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东有先生提问的商榷
陈东有先生对《大明金瓶梅》的评论文章是写在一年前的，本来是要在“第十七届（汉中）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一年前他把写好的文章发给我，我在接到他的文章后便斗胆予以答辩，我与陈老师并没有谋面，于是隔空打了一场“笔墨战”。
由于疫情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拖到今天终于在汉中召开了，陈东有先生在会上玩笑地说：“李导演的文章太有点咄咄逼人了。”我也只好笑着回答他说：“当时我不知道您是这么好的人，才如此出言不逊。”
研讨会闭幕后，陈东有先生的文章“关于《金瓶梅》影视剧的改编——《大明金瓶梅》改写本与李新导演商榷”在“金学界”上发表了，我跟曾庆雨老师商量想把我这篇“咄咄逼人”的文章再改一改，去掉那些“咄咄逼人”的词句，尽量搞得“温和”些，但是想了想，保持原样也未尝不可，因为争论的是学问，并不是斗气，言辞犀利并不等于是敌对仇人，只有真情实意的友谊才会热烈讨论问题，对吧？于是就不改了。如上只作一个开场白吧，言归正传。
尽人皆知《金瓶梅》自出版之日就被认定为：虽然标榜北宋年号，但实际描写的却是明代的社会生活。
无论是沈德符的论证，还是金学家的评论，都坚定地认为《金瓶梅》实际描写的就是明朝。
黄霖教授用大量事实证明了《金瓶梅》中诸如房屋、家具、服装、饮食、车马、交通等各方面，尤其社会生活、官商现象等无不带有明显的明朝痕迹。
郑振铎、鲁迅都有这方面的许多论述，毛泽东主席也说“<金瓶梅>表现了明朝真正的历史。”[1]
及至今日四百多年过去了，人们一致确认《金瓶梅》就是“借宋写明”的。
于是我便将它的社会背景从宋朝改为明朝，并由香港“新华书局”给予出版，名为《大明金瓶梅》。出版后得到国内很多金学专家给予的热情肯定。
同时得到了陈东有先生的长篇论文，我非常感激，陈先生能在紧张做学问的同时抽出时间两次给我写来洋洋洒洒近两万言文字，我受益匪浅，无比感谢，感谢他对拙作的“肯定”和“异议”，他肯定了“改变了原著的时代背景，即叙事的时间。” 同时也肯定了“是改写了一批人物，有的还是重要人物。 ”
还肯定地说“小说开篇故事也动了改写的手术，而且先生认为这一改写，对全篇都有重要意义。”
等等。然后笔锋一转说：《大明金瓶梅》“将宋朝改为明朝有没有必要？”于是列举了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没有必要的质疑。
正像陈先生对我的评价：“虽然有些推测的证据不足，或者说，您还没有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来证明自己的推测和判断。”
陈先生说得很对，本人几次表示不是金学专家学者，也不是历史学家。只是个普通的电影导演，不懂“学术规范”是个什么样子，只是想把《金瓶梅》搬上银幕，于是就凭一时冲动，便将一部经典之作按着修改剧本的笨拙手法修改过来了。
拿学术高深莫测的学问来要求，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在此只是对陈先生的提问回答几句，权做是商榷吧。
借用1955年周总理在亚非拉会上的讲话说：“我们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
今天我借用来说：“我是来求支持的，不是来找对立的。”
一、陈先生说：既然《金瓶梅》如此“借宋写明”，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嘉隆万年间的社会现实：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官僚豪夺，奸商巧取，世风颓丧，人情浅薄，兽欲横流，伦理败坏，妇女不幸，平民遭殃，无异是一幅明季后期的社会末世哀歌。
是否有必要一定要把《金瓶梅》中的人和事全部改成“明代”的呢？回答是：没有必要。或者说，为什么基本上没有人，或者说，没有创作者和改编者把《金瓶梅》从题目到内容改写成“明代的金瓶梅”呢？
我认为，既然承认《金瓶梅》“借宋写明”，那么为什么就没必要改变呢？既然承认：“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嘉隆万年间的社会现实：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官僚豪夺，奸商巧取，世风颓丧，人情浅薄，兽欲横流，伦理败坏，妇女不幸，平民遭殃，无异是一幅明季后期的社会末世哀歌。”
为什么就不能明确这就是明朝社会呢？至于说：“为什么基本上没有人，或者说，没有创作者和改编者把《金瓶梅》从题目到内容改写成“明代的金瓶梅”，难道就是“因为过去没有人改编”，就是理由吗？
也许有人想到了，也许有人想到没有做到。如果说过去没有人改编，能说明什么呢，过去没人做到难道今后就不允许有人做到吗？过去没人改编，今后就不能有人改编吗，有人改编难道就是错误的吗？
