光如炬，对国军的部署看的是非常的明白。立马向新四军和中原局发出警告，并做出了这样的部署：华中之皖北、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反共顽固派）必争之地，目的在于割断我八路军与新四军之间的联络，陷新四军于危境，陈毅部队应立即向苏北地区发展。军部以及皖南部队应预先做好准备，向苏南陈毅部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延安让陈毅的苏南部队往江北发展，让项英的皖南大部队往苏南发展。但是，这次却出乎了毛教员的意料，对于新四军整体向北发展的命令不管是项英还是陈毅都给出了不同的意见。项英提出的意见大致是这样的：
4月11日身处皖南的项英致电延安，就江南现有的力量在大变中不能支持局面，是否可允许江北的部队南调，但又过了两天项英又再次致电延安：以我估计，江北的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可避免，全国的局势日益恶化，我主张将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个团全部集中江南，以应大事变为便于争取苏北，在江南、皖南加强力量有大作用。项英的意思也非常的明白，他认为将来的形势会有大的变化，新四军待在江南将来可是有大的作用的。应该把目光放的长远一点，未来国共两党必然竞争，要将新四军作为以后向南发展的桥头堡。
紧接着，身处苏南的陈毅、粟裕等有联名致电延安：江南对整个南方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新四军江南部队从皖南部队力量相等，合则两利，否则两面孤单。而且，目前主要的发展方向是苏南，我们在苏南的敌后充实力量后再南进天目山脉，西取黄山山脉是比较稳当的事情。陈毅建议中央先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并且，将叶飞、张道庸的两个团的部队调回江南以加强苏南，而陈毅的意思也十分的清楚：新四军本来就弱，几个部队又还比较分散，不如乘此机会，干脆合在一起，在苏南这个地方退可往南，进可往华中的地方则大有发展前途。
从陈毅和项英这两个人的回电来看，他们两个人都不同意立即的向北发展，反而都建议先加强江南的力量，要把叶飞和张道庸的两个团调回江南，关键是叶飞、张道庸这两个人也都有以后向南发展的想法。陈毅和项英这两个3年南方游击战争的搭档，对新四军未来的发展大方向是有共识的。都有着在南方打出一片天地的想法，所以要在江南留下一个有力的支撑点，只不过一个认为把重心放在皖南，另外一个则认为要把重心放在苏南。中央、陈毅、项英三方的沟通就目前来说交流还算是比较正常的。我党通常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中央和地方都要经过多次的交流。以求达成共识。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敞开的谈，发表不同的意见。中央给的是大的方向，具体的执行还要看地方的这些军政大员。可是如果上下达不成共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大的问题。然而这次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新四军怎么发展的讨论上不仅是新四军和中央没有达成共识，新四军的内部也没有达成共识。
陈毅说：皖南和苏南要联合在一起才有力量。
项英立马唱反调：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的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的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的力量。说的再直白一点：意思就是你陈毅在苏南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管不着，我也不想管。可是，必须把叶飞和张道庸这两个团调给我，咱们各干各的。后来，据叶飞回忆，在这段时间里，项英和陈毅都给他发来多份电报，让他带着部队过去，他还把项英发来的很多电报拿出来，但考虑到影响，他没有将陈毅的电报拿出来。
经过了一番沟通后，延安觉得陈毅说的有道理，以在苏南先试一试，要说加强苏南的力量，也是有道理的。皖南的新四军如果是转移到苏南后，既可以和苏南的新四军形成集中性的力量，增加坚守江南成功的可能性，又可以使皖南的新四军跳出国民党军队在皖南精心营造的包围圈，如果需要，将来再往北移，也相对容易很多。
4月26日，延安致电皖南、苏南表示陈毅对苏南的布置都是对的，望坚决执行。至于苏北的部队，可酌情抽调一部分来加强苏南，皖南军部宜速移苏南为妥。
