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纠正自然产生的麻木不仁，我把自己置于贫穷与阳光之间。贫穷使我看不到在阳光底下，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切都是美好的；阳光使我知道历史并非一切。
——加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日子，法国人泄气的心被地下报纸《战斗报》的编者匿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所鼓舞，这份报纸是纳粹占领法国时期抵抗运动的喉舌。就在整个世界都被天翻地覆的这一非常时刻，他们意识到，一位充满勇气的知识分子正在积极工作，对他们声言，这位知识分子在疯狂的局势下仍能保持理性。即便在这一非常时期，仍然有人在试图理解这个疯狂的世界。
同样是在战争期间，29岁的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写出了两本令人不安的书：一本是《局外人》，另一本是《西西弗斯神话》。这两本书处理了我们人类发现自己面临的带有毁灭性的荒谬，只因我们存在。
直到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人们才发现，抵抗报纸的编者和这两本书年轻的作者原来是同一个人。法国有了一位新的哲学家和一个新的英雄。美国新闻杂志报道，一股哲学浪潮席卷巴黎，马路边的咖啡店再次成为诞生不同想法的市场，这一骚动导致如火如荼的哲学辩论。现年32岁的加缪，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为新运动的代言人和良心。
1913年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他写道，那个世界的三种景象支配了他的生活：热情的阿尔及利亚阳光，凉爽的地中海，和他默默忍受痛苦的母亲。加缪还不满一周岁时，他的父亲（生前是一位雇农和酒窖工人）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他的母亲带着他和他哥哥回到娘家，在贫困和孤独中，在沉默中（丈夫丧生带来的刺激使得她变得失聪，沉默少语），靠帮佣为生，勉强支撑着这个家庭。
加缪从小就在贫民区长大，由于被承认为战争阵亡者的孤儿每年可以得到一点抚恤金，得以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和上小学念书。那里人人都得干活挣钱，只是在母亲的大力支持下加缪才始终没有辍学。但在中学期间，每年暑假他都要打工挣钱，干各种临时工活；进入大学，则当家庭老师，辅导参加会考的高中生，后来还当过汽车零件推销员等，始终处在贫穷的阴影下。
上小学时，有时他会一个人站在海滩上，口中含着小石子，对着大海大声朗诵诗歌，锻炼自己的演说能力。由于身体较弱，比起与大家一块玩，他更喜欢看书。他在学校是一个领头的，但他喜欢用语言而不是拳头来领导大家。在学校里大家都有外号，唯独他没有。在敬佩他的朋友眼中，他就像是在扮演一个角色，十岁时他的言行举止中就透出一种高雅姿态，后来的中学及大学同学谈及他时印象最深的总是这一点。
能在上学期间遇上一位好老师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因为它会极大地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加缪就是这么一个幸运者：十岁时他进入特级教师路易·日耳曼的班上，后者尽可能地“推动”他向前，从而改变了他的未来。后来他把诺贝尔演说词献给了他这位小学老师。
进入中学后，最初几年，足球场比学习对他来说要更重要。从中他得到了自己的人生感悟：“球从来都不会从你预想的地方传来，认识到这一点对我的生活很有帮助。”
高二那年，来了个新的哲学老师格勒尼埃，他知识丰富，热爱生活，爱好写作，与学生打交道没有架子，再次改变了加缪的人生轨迹，加缪终生都称其为“老师”。由于这时加缪得了困扰他一生的肺结核，不得不放弃了踢球和其他活动（并重上了一年高二），转而去读书思考。在格勒尼埃老师的帮助下，他可以看到巴黎出的新书、最新的文学杂志，从中吸取新思想，感受到书籍的力量。
教育是一件珍贵的商品，加缪克服重重困难，靠打零工和得之无愧的奖学金，从阿尔及尔大学毕业了。23岁时，他提交了他的硕士论文：早期基督教和希腊思想的相互影响。然后在1937年，24岁的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正与反》，书中探讨了诸多主题：死亡，异化，孤独，以及试图从这一切中获取意义的人的灵魂。
25岁时，他成了一名记者，稍后成为一家阿尔及利亚报纸的夜班编辑。二战爆发后，他作为一名记者被外派到巴黎，当巴黎落入德国人手上时，加缪和巴黎晚报的工作人员转移到里昂。在那里，他与弗朗辛·福尔喜结良缘。他们简短地在阿尔及利亚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在加缪回到巴黎后，盟军进入北非，在二战余下的日子里，夫妇俩被迫分离。
加缪加入《战斗报》，撰写文章大力抗击所有这些“荒谬”。他努力发展一种抵抗伦理。他没有否认世界是疯狂的这一事实，他试图超出那种单纯接受荒谬的做法，超出当时流行的道德相对主义，得出一种观点，为战争中的人提供一个道德支点。
