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一个很喜欢讲规矩的人，他认为，秦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民不行，规矩意识太差。
所以，他有机会主持中央工作时，主题便是立规矩。
规矩是个纲，其他都是目，纲举目张，有了规矩，治国理政的思路也就清楚了。
秦孝公那时二十来岁，正在“大国崛起”的兴头上，当即撸起袖子，让他放手干。
此商鞅得志之时，而改革之秋也。
为了培养民众的规矩意识，商鞅决定先搞基层动员，“令民为什伍”，组织起来，相互监视，连坐。
商鞅说，组织上不可能盯住每一个人，还是需要群众相互盯一盯。
想法很好，要落到实处，就得鼓励告密。
因为群众向来松散，利害不到，不会主动起来。
商鞅熟读韩非子，知道利害施与正是权柄所系，故而雷厉风行，明确规定，“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这一手很绝。
不告密，直接论死，代价太大，而告密，好处竟能比于军功，且无战场厮杀的危险，实在是进步的捷径。
所有人都会权衡一下。
告密，自古有之，但有组织的告密行为，大约于兹兴起。
这时，告密成了讲政治的表现。
谁也靠不住了，敌人照例得恨，现在又不敢爱邻居，那就只剩下相信政府。
告密法行，等于所有人都赤裸而孤单地暴露在组织面前。
商鞅对民众所有的改造，大约都是从这种恐惧开始的。
群众不是天使，主动告密，也无非是在好处面前，算明白了良知上的成本。
恶政会败坏一个民族的风尚与气质，大抵如此。
商鞅大约不太在意所谓风尚问题，在他眼里，胡思乱想是没有用的，领袖的成功就是一切。
领袖不会自己去成功，领袖需要群众做背景。
商鞅说，这就是大局意识。
在他的“规矩理想国”中，什么时候勇敢，什么时候怯懦，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群众最正确的状态应该是“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领袖的事，要悍不畏死，个人权利上，要忍一忍。
既野蛮，又卑微，既勇敢，又怯懦。
群众的确是可以被改造的。
秦军能打，“耐苦战”，底色在此。
但奴隶的勇敢不可靠。
旧体制崩溃时，秦人竟然连坑杀过二十万秦军降卒的项羽都欢迎，直到项羽“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才“大失望”。
细究《史记》笔法，“秦人大失望”，说明秦人想过做带路党。
有深意也。
商鞅死，其法不废，说起来，刘邦得天下，要感谢商鞅。
一个“约法三章”，几句给社会松绑，让政治空气归于简易平常的承诺，竟让“勇于公战”的秦人大有被解放之感，纷纷参军，保卫胜利果实。
“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改造民众，最终也不过如此。
什么样的民众才会欢呼商鞅的变法呢？
一场用恐惧推动的富国强兵。
一群人以制造、利用恐惧为治国核心秘密。
商鞅变法中最吊诡的细节，是他对言论的态度。
起初，人们说，新法不便，规矩太多，不自由，还是传统好，商鞅一笑，直接作为严重政治问题处理。
后来，大国崛起了，又有人跑来颂圣，说还是新法好，坚决拥护改革，希望改革继续深入进行。
商鞅又一笑，说，“此皆乱化之民也”，都改革这么久了，还是没有弄明白规矩。
“尽迁之于边城”，劳动改造。
商鞅笑来笑去，群众都看得呆了。
不要说话，把头脑交给国家，把“耕战”的效率搞上去。
商鞅说，这才是事情本来该有的样子。
“其后民莫敢议令。”
商鞅又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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