说句题外的话，写作的人都有一个习惯，当他放下笔收起稿子后，假如突然想到文中的某一句或某一字使用得不当，这时哪怕是睡下了，也总要起来把它改过来才能心满意足的去休息。
那么现在呐，现在明明知道并看到在《金瓶梅》里充斥着大量的朝代错误，明明是明朝的故事，偏说成是宋朝的，这么大的事难道就不想将它改过来吗？ 就是因为它不是自己的作品就听之任之吗，就是因为它是历代的禁书就不能改吗？ 甚至还不准别人去改动它一下吗？
二、陈先生说：因为在创作者看来，除必须按照时间历史来写的演史小说之外的创作，时间往往只是一个背景而已。小说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智慧劳动，作者的主动性很强。
在作者的创造性劳动过程中，时间，还有空间是一种背景的规定，而人物故事才是创作的主体，如果时间不能够帮助人物和故事，那它就是一种约束，一种完全的限制，作者完全可以不拘泥于时间（朝代）的规定。
作者认为人物故事的逻辑发展需要更加合情合理的内容，他就可以跳开时间的限制，从而把更加完美的人物故事奉献给读者和听众、观众。
所以在时间（朝代）的规定上，作者是可以按需配置的，不必太认真了，“稗官家的伎俩，不足为信”。
既然《金瓶梅》不是演史小说，那么时间背景就可以自由选取了，就还以《金瓶梅》为例，可以写宋，也可以写明，而恰恰小说中大量描写的却是明朝，明明知道写的是明朝，那么为什么还要遮遮掩掩的说成是宋朝哪？
至于说“如果时间不能够帮助人物和故事，那它就是一种约束，一种完全的限制。”
如果故事使用宋朝没有“约束”和“限制”，那么改成“明朝”就有“约束”和”限制”了吗？哪里受到约束和限制了？
至于为什么作者采取了宋朝背景，而要回避明朝背景的问题，这里不得不说说，作者的写作年代，正处在明朝嘉隆万年代，正是朱家王朝的统治时代，作者如果明目张胆的描写明朝的黑暗与腐朽，敢于直面现实，对明朝的种种劣迹秉笔直书，那他的脑袋能保住吗？
甚至还可能要株连九族，要搭上几十人几百人性命，作者不会不想到吧，总不至于那么傻大胆，总不会那么愚蠢，那么不要命的以身试法吧。
为了避嫌，他只好将社会背景写在宋朝，这是最简单也是最保险的一招，尤其借用《水浒传》“武松杀嫂”作为开篇，距离他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了，前朝已经不会再有人出来找他的麻烦了，所以作者机智的采取了“借古讽今”的手法是明智的，是巧妙的，是理所当然的。
就这一点而言，我敢断言，作者惧怕文字狱而采取“借古喻今”的手法是笃定的，是毫无异议的，是别无解释的，是别无理由的。
首先，他将自己的名字隐去，留下个百年之谜，有没有害怕有人找他麻烦的意思呢？尽管那时文人瞧不起写小说的人，不愿留下自己的真名实姓，但也不能不存在惧怕文字狱的威胁吧，这点他成功了，至今也没有人考证出他的真名实姓；
其次，就《金瓶梅》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时时处处心心念念的是明朝的点点滴滴，无处不流露出他的隐私，比如：在干支的使用上，为什么文中仅有六个人提到生辰干支，都适用于明嘉靖二十三年，而不符合宋朝的政和二年；
第三：文中所有宋朝的真实人物为什么都能在明朝找到“对号入座”的人物，有的人甚至比宋朝的人更准确更吻合更合理；
第四：文中从房屋、到家具、到服装、到饮食、到车马交通等等各方面，尤其社会生活、官商现象等等，无不带有明显的明朝痕迹。 这又是为什么，难道不是作者留下的隐私吗？
第五：再说说迎儿，在《水浒传》里并没有她，为什么在《金瓶梅》里作者要加上这么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是否有替代武松的考虑；
第六：至于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官僚豪夺，奸商巧取，世风颓丧，人情浅薄，兽欲横流，伦理败坏，妇女不幸，平民遭殃等等，无不流露明朝的真真事实。
以及世宗朱厚熜迷恋道教、不问朝政、朝欢暮乐、爱色贪花等等，矛头直指皇帝，他怎敢秉笔直书，这些难道不是作者的隐私吗？难道他不希望直面人生，来展示明朝的一切一切吗？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也许他留下这许多隐私，就是想在他百年之后的某一个时机成熟的时候，有人为他改编过来，将宋朝《金瓶梅》改为明朝《金瓶梅》，实现他生前的遗愿也未可知。
这仅仅是我的一个猜想，一个“也许”，假如真是这样，我们也不妨试试，将它改为明朝，今天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了，为什么就不能实现他的生前遗愿？
作者四百多年的隐姓埋名、四百多年的担惊受怕，后人有义务有责任为他平反昭雪，告慰他的在天之灵，假如这个猜想成立的话，这个改编也会使作者含笑九泉了。
怎么能说没有必要？在《金瓶梅》里存在很多谜，那么我的这个猜想是否也可以作为一个谜，专家学者是否也可以对此进行各种破解和各种设想？
即便这个猜想是错的，那就将宋改明就算是一家之言吧，算是“稗官家的伎俩”，只是试一试，权做“百花齐放”的一朵小野花，好吗？
