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变回了那年冬天的孩子——情怯依旧。
那个擦亮了我的眼睛,打开了我的道路,在我已经自愿淹没的少年时代拉了我一把的恩师,今生今世原已不盼再见,只因在他的面前,一切有形的都无法回报,我也失去了语言。
受教于顾福生老师之前,已在家中关了三年多,外界如何的春去秋来,在我,已是全然不想知觉了。
我的天地,只是那幢日式的房子、父亲母亲、放学时归来的姊弟,而这些人,我是绝不主动去接触的。向街的大门,是没有意义的,对我,街上没有可走的路。
小小的我,唯一的活动,便是在无人的午后绕着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的溜冰。
除了轮式冰鞋刺耳的声音之外,那个转不出圈子的少年将什么都锁进了心里,她不讲话。
初初休学的时候,被转入美国学校,被送去学插花,学钢琴,学国画,而这些父母的苦心都是不成,没有一件事能使我走出自己的枷锁。
出门使我害怕,街上的人更是我最怕的东西,父母用尽一切爱心和忍耐,都找不出我自闭的症结。当然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只有反抗更重,后来,我便不出门了。
回想起来,少年时代突然的病态自有它的原因,而一场数学老师的体罚,才惊天动地的将生命凝固成那个样子。这场代价,在经历过半生的忧患之后,想起来仍是心惊,那份刚烈啊,为的是什么?生命中本该欢乐不尽的七年,竟是付给了它。人生又有几个七年呢!
被送去跟顾福生老师学西画并不是父母对我另一次的尝试,而全然归于一场机缘。
记得是姊姊的朋友们来家中玩,那天大概是她的生日吧!其中有一对被请来的姊弟,叫做陈缤与陈骕,他们一群人在吃东西,我避在一个角落里。
陈骕突然说要画一场战争给大家看,一场骑兵队与印地安人的惨烈战役。于是他趴在地上开战了,活泼的笔下,战马倒地,白人中箭,红人嚎叫,篷车在大火里焚烧……我不挤上去看那张画,只等别人一哄跑去了院子里,才偷偷的拾起了那张弃在一旁的漫画,悄悄的看了个够。后来陈骕对我说,那只是他画着娱乐我们的东西而已,事实上他画油画。
陈骕的老师便是顾福生。
早年的“五月画会”稍稍关心艺术的人都是晓得的,那些画家们对我来说,是远天的繁星。
想都不能想到,一场画中的战役,而被介绍去做了“五月”的学生。
要我下决心出门是很难的。电话中约好去见老师的日子尚早,我已是寝食难安。
这不知是休学后第几度换老师了,如果自己去了几趟之后又是退缩了下来,要怎么办?是不是迫疯母亲为止?而我,在想到这些事情的前一步,就已骇得将房间的门锁了起来。
第一回约定的上课日我又不肯去了,听见母亲打电话去改期,我趴在床上静静的撕枕头套里的棉絮。
仍然不明白那扇陌生的大门,一旦对我开启时,我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站在泰安街二巷二号的深宅大院外,我按了铃,然后拼命克制自己那份惧怕的心理。不要逃走吧!这一次不要再逃了!
有人带我穿过杜鹃花丛的小径,到了那幢大房子外另筑出来的画室里去。我被有礼的请进了并没有人,只有满墙满地的油画的房间。
那一段静静的等待,我亦是背着门的,背后纱门一响,不得不回首,看见后来改变了我一生的人。
那时的顾福生——唉——不要写他吧!有些人,对我,世上少数的几个人,是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的。
喊了一声“老师!”脸一红,低下了头。
头一日上课是空着手去,老师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喜欢美术吗?以前有没有画过?为什么想学画……当他知道我没有进学校念书时,表现得十分的自然,没有做进一步的追问和建议。
顾福生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所碰见过的任何老师,事实上他是画家,也不是教育工作者,可是在直觉上,我便接受了他——一种温柔而可能了解你的人。
画室回来的当日,坚持母亲替我预备一个新鲜的馒头,老师说那是用来擦炭笔素描的。
母亲说过三天再上课时才去买,我竟闹了起来,怕三天以后买不到那么简单的东西。
事实上存了几日的馒头也是不能用了,而我的心,第一次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这份童稚的固执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
“你看到了什么?”老师在我身旁问我。
“一个石像。”
“还有呢?”