随着战事的进一步发展，加缪对重建过去的旧体系不再抱什么希望，在做了一些徒劳的想要影响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政治的事情后，他从公共生活中撤退出来，开始投身写作。他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是他的早期作品《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另一本哲学著作：《反叛者》；再加上《鼠疫》《堕落》，许多杂文，短篇小说，戏剧，包括《卡利古拉》。
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用一部分奖金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卢马兰村买下一座小别墅，在那里他可以在一种更加融洽的气氛中休息和写作。1960年1月4日，在与一位朋友返回巴黎的路上，他在一场车祸中不幸遇难。当时他才47岁。
加缪的哲学围绕着“荒诞”这一概念构建而成——荒诞是他对人类生存境况和我们的困境的全面概述。加缪从分析荒诞感开始，进而发展出其背后隐含的哲学。
问题在于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人不是荒诞的，世界也不是荒诞的。恰恰是在人与世界之间的互动中，出现了荒诞。这一互动是既定的，我们被困在其中。我们做着我们的梦，可是这个世界并不是设计来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渴盼诚实，但是这个世界却不值得我们诚实以待。我们渴盼一个公正的世界（实际上是我们的本性所想往），但是这个世界一点也不公正。这就是荒诞境况。
但是我们并不应该受到所有这些惩罚。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天生就是清白无辜的，准备投入地爱一次，准备好好地活一回。我们渴望能够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确实也应该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却并不美好。单是通过它的疯狂给我们带来的重压，就使我们受到伤害和挫败。尽管如此，即使在最终的困惑和愤怒中大声疾呼，我们身上那种根本的无辜感依然鲜活地、不可动摇地存在着。
现在，考虑到这一境况无从逃避，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生活。清晰地认识到荒诞的存在，仅仅是一个起点。大卫·丹顿（David Denton）写道：“加缪尝试去做的，是找到一种生活方式，直面荒谬，无需躲在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哲学神灵的背后。既然现实是荒谬的、知识是有限的，问题也就变成：是否有可能带着乐观态度去生活？”加缪写道，荒诞哲学是“一个明晰的邀请，去在沙漠中间生活和创造”。“在沙漠之中”保持乐观？如何做到？
我们首先就是接受，我们内在的主体性与现实世界之间互动的荒谬本质。我们必须不否认这一点。我们必须避免犯下身体自杀（否定主观方面）和精神自杀（操控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使其看上去显得意气相投）。
接受了这个世界是荒诞的，对它的回应必然是反抗。“接受我们周围一切事物的荒诞性是第一步，是一个必要的经验：它不应该成为一条死路。这会引起反抗，带来卓有成效的后果。”加缪强调，反抗是一种方法，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学说。
反抗意味着放弃那些僵化的思想分类：狭隘的世界观，生硬的观点，有局限的信仰，确定无疑的教条；使得我们说谎的观念扭曲和语义扭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不道德的世界，此前我们曾在这个世界里寻求一种道德的存在。反抗是指拒绝与一个将其不诚实和会摧毁我们梦想的体系强加到我们身上的社会合作。
结果是自由和清白。在反抗中，人会变得自由：一个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没有绝对律，也没有道德律，没有给一种行为贴上对错标签的不变。所有的都被允许，因为所有的都同等正确和错误。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可以恢复无辜，因为他现在可以不带罪感自由地去做所有的事情。罪感是荒诞的一部分，通过反抗，个体可以将自己从罪感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他可以再次肯定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从而去过一种完整的生活。
加缪的最后一个挑战是存在主义式地生活。他的本体论是一种个人抵抗运动，要求头脑清醒和富有勇气地去反抗荒谬。这意味着，从来不会为了将来而放弃现在，或是生活在过去。这意味着，信任个体的经验主义体验，作为善与对的指导。
加缪的人道主义是一个自由战士反抗一个荒诞世界的个人宣战，它是一种呼唤——呼唤个体去进行反抗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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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像哲学家一样思考》
詹姆斯·克里斯蒂安 著
赫忠慧 译
北大培文出品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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