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启阵
“我在西安过大年”活动，组织者特别安排了参观西安博物馆的项目。这个安排大受欢迎，西安博物馆不但文物展品丰富，给我们安排的一位女讲解员讲解水平也不低——知识丰富，语言流畅。但是，她有几个观点，在我看来，颇有商榷余地。
其中之一是：唐代诗人之所以千杯不倒，是因为那时的酒就是今天的酒酿，度数很低。
这种说法，当然不是这位博物馆讲解员的个人创见，很多人都是这种认识、观点。人云亦云，几乎被当成了常识。
其实，只要我们用一下自己的头脑，稍微考虑一下情理，便不难发现，这种说法是可疑的。
文献记载，尧舜时代人们就已经在饮酒了，尧帝甚至预感到后代会有人因为这种甘甜可口的饮料耽误事情甚至丢掉江山的。“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诗经》中，酒已经是王公诸侯招待贵宾的宴席上不可或缺之物；汉朝末年，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晋朝陶渊明《止酒》“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如此广受欢迎并具有重要作用的饮料，它的酿制技术，怎么可能在两三千年的时间里止步不前，直到到物质、精神两方面文化都繁荣昌盛、大放异彩的唐代还停留在许多农村妇女都会制作的酒酿水平呢？让曹操、陶渊明因为几碗酒酿而诗兴大发，感慨万千，是不是有些滑稽？“李白一斗诗百篇”，如果指的是醪糟，我估计接下来发生的，将不是“长安市上酒家眠”，而是长安到处找厕所。李白《将进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酒酿醪糟，大唐盛世，绝对卖不出这好价钱！
读杜甫《饮中八仙歌》时，倘若能够稍微想一想，也很容易发现，唐人所饮，决非酒酿。“汝阳三斗始朝天”，“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焦遂五斗方卓然”，令人惊叹的不是酒量，而是肚量——好大的胃！“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跟前边几位酒仙相比，这位大书法家岂不是太不省钱了？三杯醪糟下肚，便能进入如痴如狂的艺术创作境界，成就草圣美名？
很多人之所以认为古人所饮之酒不过是酒酿之类，梗在蒸馏技术问题上。有一种貌似科学的说法，蒸馏技术是宋元时期才从阿拉伯传入我国。
蒸馏技术是否宋元时代才传入我国，学术上是有争议的。尽管考古发现、文献记载都有宋元时期阿拉伯蒸馏器皿在我国境内出现，这也不能据以断言在那之前我国人民全然不懂蒸馏技术。事实上，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汉代的蒸馏器皿，有位老先生利用它酿制出了二十多度的酒。须知，这位文博专家并非酿酒专家。
退一步讲，即使宋元以前我国人民没有掌握蒸馏技术，也不能得出古人只能造出酒酿醪糟的结论。唐李肇《国史补》一口气列举了唐代十三大名酒：郢州的富水，乌程的若下，荥阳的土窟春，富平的石冻春，剑南的烧春，河东的乾和薄萄，岭南的灵溪、博罗，宜城的九酝，浔阳的湓水，京城的西市腔，蛤蟆陵的郎官清、阿婆清。可见，唐代的酿酒技术不但多样，而且高明。其中“剑南烧春”，可能就是一种蒸馏酒。白居易的诗中，也出现了“烧酒”一词，“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荔枝楼对酒》）。
汉代有文献记载，方士作法，嘴里含酒喷出火焰。可以燃烧的酒，酒精度至少在四五十度以上。杜甫有诗句云“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拨闷》）。这些记载，或许有夸张成分，但肯定有其现实基础。从酿酒技术上说，合适的酿酒器具和材料，加上成熟的发酵作曲技术，无需蒸馏，酒精度也可以达到十几度乃至二十余度。比如，用葡萄酿酒，据说就可以达到十五六度。
古代诗人善饮有量，不必是因为那时酒的酒精度低。人的酒量，历来有大小之别。比如，苏东坡的酒量就不大。年轻时看到酒杯都能醉了。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确是有酒量。喝过酒的人都知道，一二十度的黄酒、葡萄酒，醉起人来一点也不含糊。我曾携五斤装一瓶绍兴黄酒太雕，三人共饮。其中一内蒙朋友，号称白酒二斤的量，起初嘲笑说“这不是饮料吗”。才喝到一斤时，已经呆若木鸡，醉得不省人事了。多年前，我跟两位友人在饭馆饮绍兴加饭酒，推杯换盏，不知不觉间三人同时出溜至桌子底下！
中上古时代，人民生活节奏缓慢，消遣娱乐方式少，没有如今醉驾的危险和法律禁止，饮酒机会多，久经酒精考验，酒量大的人多，这合乎情理和逻辑。
导游界有句话：祖国山河美不美，全凭导游一张嘴。同理，也可以说：祖国文明美不美，全凭讲解一张嘴。博物馆讲解人员，在评价古代文明的时候，需要有谨慎、严谨的态度。古代文明很容易因为文献记载缺乏、今人研究不够或认识不足，被低估了。
20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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