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板块、《史记》中群星闪耀的华夏经典人格
第八讲、“列传”中伯夷代表个体人格觉醒的第一人
前面两讲,我讲了黄帝和吴太伯,也给你拆解了他们两人作为“本纪”的第一人和“世家”的第一人,一个代表的是华夏文明在时间维度上的复兴传统,一个代表的是空间维度的地域融合传统。
那么你大概会好奇,“列传”的第一人是不是也有特别的深意?
在我看来,的确是这样的。除了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之外,今天我要讲的正是《史记》中第三个重要的维度——人格的觉醒。
伯夷,作为“列传”部分的第一人,他代表的正是人格觉醒的大传统。
伯夷是谁呢?我先给你简单介绍下。
在商朝末年,有一个小国叫孤竹国。孤独的孤,竹子的竹。这个国君的大儿子就是伯夷。按礼法,伯夷是君位的第一继承人。但当时,孤竹国的老君主却更想让三儿子叔齐继承自己的君位。于是,伯夷选择逃走,放弃继承权,成全叔齐。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不就是吴太伯故事的翻版吗?为什么同一个故事,司马迁要写两遍呢?
别急,接着听下去你就会发现,两个故事大不相同。
脱离宗族的流浪者
最明显的一个不同之处,是逃走的人不一样。
在吴太伯的故事里,吴太伯带着弟弟仲雍一起逃走,将国君的位置,留给了周太王属意的继承人,季历。但伯夷叔齐这一次,老国君指定的继承人是叔齐,而叔齐却跟着伯夷一起逃走了。两人逃走后,孤竹国的贵族们没办法,只能把老君主剩下的那个儿子,推举为新国君。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史记·伯夷列传》)
另外,两起事件的结果也不同。吴太伯跟弟弟仲雍逃走后,在吴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仍然是贵族。而伯夷和叔齐这两兄弟,却是从此浪迹天涯,再没有返回孤竹国,也没有再加入其他政治家族,成为了平民。
说到这里,我要给你敲一下黑板。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无论是《史记》还是其他典籍,对这两兄弟的事迹记载都非常简略,所以直到今天也不太容易说清楚,他们为什么不再做贵族。是因为客观上没有机会再做?还是主观上不想再做?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我们能确定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两个人不仅放弃了继承权,更放弃了贵族的身份,沦为了平民。
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
讲到这里,可能很多同学对伯夷、叔齐面对的情况没有什么切身感受,我给你大概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结构,你就明白了。
在伯夷的时代,正常情况下,贵族一定会有家族归属。有了家族归属,自己的贵族身份才能得到保障,自己的后代才能世世代代做贵族。而贵族一旦失去了家族身份,就会变成平民。
所以,离开家族的贵族,大多会等待机会返回家族,或组建自己的新家族——吴太伯兄弟就是这样,他们二人虽然放弃了继承权,远走他乡,却在长江流域新建了吴国,最后又回到了周朝分封制的体系内,他们最后还是贵族。可伯夷叔齐不一样,他们一路走下去,至死也没回归贵族世界。
伯夷、叔齐开创的是一种先例、一种独创性的选择,那就是人能够从组织里脱离出来,成为一个觉醒的个体。
所以,司马迁把伯夷叔齐的事迹放在“列传”的第一篇,在我看来,绝不仅仅只是强调他们放弃继承权的高风亮节,而是强调他们的这种独立人格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又因为这两兄弟的人生结局,有了一个更深层的强化。这个结局,就是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最后饿死首阳山。
伯夷叔齐结局的象征意义
首阳山,在伯夷叔齐的那个年代,是周武王的统治范围。两人之所以会最终来到周武王的统治范围,是因为他们流亡在外的时候,偶然间得到了一个消息,说西伯侯姬昌“善养老”,能够很好地奉养老人。于是,两个人兴冲冲地去投奔姬昌。
但没想到,二人抵达时,姬昌已经死了。而姬昌的儿子姬发,也就是著名的周武王,正在姜太公的辅佐下,举着代表周文王的木牌神位,发动灭商的战争。
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史记·伯夷列传》)
