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出身寒微,祖上世代以农耕为业,但这位贫农出身的孩子却天赋异禀,特别聪明,九岁就能写诗作文。
公元983年,王禹偁参加了科举考试,高中进士。不久,宋太宗召他来面试,提拔他为右拾遗。989年,宋太宗面试贡士,又召试王禹偁,面对皇帝出的题目,王禹偁“赋诗立就”,宋太宗又提拔他为左司谏、知制诰,担任自己的秘书。
按说,像王禹偁这样的千里马,得到了天下最大的伯乐—皇帝的赏识,应该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了。然而,事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王禹偁是聪明,但聪明人也分两类,一类以聪明“务实”,一类以聪明“务虚”。识时务者为俊杰,务实者借势发力,顺水推舟,往往谋得高官厚禄;务虚者好以天下为己任,事不关己却少见多怪,专以找茬儿、挑刺、针砭时弊为能事,常常让领导左右为难。很可惜,王禹偁属于后者。
也许是官场“厚黑学”的书读得太少,王禹偁性格刚正,为人耿直,好议论朝政,好批评别人,在该颂圣时规劝,在该闭嘴时批评,口无遮拦,从不顾忌。比如,宋太宗特意召试他,并提拔他为右拾遗,这种皇帝高兴、自己也高兴的时刻就该说说客套话、感恩一下呀。他却当天就送给皇帝一份《端拱箴》,劝宋太宗戒奢侈、行节俭、施仁政,好像皇帝是个无道昏君一样,这怎么会让皇帝高兴?
又比如989年冬,京城大旱,民不聊生,这种时候就该出点救灾的主意,他却不识时务地向皇帝上疏,说什么“一谷不收谓之馑,五谷不收谓之饥。馑则大夫以下,皆损其禄;饥则尽无禄,廪食而已”,并建议宋太宗下诏,除了宿卫军士、边庭将帅外,其他官员都减少俸禄。于是,朝中大臣几乎被他得罪光了。更可笑的是,在王禹偁短暂的仕宦生涯中,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愚蠢行为,还远远不止一两次。
991年,庐州(今安徽合肥)尼姑道安状告老翰林、著名文学家徐铉与嫂子姜氏通奸。经审查,道安系诬告,本当受罚,但宋太宗下诏赦免了她。对于皇帝已经决定了的事,王禹偁颇不识相,坚决要求治道安的罪,并为徐铉雪冤,弄得皇帝很是生气,把他贬为商州(今陕西商洛)团练副使。
995年,宋太宗已经召还他为翰林学士,作为一个重新被起用的贬官,吃一堑长一智,应该学乖了,不能说的就别乱说,可是他偏不。这年四月,宋太祖的孝章皇后去世,宋太宗不按当时的礼制治丧,自己不为皇嫂穿孝服,也不让大臣们临丧。个中缘由,大臣们心知肚明,无非是孝庄皇后在宋太宗登基前后有过对他不利的言行,因此人人噤若寒蝉。唯独王禹偁充当出头鸟,说“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弄得宋太宗雷霆震怒,以诽谤罪把他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知州。
宋真宗即位后,为显示新朝气象,又把王禹偁调回京城任知制诰,编撰《太祖实录》。当时,张齐贤、李沆同为宰相,两人不和。在这一山不容二虎的权力斗争面前,王禹偁老毛病又犯了,从中横议曲直,把张齐贤给惹恼了。他发现王禹偁在编撰《太祖实录》时,该用曲笔的时候过于直白,暴露了先帝的隐私,便以“轻诬”之罪,到宋真宗面前告了一状。于是,王禹偁又被驱出京城,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知州。
三遭贬谪,王禹偁仍不思悔改,甚至还写了一篇《三黜赋》以明志,中有“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而何亏”之句,好像被贬官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宋史》对他的评价是:“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真可谓一语中的。像他这种不懂官场哲学、不懂生存哲学的知识分子,在以利益为纽带的官场,从来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此后,才华横溢的王禹偁再未得到朝廷的重任,不久便在黄州任上郁郁而终,年仅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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