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武状元、武进士授职的起点很高，为何其地位还是不如文举？这是一个老话题没有什么新意，但御史近来在翻阅清代武科史料的时候，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特此发文与诸位分享。
清代以前，武进士的地位确实不如文进士，比如宋代鼎甲武进士授官，一般多为从八品、九品的三班奉职、左侍禁、承义郎、保义郎等官；明代亦然，也是千户、百户一类的低级军官。
清王朝以武功立国，历代统治者尤其重视骑射，故而在武举方面较之前代有所重视。尤其在武进士授职方面，可以说是“一步登天”。
说起武进士授官，大多数读者都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一甲进士分授一、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分授三等、蓝翎侍卫以及绿营各官。
其实这是雍正即位以后才形成的制度，在此之前，武进士的授职起点更高。
顺治三年，是大清入关以后第一次开科取士，文举、武举分别在这一年举行。文举殿试后，仍然沿袭明代之制，授一甲三名修撰、编修等官。而对武举一甲三名则颁定新的标准。
具体为：一甲一名授参将（正三品），一甲二名授游击（从三品），一甲三名授都司（正四品）。二甲授守备（正五品），三甲授署守备（从五品）。
需要注意的是，顺治十二年以前开武举三科，这三科皆没有举行殿试。自顺治十二年开始首行殿试，顺治帝为此特谕兵部：“今科武进士，经朕亲试选取于国柱等23名，武艺可观，且系本朝初行殿试，宜加优异。”
此后武进士的授职再上一个台阶，定：一甲一名授副将（从二品），一甲二名授参将，一甲三名授游击。第四名至二十三名，俱为守备。
一直到康熙初年，武进士授职情况一直没有变动。康熙七年，朝臣认为一甲一名授副将之职太过优厚，建议恢复顺治初年的制度。
经大学士九卿会议论证，重新颁定了新的标准：一甲一名以参将用，二名以游击用，三名以署游击、管营都司用。二、三甲进士授职仍照旧例。
雍正元年，文、武举俱行恩科，雍正帝鉴于新朝气象，决定授状元为一等侍卫（正三品），榜眼、探花为二等侍卫（正四品）。二甲十三名，授三等侍卫（正五品），赏戴花翎。三甲记名三十六人，俱授蓝翎侍卫。其他的补授绿营各官。
雍正帝这一次打破武进士的授职，其本意不是要改变原有的制度。但这次改动出乎意料地受到了欢迎，于是接下来的一科武举，也按前次办理。
不过这样也出现了一个问题，武进士选取侍卫的人数超过现有的编制，并打压了满、蒙子弟跻身侍卫的空间。
所以雍正五年又制定了新的标准：一甲进士照旧补授一、二等侍卫；二甲挑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进士挑选十名，授蓝翎侍卫。其余的着兵部会同大臣拣选。
此后武进士的授职情况虽然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但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一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成为相沿不变的祖制。
可以看出不管是清初还是雍正朝以后，武进士授官的起点都很高，寻常年份武状元可至正三品，个别年份甚至是从二品。
而文进士授予的官职明显要低很多，比如状元不过是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正七品编修，而一般的进士多为六、七品小京官或外放知县。
然而初始品级高却不意味着前程远大，一来是受重文轻武的传统影响，武职不受士大夫的追捧，甚至被文官集团轻视。
不过话说回来，武职不值钱可以用品级来凑，总不能说正四品的都司还不如正七品的知县吧。
造成武进士前程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初次授职并非是“实授”。顺治时期就规定，武进士只是享受相应的品级，至于能不能实授，必须要经过骑射的考试，通过者满一年后兵部才会题请实授。
实际上，很多武进士名义上虽有较高的品级，但很长时间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到任。当然了，一甲三名武进士，自传胪典礼举行后，向例是要实授的，但人数毕竟有限，不具代表性。
二是武进士不属于武职正途的最高级别，这一点是有别于文举的。按清代官制，世职、武科、荫生、行伍皆属正途出身，但排在第一位的是“行伍”，科目次之。
所谓的行伍出身，是指由兵丁选拔为将官者，这一类人通常是在历次战事中立下军功的，可以说他们的顶戴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
武进士的性质不同，他们是通过考试获得顶戴的，所谓的考试无非就是射几箭，耍一耍大刀而已，真的到了战场，未必就见得不贪生怕死，未必就见得能立功。
故而，武职缺出，兵部首先要在行伍出身的官员中先行拣选，至于武科出身者，其晋升标准同样也是军功。这也是清代军队中，武科不受重视的本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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