延安为何要赞同陈毅的意见，而没有赞同项英的意见，其实并不是针对其个人。项英在皖南作为向南发展重心的思路不怎么靠谱，太过于被动了。新四军自1938年成立之日起，就被国军围着，总是喘不过气来，背后总有一双眼睛盯着他，早在一年前，周恩来就曾经提醒过项英。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离开重庆，专门去了一趟新四军军部驻地，现在的云岭军部旧址里的墙上还挂着当时的照片，周恩来着中将军装，离开时，还带走了几个女报务员，无意间使得她们成为了皖南事变的幸存者。周向项英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顺带也解决一下项英和叶挺之间的矛盾。这次会议，新四军的军政要员基本上都参加了。就连在前线的粟裕也赶回了军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时候，项英原本是在现场的，但当会议进行了一半的途中，叶挺那边闹辞职，项英就提前返回皖南了。所以，也就错过了毛教员所做的报告和最后的决议。全会在有关新四军发展的方面当时就给了一个大的方向。就是向北发展，向东前进。这在粟裕将军的回忆录中留下的资料中有过记述：周恩来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泾县云岭村，看到村里有一块打石头，此石就像一个大的簸箕，开口指向村口，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跟周恩来说：云岭村富商地主比较多，迷信这个大簸箕，风水好向里扒。周恩来却说：你们新四军军部风水并不好，三面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就像住在国民党营造的这个大簸箕里。要说周恩来这个住在大簸箕里的比喻是十分的形象的。新四军军部开口就是面朝北边，正对着长江沿岸的繁昌、铜陵一带，这里是日伪军部队的核心区，南面则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司令部驻地，东西两侧也有大量的国军在布防。在整个皖南的新四军就好像住在国民党军的大簸箕里。开口指向日伪军，只能在横宽约百公里的范围内，不好听的说，也是实在话，就像给第三战区守大门的，三面都给你堵上了。一出门就要跟日伪军干仗，要说新四军能有就那天这份遭遇，也是蒋介石当年在改编新四军是就布置好了的。所以，陈毅才会多次的劝项英早点离开皖南。但项英在军事方面也颇有造诣，非常的自信，对当前的局势有自己的看法，他对去苏南的命令并不太热心执行，就用各种的借口去拖延，反正我就是不挪窝，项英跟中央反映说，长江以南不比黄河以北，尤其特殊性，周围都是敌人，你这一挪窝，容易引起怀疑，此外，项英还说：第三战区一直压扣自己的粮饷军服等等，导致新四军在屋子方面比较紧缺，撑不起局面，力量比较薄弱。尚若一个人不愿意干一件事情，他就可以找出一万个理由。说到底其实也不是不能干，就是想法不一样，没有达到共识。可是在军队里如果这么干，那就是属于思想和组织纪律的问题了。后来又因为高敬亭的事情，双方的矛盾可以说是彻底的激化了。弄得我们共产党在国民党那里显得非常的被动。毛教员就是胸怀再大此时也忍不了了。无奈之下，1940年5月4日，毛教员起草了一封近3000字的指示信发给了全员，说的直白点，就是在一切战争地区和敌后区域应强调同一性，要说无论是任何地区都各有各的特殊但也均有同一性，都是在抗战，都有敌人，所谓的发展，就是在不受国民政府的限制。并且在国民政府能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进行发展，可以不委托。也可以不要军饷。独立自主的去放手扩大军队。南启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一年内扩大10万人，如果说以前中央主要给的是大的方向，但这一次的指示楞是给了一个全套的解决方案，包括站前动员、战术讲解、思路讲解、这一套都给你整得明明白白。就差手把手下来教了。说一年部队的规模要翻5倍。这可是底线。至于其他的要求将来就不要再提了，你去执行就是了。而且，中央在发布全员的指示信以后，又特意的点名了项英。说皖南部队的指示精神传达工作要由他亲自来做。项英看到了指示信的内容后认为，我只是想表达不同的意见，这下子不是搞成了针对我了吗，还被点名了。气得他直接就把信丢给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让袁国平去做传达。项英越想越窝火，越窝火就越生气，要说辞职也会传染的。叶挺不是经常闹辞职罢工这一套吗，那我项英也必须会。然后，他立马奋笔疾书的写了一封辞职信。他是这么说的，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地请求中央立即派一个政治局委员到新四军及东南局扶着领导职责。目前的斗争局势正是紧张复杂，应该尽快的公开的撤我的职是属于必要的。随后，项英又给自己的下属开会说自己犯了路线的错误。以后就不干了。自己会跟中央再次的提出辞职。事后又有人说了，此时的项英已经算是提辞职了，是我党方面自己没有及时的调整新四军的组织关系故此，才发生了皖南事变。或许也是有这个因素，但一件事的发展必然是很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不可否认的是，那现在的话说就是项英在那个时候的心态已经算是崩了。事实上新四军在筹建以来，项英就跟延安方面有过多次的意见碰撞，当然也被延安多次的批评，比如刚筹建的时候，项英就认为游击队集中等问题就应该听国民政府的指令，这样的行为被延安指责为上了国民党的当，早在1939年12月底，项英就因为跟第三战区指挥部频繁的沟通，三天两头的去做汇报，遭到了延安方面多次的批评。批评他向战区作报告作指示太多，现在又因为项英找各种理由拒不执行命令，一直在强调江南的特殊性，又被延安方面发来的五四指示信不点名的批评了。既然延安方面多次的批评项英，看不上他，为何又不当机立断早早地将项英调离新四军，他项英可是经过在南方三年的游击战争的，不夸张的说都可以称之为新四军的灵魂啦。实在是找不到比项英跟合适的人选来领导新四军，党中央本来的想法也是好的。例如，以他项英在新四军的威信，他在就能更好地团结各级干部，防止国民政府的拉拢和分化，对新四军的团结稳定有很大的作用。