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史上，汉代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就是“汉碑”。然而这些碑石或摩崖刻，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
例如传世较早的《开通褒斜道刻石》，刻于公元63年；
《石门颂》刻于公元148年；其它如《乙瑛碑》，刻于公元153年、《礼器碑》刻于公元156年，《孔宙》、《史晨》、《夏承》、《衡方》、《曹全》、《张迁》……等，则为时更晚，但都是东汉时期。这些碑石的书体皆是“隶书”,于是“汉隶”一词，便成为我国书法史上的一个专门词汇。
但是“汉代”并不仅仅是“东汉”，还有西汉。西汉的存在时间是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4年这二百多年的时间。西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国家大一统，气势恢宏，国力强盛，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抑或文化，都是中国封建时代前期的一个顶峰，西汉这么强盛，其书体又是如何的一种形体呢？很多学者都有过研究，希望从一些史料或者文物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但是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找到西汉时期的刻石。于是“西汉”无碑之说，成了书法史上的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
西汉真的无碑吗？西汉历时二百多年，强盛而辉煌，为何没有遗留碑石？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两种说法：
1、汉高祖刘邦灭秦之后，鉴于秦始皇到处刻石立碑，以颂秦德，但是仅仅经历了二世就亡了，有鉴及此，一反其行，禁止立碑刻石。这一说法似乎可信，也不完全可信，因为《史记》中高祖本纪中没有类乎此说的记载。
2、新莽篡汉，为消除汉在人民心目中的影响，将所有汉碑通通毁坏，不留遗迹。
这一种说法在宋代《负暄野录》中有记载，这一种说法较前一种说法似乎更近于演义，可信度并不高。
然而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中，确实没有发现“西汉”有什么碑石遗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从汉代历史和书体发展史中去寻求其答案。
首先，我们看看《汉书·高帝纪》记载：
高帝刘邦起事于秦二世元年。三年八月二世被杀，九月赵高立子婴为秦王，是年冬十月，刘邦至灞上，秦王子婴降，秦亡。乃为汉元年。然项羽背弃“先入关中为王”之约，开启了楚汉之争，战火连年。在几次战役中，刘邦又多失利，一直到汉五年十二月，始围项羽于垓下，项羽败后自刎。于是众诸侯奉汉王刘邦称帝，即位定陶，定都洛阳，再都长安。十二年夏四月高帝刘邦死于长乐宫。
在这十二年里，始五年是“楚汉之争”，紧接着是匈奴大举入侵，刘邦亲征，被围于平城七日七夜，后用陈平计侥幸脱险。其后则又有利几、臧荼、韩信、贯高、陈稀、英布接二连三的叛变，刘邦又皆亲自平之，因之可以说是战争连年，国无宁日。再加上刘邦素不知书，憎恨儒生，曾经用儒生的帽子为溺器，这样的一位“马上皇帝”，东征西伐还忙不过来，怎么会有闲暇时间，文绉绉的在那里树碑立石呢？《汉书·儒林传》也有记载：“高帝时，叔孙通作汉礼仪……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也。”意思是，刘邦整日忙着平定四海，哪有什么精力去讨论文化艺术呢？
刘邦驾崩，惠帝、吕后当政的时候，公卿皆为武力功臣。吕后死后，又有“诸吕之乱”，周勃等平定诸吕，迎立文帝，文帝卒，景帝立。文、景之治，史称盛世，而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亦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
如此的几代皇帝，也“未庠序之事”，庠序之事是指伦理道德教育，庠序是中国古代地方所设的学校。这几任皇帝都没有设立这样的学校，可以看出其对文化艺术事业的重视程度也就泛泛，并没有大力发展。
景帝之后，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文化事业又是什么情况呢？据《汉书·艺文志》载：“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
到汉成帝时，也以“书颇散亡”，使竭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于此可见西汉在开国一百多年，由于种种原因，就从不曾正正经经地注意于“庠序之事”，又更何尝会注意文化艺术呢？当然，当时的书法是由“书工”、“书手”为之，并不只是读书人的事，他们对“庠序之事”的大事，尚且不能顾及，更何况只是于书籍有关的那些书写小事。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因素。
其次是书法发展演变的实际，秦代的“标准书体”是小篆，而在秦统一六国以前，即已有隶书的萌生，现今发现的秦简，其书体即在篆隶之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竹简和帛书，其书体颇似秦简，由此推及，由秦及汉初时期隶书还很不成熟，距东汉的隶书碑刻成熟程度还甚远，未能达到东汉隶书的完美地步。纵有少数刻石遗留如：五风刻石、莱子侯刻石，以及最近发现的“禳盗刻石”，在书法艺术上，它还很幼稚、粗造。虽然我们也发现了不少汉简，上边有着手书文字的可贵标本，但他们也只是处于“使用”阶段，尚未能进入艺术的殿堂。
碑刻就不然了，无论它是纪功也好，颂德也罢，总需要比较“郑重其事”的来为之，不能像写书竹简那样，只要求达到实用的目的，可以草率了事。所以在东汉水平四年的《袁安碑》，其书体仍用的是秦代所流行的小篆，即在当时还没有更工整、隽秀的“隶书”以供使用。再以前边提到的《开通褒斜道刻石》来说，它刻于公元63年，比《袁安碑》还早，然而它是摩崖记事，不像刻“碑”，故而仍处于“实用”范畴，不失其“朴拙粗犷”的气象。再如《石门颂》，刻于公元148年，字体较《褒斜道》稍为规整，但仍保留着“简书”的面貌，在文中记载：“……高祖受命”之命字，最后一笔和“简书”中常见的“年”字等最未之大“笔”完全一致。与以后的《礼器》、《曹全》等碑，简直不能相比拟了。
同时，如果从东汉时期所留存的隶书碑刻，按时间的顺序来排列，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出其书体由初成熟逐渐演进到更成熟的轨迹。
综上所述，现在我们可以大概得出西汉没有碑刻的原因了：
一、政治形势的因素
西汉开始是战火连年，人无遐安，继之是统治阶层“未遑庠序”之事，注意不到文化艺术，汉武帝虽为一代雄主，但他的目的是“外拓”，顾及到文事的心思，远远不及于武功。在封建时期，皇帝的喜好与关心，往往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封建时代的一个特点。常言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唐太宗酷爱书法，唐代遂成为书法史上的辉煌时代。帝王们无意于文事的兴趣，自然也就不会出现艺术的黄金时代。
二、由事物发展的规律所决定
西汉之世是“隶书”形体由萌生到成长的阶段，时间虽然长达二百多年，它还达不到成熟隽美的态势，还很难在纪功颂德的“大场面”上派上用场。一直到了东汉时期，才渐渐地在书法历史舞台上，进入了主宰地位，成为了东汉时期立碑刻石书体，这是书体发展演变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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