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元时代始，就有“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马丹阳度脱刘行首.第二折》)之说，而这七件事之中，尤以盐是最不可或缺。盐，看似与香港毫无关系，但原来它也是香港昔日重要的物产。应对“急沙”的偏方香港属岭南地区，是新安县(原属东莞县，明万历年间新置新安县)治下。岭南气候既热且湿，人们在炎夏多以冰凉饮料解暑。清初粤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指：“岭南濒海之郡，土薄地卑，阳燠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蒸⋯⋯当夏时多饮凉洌，至秋冬必发痎疟。”意即到了冬天，人们往往因而感染疟疾。为了应付这种“风土病”，粤人就地取材，利用了当地土产——盐，作为治疗的药物。《广东新语》记载：如有“腹痛不堪，是曰急沙”的症状，粤人除会用“刮沙”治疗，也会“以炒盐沃清水饮之”，即是用炒过的盐巴混和清水饮用。
如此重要的物产，其中一个产地就在香港。香港位处岭南南部沿海地区，拥有极长的海岸线，十分适合经营盐田。盐田必须临海建设，而且当为“沙坦背风之港”(《广东新语》);意思是该处必须是沙土土质，并且有海风从港口吹进内陆。而这些条件也正正是香港所具备的。故此，香港昔日曾有着多个大大小小的盐场。新安四大盐场——官富盐场北宋，朝廷在“广南东路”设置十四个官办盐场，在东莞县境内就有“静康、大宁、东莞三盐场，海南、黄田、归德三盐栅”(《元丰九域志》)。“海南”在今日香港境内;“黄田”则部分在今日香港屯门一带。这些盐场在宋代已十分具有规模宏大，产出远销境外：“广州东莞、靖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安南军”(《宋史・食货志》)。到了南宋，朝廷更在香港专设屯门、官富盐场;其中，以官富盐场产量最丰。官富盐场位于今日的香港维多利亚港东部，即观塘、九龙城、油尖旺一带。今日维港东面入口——佛堂门天后古庙旁，仍然竖立着一块石碑。这块石碑是由南宋官富盐场盐官严益彰树立，见证了香港盐业曾经的繁荣。到了明代，官富盐场更跃升为新安县境内的四大盐场之一。据嘉庆《新安县志》记载，当时新安县辖下有四大盐场，分别是东莞、归德、黄田和官富，而官富盐场的出产除本地自用外，更远销至广西一带。然而，花无百日红，随着“康熙迁界”事件，香港的盐业由盛转衰。“康熙迁界”是针对沿海居民的措施。政令一出，香港沿海盐场全部关闭，而本来仰赖香港盐产的地区也改为从其他盐场输入食盐。自此，香港盐业一蹶不振。复界以来，只有零星的盐场还在经营，而它们的出产也只是供本地腌制咸鱼之用，没有再见到大规模的出口。
|作者：叶德平博士，香港资深教育工作者，知名文化学者，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香港高等教育评议会常委，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高级讲师，中文、历史课程学术统筹，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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