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与现在的行政村管辖范围大小差不多，一个大队下面有若干生产队，生产队的队长不脱产，跟农民一样参加农业生产，跟农民一样挣工分。大队干部往往是脱产的，因为他们要开许多会、办许多公务，就没有很多时间参加农业生产了。虽然他们与国家干部不同，没有固定工资，户口也仍然是农业户口，但是因为无需亲自参加农业生产，他们往往觉得自己是干部，与农民是不一样的。
农村改革以后，土地承包到户，农民自主经营，村里的事务减少了很多，被农民选举出来的村干部也要种自己的地，忙于自己的家庭经营，所以专职的村干部几乎没有了。村干部成为农民，只是在上传下达、处理村里公共事务中拿一点误工补贴。除了少数村子的集体经济红红火火，村干部把村庄当成公司来经营以外，大多数村干部都和农民区别不大了。
近年来，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村干部专职化的现象。村干部投入到村里公共事务的时间越来越多，村里的工作也越来越正规化。过去许多村干部的家就是办公室，有任何事情村民就直接找到干部家里去，现在多数村都有正式的办公场所，村干部也像机关干部一样有了上下班时间，村民也要在上下班时间去找村干部解决问题。
过去村干部是农民兼村干部，家庭经营是主业，做干部只是“副业”，因此每年拿些误工补贴就可以了。现在，他们做村干部成为主业，家庭经营反而成为副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处理村里的公共事务。在村里实施一些特殊政策的时候，村干部的工作任务就会更重，比如在实施精准扶贫的村，为了合理地确定贫困户的名单，有针对性地采取扶贫措施，大量村干部高强度投入工作。
当村干部的主业不是家庭经营而是处理村庄公共事务的时候，一些村干部开始感觉报酬过低，不仅不能体现他们所付出劳动的价值，更不能弥补他们的机会损失，比如当村干部与家庭经营出现的时间冲突。他们像公务员一样定时上下班，大部分时间用于村庄事务，但是工资、待遇等等与公务员有不小的差距，尽管近年来各地纷纷调高村干部的补贴，但是仍然不能靠补贴来养家糊口。
一些地方出现村干部准行政化现象，首先是因为乡村治理任务的增加。上个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过重引发了许多农村社会问题，这引起了中央对农村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央一号文件从2004年开始连续聚焦农村问题，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加，从生态保护、改善民生到农业发展，各项投入不断增加。不断增加的“三农”投入对村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新的政策在农村实施，而每一项政策的实施都需要村干部的付出，不管是合作医疗、低保或粮食直补，都需要村干部开展工作，这造成村干部工作任务的增加。
其次，农村工作越来越正规化，这造成了程序复杂和工作任务的增加。农民的土地流转、人口迁徙、低保的确认和发放、合作医疗的报销等等，有越来越多的事务需要村级来处理，所以一些地方不仅村干部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而且还有了村级办事大厅，负责处理农民的日常事务。所有这些工作本来是政府的工作，但是因为现在的制度框架下，政府只是延伸到乡镇一级，村里的事情仍然要村干部来管理。
村干部的准职业化导致村干部与农民脱节，村干部越来越成为基层政府的“腿”，而不是农民的“头”。政府给村干部的各种补贴和福利增加得越多，越会显示出村干部与农民的不同，有些地方对村干部采取类似公务员的考核办法，以完成政府的中心工作作为村干部的主要成绩，并以此为依据发放奖励，这与村民委员会设立的初衷相去甚远。村干部首先是农民，他们能够体会农民的甘苦，代表农民的利益，受到农民的监督。
村干部准职业化也会导致村级机构权力过于集中。随着国家对农村的支持不断增加，各种资源大量进入农村，几乎所有资源的使用和分配都需要经过村干部，形成村级机构层面的权力高度集中。姑且不谈权力集中容易造成决策失误和腐败，能够有能力充分行使这些权力的人在农村就很难得，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的农村。资源增加和权力集中，对村干部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熟悉农村，而且要懂政策、会经营，并且有强烈的责任感，单纯的农村生活不足以造就这样的人才。准职业化往往使村干部抱怨工作多、报酬低，而乡镇政府抱怨村干部工作不力，有时不得不采取包村的方式，直接派乡镇干部介入农村的日常管理。
村干部首先是农民，是由选举他们的村民赋予他们管理村庄事务的权力，不能因为便于基层政府开展工作，而将村干部变成专职的干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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