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起来,关中这场叛乱,是曹操没有听高柔的劝谏而导致的,是由曹操疏忽大意的错误所致。但是,后人多认为,曹操就是要逼反那些表面上遵奉朝廷,实际上是各行其政的关中诸将,为名正言顺地剿灭他们制造借口。可以说,从一开始,曹操就是有预谋的。
《孙子兵法》第一篇、始计篇,开篇就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第一件需要做好的事情就是“道”:“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因此,曹操要先使自己在道义上处于优势。
渭南之战,曹操自诩为"兵之变化,固非一道"而灵活用兵的成功战例,颇受当时与后世的关注。在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曹操进爵魏公时,汉献帝在诏书里褒奖曹操渭南之战的功绩时说:“马超、成宜,同恶相济,滨据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献馘万计,遂定边境,抚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
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在《檄吴将校部曲文》中称及此战说:“近者关中诸将,复相合聚,续为叛乱,阻二华,据河渭,驱率羌胡,齐锋东向,气高志远,似若无敌。丞相秉钺鹰扬,顺风烈火,元戎启行,未鼓而破。伏尸千万,流血漂樐,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曹魏文人缪袭曾作《平关中》,言曹公征马超,定关中也。曰:“平关中,路向潼。济浊水,立高墉。斗韩马,离群凶。选骁骑,纵两翼,虏崩溃,级万亿。”
晋朝文学家潘安在《西征赋》赞扬:“魏武赫以霆震,奉义辞以伐叛,彼虽众其焉用,故制胜于庙算。”北魏时期镇远将军杨侃却认为:“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挟(潼)关为垒,胜负之理,久而无决。岂才雄相类,算略抗行,当以河山险阻,难用智力。”
唐朝诗人岑参在《东归晚次潼关怀古》夸赞:“行行潘生赋,赫赫曹公谋。川上多往事,凄凉满空洲。”元朝史学家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点评说:“曹操估关中而远征张鲁,伐虢取虞之计也。盖欲讨超、遂而无名、先张讨鲁之势以速其反,然后加兵耳。”并认为当时天下的兵马,以“关西之兵最为精强”,之所以被曹操打败,是因为“法制不一”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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