“没有眼珠的石像,瞎的。”“再看——”
“光和影。”“好,你自己先画,一会儿老师再来!”说完这话,他便走了。
他走了,什么都没有教我,竟然走了。
我对着那张白纸和书架发愣。
明知这是第一次,老师要我自己落笔,看看我的观察和表达能有多少,才能引导我,这是必然的道理,他不要先框住我。
而我,根本连握笔的勇气都没有,一条线也画不出来。
我坐了很久很久,一个馒头静静的握在手里,不动也不敢离去。
“怎么不开始呢?”不知老师什么时候又进来了,站在我身后。
“不能!”连声音也弱了。
老师温和的接过了我手中的炭笔,轻轻落在纸上,那张白纸啊,如我,在他的指尖下显出了朦胧的生命和光影。画了第一次惨不忍睹的素描之后,我收拾东西离开画室。
那时已是黄昏了,老师站在阔叶树下送我,走到巷口再回头,那件大红的毛衣不在了。我一个人在街上慢慢的走。一步一步拖,回家没有吃晚饭便关上了房门。
原本自卑的我,在跟那些素描挣扎了两个多月之后,变得更神经质了。面对老师,我的歉疚日日加深,天晓得这一次我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决心,而笔下的东西仍然不能成形。
在那么没有天赋的学生面前,顾福生付出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一毫的不耐,甚至于在语气上,都是极温和的。
如果当时老师明白的叫我停课,我亦是没有一句话的。毕竟已经拖累人家那么多日子了。
那时候,我们是一周上两次课,同学不多,有时全来,有时只有我一个。
别人是下课了匆匆忙忙赶来画室,而我,在那长长的岁月里,那是一周两次唯一肯去的地方。虽然每一次的去,心中不是没有挣扎。
有一日画室中只有我一个人,凝望着笔下的惨败,一阵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
我对老师说:“没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后不要再来的好!”
我低着头,只等他同意。
又要关回去了,又是长门深锁的日子,躲回家里去吧!在那把锁的后面,没有人看出我的无能,起码我是安全的。
老师听见我的话,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微微的笑着,第一次问我:“你是那一年生的?”
我说了,他又慢慢的讲:“还那么小,急什么呢?”
那时老师突然出去接一个电话,他一离开,我就把整个的上身扑倒在膝盖上去。
我也不要做画家,到底要做什么,怎么还会小,我的一生要如何过去,难道要锁到死吗?
“今天不要画了,来,给你看我的油画,来,跟我到另一间去,帮我来抬画——”老师自然的领我走出去,他没有叫我停课。
“喜欢哪一张?”他问。
老师知道什么时间疏导我的情绪,不给我钻牛角尖。画不出来,停一停,不必严重,看看他的画,说说别的事情。
那些苍白纤细的人体,半抽象半写真的油画,自有它的语言在呼应着我的心,只是当时不能诉说内心的感觉。
以后的我,对于艺术结下了那么深刻的挚爱,不能不归于顾福生当年那种形式的画所给予我的启示和感动。“平日看画吗?”老师问我。
“看的,不出门就是在看画,父亲面前也是有功课要背的。”我说。
“你的感觉很特别,虽然画得不算好——”他沉吟了一下,又问:“有没有试过写文章?”
“我没有再上学,你也知道——”我呐呐的说。“这不相干的,我这儿有些书籍,要不要拿去看?”他指指书架。
他自动递过来的是一本《笔汇》合订本,还有几本《现代文学》杂志。
“下次来,我们改画水彩,素描先放下了,这样好吗?”老师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讲了这句话。
对于这样一个少年,顾福生说话的口吻总也是尊重,总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给我改航道,用颜色来吸引我的兴趣,他顺口说出来都是温柔。
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旧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
波特莱尔来了,卡缪出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意识流?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D·H·劳伦斯、爱伦坡、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来。
也是在那狂风巨浪的冲击里,我看到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欢喜,我的兴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
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望着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
“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
“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说。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刷刷下笔乱画,自信心来了,画糟了也不在意,颜色大胆的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
那是我进入顾福生画室的第三个月。
每堂下课,我带回去的功课是他的书。
在家里,我仍是不出门的,可是对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师——”有一日我在画一只水瓶,顺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过了。”他说。
我回去就真的写了,认认真真的写了誊了。
再去画室,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着老师六个月了。
交稿之后的上课日,那份畏缩又回来了,永远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触角的时候,便打败了没有信心的自己。
老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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