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金瓶梅》改写本与李新导演商榷
尊敬的李新先生：您好！
谢谢先生对我的信任，把新近出版的长编小说《大明金瓶梅》赐予我，让我提出批评意见。盛情之下，不可推脱；再者，文学创作者与文学研究者共同探讨
文学作品也是一件好事，有利于正常的文学批评，有利于更好地探讨文学创作和文学改编。
只是由于时间关系，我还不能好好地通读全书，只能拜读个大概，谈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多有不妥，仅供先生参考。
先生这部《大明金瓶梅》是改编《金瓶梅》而作。恕我孤陋寡闻，目前，我读过和知道的几个改编《金瓶梅》的本子（影视、戏剧作品除外），主要还是从
人物及其故事入手，对人物或增或减，褒贬也多有不同；篇幅小者故事或更为简略，篇幅大者或添枝加叶。
也有从语言入手，对叙事语言和人物言语改用现代白话，以解决原著阅读语言中的一些难题。也有挂羊头卖狗肉者，不过是借《金瓶梅》的书名再编一套故
事而已，此不赘言。
不管如何改编，由于《金瓶梅》传播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和障碍，各种改编各有其理，可进行正常的文学改编的批评，这也有益于改编文学的发展。
先生的改编，可能是至今为止，最为与众不同的一种。
探讨与研究性的改编——《大明金瓶梅》改编的几点主要收获
首先，改变了原著的时代背景，即叙事的时间。
我们从您的改编书名上可以看出，您是要把《金瓶梅》放到明代来写，与宋代无丝毫关系了。
《金瓶梅》是写哪个朝代呢？小说是从明代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中的“武（松）十回”另分一支的，那么水泊梁山造反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其中不
少人物也都是当时确有其人，所以一般讨论都认为《金瓶梅》与《水浒传》一样是写北宋末年的人和事。
但阅读了《金瓶梅》之后，读者又会改变自己的认知，《金瓶梅》的主体并非写宋人宋事。
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小说中有一些人物是明代确有其人，更重要的是，书中许多的地点、官职、房屋、家具、服饰、饮食、风俗习惯乃至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等等，都是明代才有的。
先生通过比较，发现书中许多重要的“宋代人物”的许多重大事件总是与明代的某些相对人物及其事件“丝丝入扣”般地“巧合”，直接地反映出明代的诸
般现实。
您的判断是对的，《金瓶梅》在内容上的一大贡献，就是真实地反映明代当时的社会现实。“当时”，那就是明代，而不是宋代，而且是明代的嘉靖及其前
后年间的真实。所以，《金瓶梅》的确是“借宋写明”或“以宋写明”。
甚至还可以说，作者可能是不愿意或不会写宋代，就是直接写明代，只不过为了对武松有一个交代，借了宋代的一顶帽子戴戴而已。
先生您是一位很认真的作家，也是一位很执着的作家，还是一位很能够吸取“金学”界研究成果并且自己也很能研究的作家。
比如，您在自己的《前言》中引用学界研究的成果和自己认真的考证、推算，小说中很多的细节不可能发生在宋代，而只能出现在明代。
您还从朝廷的纪年到西门庆及其妻妾的生肖、年龄、蔡京的寿诞，一一考证推算，得出的结论全是明代和明代的人、明代的事、明代的时间接点。
您还认真研究了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虽然有些推测的证据不足，或者说，您还没有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来证明自己的推测和判断，这点不必苛求一位作家，
但您的结论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当然，其中不少的结论在学界也同样早已有之，而且有充分的证据。
既然如此，先生认为有必要为《金瓶梅》“验明正身”，恢复时代原貌，这就是您要改编《金瓶梅》并加一个“大明”的时间限定的原因。
其次，是改写了一批人物，有的还是重要人物。
既然时间改了，一批非宋不在的人物不得不改。
时间是明代，人物也应该是明代的，蔡京是历史上的的确确的北宋高官，当然要换掉，而且先生发现，小说中写蔡京的事几乎都发生在严嵩等人身上。
严嵩换蔡京，故事基本上可以不改，他们都是高官重臣，又都是民间批判的对象，贪污受贿、公权私用、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大同小异。
严嵩换蔡京，没有问题。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武松也得改掉，武松有无历史的真实，目前未有定论。虽说武松可能真有其人，但更多是一位民间传奇中的人
物，不像蔡京那样可以确证就是宋代的人物，人们只是在意识上认定了武松生活的年代是宋代。
如果要把武松照原搬到《大明金瓶梅》里面来，很难对得起读者。但是，武松在《金瓶梅》中是开篇与结尾都不可或缺的人物，或者说，《大明金瓶梅》也
需要有这么一位重要人物来开篇和收尾，用谁来换武松呢？
人物带来故事，故事支撑人物，改人物或者换人物就必须改故事或者换故事，若要换人并改写故事，就会有叙事逻辑问题。
武松这个人物是小说中的个性人物，也是灵魂人物，他的故事只有他才能发生，打虎、拒嫂、杀嫂，别人都配不上，或者说，武松是一个文学符号，一个特