我们知道,在儒家的历史叙事中,周武王是理想化的君主,武王伐纣更成为正义战争的代名词。但伯夷叔齐却激烈反对周武王举兵,他们俩先是跪在周武王的马前,不让周武王起兵,还斥骂周武王,说他不孝不仁。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其实涉及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我在这里简单给你介绍一下。伯夷叔齐的那个年代,按照当时的礼法,父亲死了,应该先下葬并守孝,然后才能做其他事情。大动干戈,甚至发动战争更是绝对不行的。但是,武王却直接将父亲的牌位放在了战车上,出征打仗去了。
所以,在伯夷叔齐两人看来,这就是不孝。而当时周武王是商纣王的臣子,身为臣子却要弑君,这是就是不仁。
因此我们看到,伯夷、叔齐先是阻挠大军出征。阻挠失败后,又“不食周粟”,也就是把吃周的粮食看成是耻辱。两个人跑到首阳山里,靠采集野菜为生,以慢性自杀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周武王统治的反抗,最终饿死。
对于这样两个人的事迹,司马迁记录了下来,而且放在了“列传”的第一篇,可以说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为什么呢?是因为司马迁也反对武王伐纣吗?当然不是。在我看来,司马迁从中看到了另一种价值——个体化的理想主义的觉醒。
当时的伯夷叔齐,已经不是贵族,也没有担任任何公共职务,周武王和商纣王争天下,和他们两人没什么关系。但这两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标准,不惜拿生命进行抗议,这种做法,正是个体人格觉醒的代表。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於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
司马迁的困惑
写完了这个以生命追求理想的故事之后,司马迁在《史记》中紧接着就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不都说上天眷顾善良的人吗?为什么这两个高贵的人,为天下奋不顾身的人,却活活饿死了呢?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史记·伯夷列传》)
而且,司马迁本人,因为替李陵和李陵的家人仗义执言,从而惨遭宫刑。不也是一个好人没好报的案例吗?所以,司马迁在面对伯夷、叔齐时,才更深有感触。他在《史记》里写下了那句:余甚惑焉!
我实在是太困惑了啊!
而司马迁是一个有困惑,就会去找答案的人。所以,正是在这个历史的叩问中,司马迁找到了很多不寻常的历史人物,并在他们身上,发掘了很多不寻常的个人精神,形成了“七十列传”。
“七十列传”中的历史人物,身份差别很大,有信陵君这样的高级贵族,也有聂政这样的底层平民。他们的结局也各不相同,有得善终的,有不得善终的,但共同点在于,这些人都是个性鲜明的独立个体人。
到这里,你大概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了。司马迁在《伯夷列传》的最后,并不是在问为什么好人没好报,《史记》早就超越了因果报应论。在我看来,整个“七十列传”所要呈现的,是不同的个体在不同的时空中,展现的人格觉醒的力量。
同样,你仔细看,其实在“本纪”和“世家”中,具有鲜明饱满的个体人格魅力的历史人物,也都是伯夷、叔齐之后的人物。原因就在于,人格觉醒的浪潮,是从伯夷、叔齐兄弟二人开始的。
现在,我们再把本模块的三个课程统一起来,回顾一下。你就会发现,黄帝、吴太伯和伯夷,这三个第一人,有多个层面的意义。黄帝是华夏文明的始祖,也是时间层面上复兴传统的象征,而吴太伯是跨区域融合传统的象征,而伯夷叔齐,则是人格觉醒传统的象征。时间、空间、人格,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史记》的三大支柱。
总结
好,到这里今天的内容就结束了,我来给你总结一下。今天这一讲,我对比了伯夷兄弟和吴太伯兄弟事迹的异同,从当时的社会结构,分析了伯夷兄弟出逃的不同寻常,揭示了二人结局背后的象征意义。最后,我对本模块的三课内容,进行了统一回顾,指出了司马迁之所以把黄帝、吴太伯和伯夷作为本纪、世家、 列传三部分的第一人,是有他的多维度意义的,而且我们发现,时间、空间、人格是读《史记》的重要切入点。
请你谈谈,在中国的历史人物中,还有哪些人物是你认为最能够彰显个体觉醒的?对你有哪些触动?欢迎在微信群里说出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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