三、陈先生说：《金瓶梅》之所以成功，也许就是在时间朝代上不受约束，借宋人宋事开篇入事，又尽写当时的明代嘉靖前后的社会现实，揭示时代的本质特征。
如果不以宋人宋事开篇，也许此书无人问津；如果不写明代的社会真实，此书也就无成功可言。
为什么“不以宋人宋事开篇，也许此书就无人问津”？难道非要写宋事才有人问津吗？不是说读者听众一般不会去太多地关心作品的具体时代、朝代、时间嘛，既然不管什么朝代，干嘛非要表面说是宋朝，实际写的却是明朝才有人问津？否则就无人问津了。
须知，《金瓶梅》没有多少人看到过，它不像“红三水西”这四套古典作品几乎全国人都知道，“红三水西”不仅几十年上百年被不断再版发行，就连电影、电视人们也看过不止一遍，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而《金瓶梅》却不然了，由于历代的禁止，恐怕在中国十四亿人口中恐怕连一百万人也没有看过吧，也就是不到千分之一，也可以说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人都没有看过《金瓶梅》。
同时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知道《金瓶梅》写的是什么朝代，难道改成明朝这本书就没有人问津了吗？他们就不买账了吗？不是说“如果不以宋人宋事开篇，也许此书无人问津。”
那么几百年来又有多少人问津了呢？为什么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不出来问津？至于说“如果不写明代的社会真实，此书也就无成功可言。”
既然承认写明朝社会才有成功而言，那么为什么就不彻底改成明朝呢，偏要用宋朝出来“招摇过市”干什么？
须知，因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没有看过《金瓶梅》，也可以说他们对《金瓶梅》一无所知，那么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个修改成明朝的本子看呢，以实现毛主席让“较多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的愿望。
为什么偏要将一个朝代两层皮的作品给他们呐，目的又是什么，是叫他们也来探讨《金瓶梅》的种种谜团吗？有这个必要吗？
要知道，读者真正不关心的倒是《金瓶梅》的那些谜，诸如作者是谁，写作年代是什么时候，陋儒补入的是否正确等等，那是文人墨客的事，是专家的事。
读者才真的没有那个兴趣。中国大概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看过“红三水西”，但是谁又知道“红三水西”的作者是谁，更不知道每部书的写作年代和成书年代是哪年哪月，读书人只是笼统的知道“唐诗、宋词、元杂剧、明小说”。
对于专家苦心孤诣的研究《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至今已经找出三四十个对象，读者也许会真的要问：“有这个必要吗？”
对于专家学者苦心研究《金瓶梅》的写作年代，成书年代，读者也许仍然会要问：“有没有这个必要？” 相反，读者对于作品中的时间、朝代倒是十分关心的。
尽人皆知，中国人讲故事，第一句话就是要说“在某朝某代、某地某人”等等，实在说不清楚的也要说上一句：“话说在很早以前”等等，翻开中国小说看一看，这已经成为定律，成为千古不变的模式，成为千百年来的习惯，也是从古至今所有讲故事的固定样式，就连《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开篇，同样也是先说故事产生的年代的，可以说朝代这是个大问题，是个首要问题，更是个不能含糊的问题。
那么《金瓶梅》既然已经敲定了时代背景，就有必要“知错就改”，就有必要交给读者一个明确的时代背景，怎么能说“没有这个必要”？
四、陈先生又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究竟是写哪个朝代？不知道。又知道。“不知道”是没有必要去知道，也许很多朝代都有此事。“又知道”是人人都会知道这事就发生在当代。
《狂人日记》中的这段话是很有意思的：“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种“没有年代”的叙述，对读者、听众更有震撼力。
至于说《狂人日记》究竟是写哪个朝代？正是提到了朝代，那就是每个朝代皆如此。
如果真的不提朝代，压根就不应该有“不知道，又知道”这句话，这句话正是说《狂人日记》的内容是指很多朝代都有此事。
历史一直是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没有说历史时代，恰恰就是说从古至今每个时代都写着这两个字，怎么能说没有年代呢？
五、陈先生说：小说的批评者从批评的效果出发，要对作品进行解构，时间、空间、人物、故事及其发展都必须理个清楚，说个明白，你才能批评得有理有据。 ……
演史小说，自然可以在时间（朝代）与人物故事的关系上要求严格一些，不可任意颠倒取舍，但也不是说不可虚构。