当然延安方面也考虑到新四军的处境是更复杂，生存环境要相比于八路军更加的恶劣，毕竟，新四军是国共双方商量来组建的军队，所以每次在作指示的时候，都会给项英一定的灵活活动空间，没想到给的这个空间尺度是有点大了，双方在沟通的时候经常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次面对项英的辞职威胁延安又能怎么办呢，只能是无奈加上无奈。讲和呗，生气归生气事情还是要干的，毛教员此时就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5月23日，毛教员就起草了一封回电，没有直接提项英辞职的这个事情，而是换了个方式，讲了项英革命以来的功绩，也肯定了相应的工作成绩，此时，新四军内部的意见不合，而国军的包围又在一步步的缩进，一直在给新四军施压，留给新四军的时间也不多了。在五四指示信发布后，陈毅看得很明白，不再跟项英争了，要紧跟中央的步伐，抓紧时间带队伍去华中，壮大队伍才是正经事，陈毅给项英写了一封信，说明时局的紧迫性，建议军部率领全部主力东进苏南，我们全部挺进苏北，和南下的八路军打成一片，军部到苏北建立巩固的华中根据地，不是背靠国民政府的军队而是背靠八路军，然后咱再考虑南下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经过几番沟通之后，此时的陈毅已经和中央达成了共识，也更改自己原先的想法。但，项英却是老样子，脑袋一根筋。扎根皖南的念头依旧很强，同时，陈毅、粟裕为了接应皖南局部专门做了布置，也跟项英交了底。5月26日，中央指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但是，结果是，项英再次的拒绝了。就连一向不在背后评论他人的粟裕将军都痛心疾首的说：从我们控制了郎溪、宣城地区到军部驻地云岭村仅仅160公里左右，双方对进时，一个昼夜怎么都能碰上，我们布置了三个团来接应他们，并将电台的呼号通信联络都约定好了，但此时的项英又开始犹豫了，这一次是皖南部队北移最后的良机了。因为，此时的蒋介石在江北安排的围剿部队很快就要合围了，一旦合围成功，新四军和八路军就要断开，新四军分布在大江南北的三股部队就很快会被吞下，而陈毅、粟裕看到此时的情况，再加上对五四指示的贯彻，决定要抓经时间转移到江北地区，但项英依然在犹豫。错过了最后的窗口期，实际上皖南事变从现在开始，就已经从战略问题转变为战术问题了。站在上帝的视角看，也就是此时，1940年5月是皖南部队北移的最佳时间。到了6月之后，国军已经形成了合围，皖南部队的东面已经有两道封锁线，皖南部队向东到苏南根据地的风险性已经是极大的增加了。南边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部，那就更不用想了。西边没有路，而北面是长江，面对的就是日伪军的日本军舰，长江也被严密的封锁着。这也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游戏的玩法已经改变了。以前是不想北移，现在是想北移，但已经没有机会了。项英这个时候把情绪当成自己的判断，将他人的劝告当成向自己的进攻和羞辱，当然，他的这个情绪也是一天一天积压起来的。不过对于形势的变化，项英还是看得很明白的。6月12日，他就自己给中央发电，说彼方正积极的做军事准备，布置与增调军队，不外以军事力量来各个击破皖南与江南之企图，军部移动已经停滞，如果自加移动，应由皖南至苏南中间地区，在两河之间。彼方军队已布置，需两日半的行程才能通过，加之这段地区，地方工作最差，很可能为彼方借词进攻，在这一段作战极其不利，所以，目前只能伺机而动，相应看得很明白，但这些事实在他眼里已经变形了，不仅不会帮助他来做正确的判断反而会越走越偏，一旦形成，就再难回头，在关键问题上一个疏忽，整个局势就会发生变化，犹豫就会败北。6月15日，陈毅致电中央：一切应付已经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至苏南、苏北两地方受损失，在你们未决定前，我已经决心布置转移苏北，到苏北后，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陈毅决定撤了，苏南部队也留给你项英安排了。在江南，你项英现在爱怎么玩就怎么玩。7月份，中央给项英发电，苏南自陈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薄弱，无人指挥，请项英同志妥善布置，以维护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的时候将军部与皖南的主力转移至苏南，就现在这个局势对于项英来说已经没有多少主动权了，只会越陷越深，他对苏南这块地盘也是压根提不起兴趣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就能看得出来陈毅和项英两人之间的差距，原本他们两个人都有在江南发展的想法，陈毅根据时局的变化及时的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而且，一旦做了决定，就能迅速地行动。而项英在这个问题上先是固执已见，随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后又开始犹豫不决左右横跳，一直下不了决心，这也应了那句话能改变自己的才是神！企图改变他人的都是——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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