别的文学标签，别人替代不了。
不让武松出场，改换别人，那就必须编写另一个与小说主要人物命运攸关的逻辑故事。
先生您按照小说的逻辑来改掉武松，首先就要处理好武松与武大的人物关系，不能因为要改掉武松，把武大也换掉，那潘金莲就立不起来了。
潘金莲立不起来，西门庆的故事也没办法开篇了。所以，撤掉武松时，不能换掉武大，甚至连改也不能改。先生的办法是把武大与武松的兄弟关系解除，故
事就好改了。
您经过一番查考，认定了《水浒传》与《金瓶梅》里的武大完全是虚构的，武大与武松的兄弟关系也是杜撰的。既然如此，把武松改掉，留武大下来，照常
表演他的卖炊饼、捉奸、被毒也就没有问题了，潘金莲和西门庆也可以照原来的样子表演下去。
其次是谁来演武松的故事？先生看到了一个在原著中并不起眼的小人物——迎儿，武大前妻所生的女儿，您认为原著对迎儿的描写是有缺陷的，现在要重用
迎儿，让她身份不改地位和本领提升，以解决替代武松的问题。
于是在先生笔下，迎儿变成一位身怀武功的女英雄，武松的为兄报仇改成了迎儿的为父报仇。当然，这样改还不够，武松打虎情节可以不要了，但受潘金莲
的勾引怎么办，这个情节，迎儿是替代不了的。
于是先生再添一人物，迎儿有位舅舅。这位舅舅不仅是武大前妻的兄弟，也是迎儿的武功师傅，还是一位让潘金莲见到后心生邪念的男子汉。 到此，武松人
物的改换完成了。
先生在前言中专门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说明这一删改。“总之，迎儿与舅舅是替代武松的最佳人选，由这么个巾帼小英雄替父报仇是不是一个很别致的
选择哪？ ”
再次，小说开篇故事也动了改写的手术，而且先生认为这一改写，对全篇都有重要意义。
《金瓶梅》词话本的开篇是武松打虎会亲哥嫂，绣像本的开篇是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先生您的改编本另开一条新路，让严嵩为西门庆的生药铺题匾“四泉堂”。“四泉”是西门庆的字。 这样的开篇也确有几大好处：
一是直接点明了“大明”的时代背景，与原著明显不同。
二是说明了西门庆的社会地位，为小说后面情节的铺展张目，也为人物的命运伏笔。
三是引出了一大批人物，这些人物在后文中都会反复上场，表演自己的故事。
四是传达出小说改编更深层的意义。
先生认为，“四泉”者，“四全”也。哪四全？就是词话本开篇“词曰”中说的“酒、色、财、气”。
西门庆将自己从父亲手上接下来的生药铺改成“四泉堂”既是生意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是欲望上迈进了一步，隐含着占尽“四贪”了，从今后“'酒、
色、财、气’之于'四泉’似有四泉之水喷流不止，欲壑难填之意，比之'四贪’更加深刻彻底”。 这种说法挺有意味。
先生认为，突出“四泉”，还因为“四泉”与“四权”谐音，“西门庆'四权’全部占尽，主宰家庭妻妾的'夫权’，掌管家族命运的'财权’，独揽社
会活动的'人权’，手握全县生杀予夺的'法权’等等”。
虽然“这些权力不在生药材生意之内，也不在'四泉堂’的经营范围之内，而远远超出'四泉堂’的范围之外。 ”
先生从情节的设置逻辑和影视剧的观赏需要的角度认为：
“总之，'四泉’二字含义深邃，妙不可言。将'四泉堂’冠以西门庆的生药铺的名称是个很不错的选择，是名正言顺的抉择。
'四泉堂’牌匾不仅给生药铺一个'名正言顺’的铺名，而（且）是必要的，是不可缺少的。
试想，如果拍成电影或电视剧，西门庆的生药铺总得展示在观众面前吧，药铺的门面总不能连个名字也没有吧，这块'四泉堂’匾额是'生当逢时’的，
它既突出了四泉的名字，
也铺垫了西门庆与京城高官的勾结的开始，并且由这块匾额，点明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之后将要发展的全部故事。”
先生《大明金瓶梅》的改编还有多处，有大有小，有简有繁，主要的特点是探讨性的，也是研究性的，下了不少功夫。
除了蔡京改为严嵩，还有杨戬改为仇鸾，朱勔改为陆炳，蔡蕴改为唐汝楫，安忱改为赵文华，等等，即把宋代人物改为了官职、权势、人品相应的明代人
物。
还有风俗打扮、穿着服饰，先生在进行了考证比较后做了不少的改编工作。比如西门庆的平常穿着与办公务时的穿着，都按照明代的实际作了必要的修改。
女人的发型、日常的饮宴、席间的唱曲，都分清宋与明的不同，或作梳理，或作说明。又比如改情节，原著中有两位“苗员外”，第一位苗天秀被家人苗青
串通船盗谋害致死，不应该再活现于故事中，但后来又一位同姓员外出现了，并送西门庆两歌童。这是不是同一个人？肯定不是，那为什么作者又称他为苗员
外？这里面应该是有错误的。
为了“纠正”此错，先生把第二位苗员外径改为苗青。
对所有的改编，先生不仅在《前言》中作了总体的分析说明，而且在大量的注释中对每一处的改编又进行了具体的比较说明。
且不论这些改编是否妥当，就这种写作方式，也说明先生是认真负责的，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研究成果，有自己的个人审美和价值判断。
若论及是否妥当，从一位作家的改编动机和构思来看，我认为不仅有理有情，也有其独特的创造之处，比如上文所论三点。但从对名著改编的效果来看，当
然可以进一步讨论，也许最有成就之处就是最值得商讨之处。
（未完待续）
文章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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