《三国演义》中的大部分主要人物及其关系、大部分历史事件虽然都可以在《三国志》中查到，但如果说《三国演义》就必须按照《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来写，那就没有章回小说《三国演义》了，
至少，诸葛亮的故事就没有多少精彩。而其他种类的小说在时间（朝代）就不必去盯着时间（朝代）的正误看。
批评家“如果在时间上，拘泥于此等细末之处而予以指擿，这其实是将小说当作史籍来要求，自然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了”，没有多大的意义。
这是小说批评者应该有的宽容，也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底线。所以，没有必要把《金瓶梅》时代背景改写成明代。
既然说“小说的批评者从批评的效果出发，要对作品进行解构，时间、空间、人物、故事及其发展都必须理个清楚，说个明白，你才能批评得有理有据。”
那么《金瓶梅》究竟是什么时间，什么空间，理清楚了吗，说明白了吗？只有说清楚是什么朝代，才算说明白了吧？
不能将小说当作史籍来要求，有谁说《三国演义》必须按着《三国志》来写了，在谈论《金瓶梅》的时候，又有谁说必须按着哪部历史书来写了？这里只是说它的背景朝代，究竟是宋是明？难道就一定非要强调是宋朝吗？改成明朝就不行了吗？
一篇小说的构成是由时间、地点、人物、故事内容几部分构成的，缺一不可，故事确定之后，就要选择时间、地点和人物来完成这篇小说的创作内容。
这四点之间既有一定关系也没有固定关系，它们之间是独立存在的，总之是根据作品需要选择的，有些小说是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有些是作者为了某种目的，将时间（朝代）写得含糊一点也是可以的，而《金瓶梅》故事大部分是虚构的，时间、地点、人物及故事，是由作者根据需要安排的，现在《大明金瓶梅》的改编并没有对其中虚构的部分进行修改，更没有要求它按着历史书籍来写，小说创作不仅允许虚构更要求刻画人物，更希望人物个性化，因此就需要对人物进行再创造，进行某些细微的刻画，这与故事中提到时间问题是两回事，怎么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怎么能将时间问题和故事搅合为一个问题？
《金瓶梅》中的故事绝大部分是作者创作的，也可以说是虚构的，故事放到哪个时间或是说哪个朝代作者是可以选择的，是不受虚构故事内容限制的。
当然，有些故事的时间和地点是和故事分不开的，比如《三国演义》就必须是汉末魏、蜀、吴三国故事，地点就是这三个国家所辖的范围之内，这是受到真人的影响，这和故事是不是虚构没有关系。
《水浒传》就是宋朝末年，地点除了山东水泊梁山之外牵扯到其他一些地方，人物可以有真有假。
那么《金瓶梅》明明是大量明朝的公序良俗和生活事件充斥期间，为什么改成明朝就没有必要了？难道一定是宋朝才有必要吗，理由是什么？
六、陈先生说：小说研究者既不同于作者和普通的欣赏者，也不同于小说的批评者，他是要钻牛角尖的。
特别是像《金瓶梅》这样的小说，至今，无法确定作者是谁，只能知道小说大概创作时间，这就需要钻牛角尖，通过对小说本身的研究，对相关资料的研究，把目前仍然存疑的问题予以解决。
《金瓶梅》的研究者当然知道小说“借宋写明”，但仅仅知道还远远不够，甚至知道哪些是宋人宋事，哪些是明人明事也远远不够，他需要把这些信息进行解构剖析，进行整合分析，以便借助这些信息获得其本身的或其他方面的解疑释惑。
比如顾国瑞先生做的研究，他在1987年撰写了《<金瓶梅>中的三个明代人——探讨<金瓶梅>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的又一途径》，直接探讨的就是《金瓶梅》中的明代人物真假及其研究价值：
首先要弄明白，小说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绝对的，那就是：给读者阅读的，也就是给人看的。
总不能因为研究者要研究，就不管读者了吧，就不许纠正文中的错误了吧？书是用来看的，不仅仅是用来研究的！
难道能拿研究者的眼光来要求读者也必须“通过对小说本身的研究，对相关资料的研究，把目前仍然存疑的问题予以解决。”才是读小说的人必须要做的吗？能把读者也变成研究者吗？
从古至今没有听说看小说的人必须首先要成为研究者，岂不是强人所难吗，研究者尽管去研究好了，至于小说的修改与否是绝不会影响专家研究的。
《金瓶梅》小说还在，各种版本也都在，尽管敞开去研究好了。没有人限制！至于“有人想钻牛角尖”，尽管去钻好了，也没有人去限制，为什么偏偏要限制别人去纠正错误？
毛主席还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研究者为什么就不允许分歧意见的出现，就不允许对存疑的部分予以纠正？
文章作者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
本文获授权发表，转发请注明出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