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究竟有没有这一个人呢?战国诸子,很喜欢称述到老子。最先可考的,是在庄子的书里。但庄子寓言无实,而且下面所引之各节,又未必是庄子亲笔。有些并出于西汉。但总在司马迁《史记》以前,并为《史记》所根据。我们不妨先简单地一说。
《庄子》的《天运》篇说: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这是说老聃是南方沛县人,孔子向之问道。又《庚桑楚》篇:
老聃之役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北居畏垒之山。
他告诉南荣趎说:
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见老子。南荣趎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这也说老子居住在南方。又《寓言》篇:
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
这是说老子由沛西游于秦。但杨朱年代还在墨翟后,不能与孔子问道的老子同时。则杨朱所遇,应非孔子所见之老子。则老子究竟和孔子抑杨朱同时呢?这里却有问题了。
《天道》篇又说: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
这是说:老聃曾为周之征藏史,但孔子去见他,那时他已免而归居了。则孔子见老子,似乎应该仍在沛,不在周。
但这里又另有一问题。孔子生平言论行事,均详见于《论语》,为何孔子见老聃,《论语》独不记载呢?《庄子》的《外物》篇又说:
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云云。
这又说孔子见了老莱子。这一说却在《论语》有佐证。
《论语·微子》篇:
子路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孰为夫子!植其杖其芸。
芸是除草义,莱亦是除草义。可见老莱子即是荷篠丈人,只说是一个在田除草的老人。那老人的名字,当时可并不曾记下。所以司马迁《史记》的《老子列传》里也说: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这即是告诉了我们,有人在怀疑,孔子见老聃,其实即是老莱子的讹传之一消息了。
司马迁又说: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这他又告诉了我们,有人在怀疑,孔子见老聃,即是秦献公时由周入秦的太史儋。但试问:老聃如何能活这么大的年龄呢?所以司马迁又说: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若把太史儋认为即是孔子所见之老聃,便须有二百余岁的高寿。所以司马迁也要说世莫知其然否了。
今试问:太史儋是否真有其人呢?这也难说了。司马迁在上引文中所说的史记,系指秦史言。当司马迁时,其余列国的史记都在秦始皇焚书案中被毁了。司马迁所见,只剩秦史了。故知他上文所说的史记,定指秦史言。在战国时,秦赵两国最流行谶书,那全是些迹近神话的预言。秦赵两族,本是同一本源的。只有这两国,独多那些神话性的预言之流传。太史儋预言,便是其中之一例。所以太史儋纵有其人,而这一番预言,则出于当时秦赵两国一种通行的殊俗与异风,我们却不必信以为真了。
我们既知太史儋与孔子所见之老聃,在汉时已误混为一人,则上引《庄子·寓言》篇杨朱见老聃一节,也可解释了。这一节,正也把太史儋和孔子所见之老聃,误混为一呀!
因于太史儋与老聃误混为一了,于是遂有如下的故事。司马迁《老子列传》说: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里提到老子著的《道德经》五千言。其实今传的《老子》五千言,决非孔子以前或同时人所著。即如上引老莱子著书十五篇,也同样出于后人之伪托。大抵孔子同时的老聃,是并无著书的。而且这五千言,也并非太史儋所著。司马迁也并没有说太史儋有著作呀。此五千言的成书年代,应该在《庄子》书之后。这一层,这里暂置不论吧!让我们先把此故事再来作一番分析。
所谓老子过关,究竟过的是什么关?有人说是函谷关,但在孔子时,并没有函谷关之名。这里只称二崤,又称桃林之塞,乃晋地。秦取殽函,在秦孝公后惠王时,那已是孟子庄子的时代了。秦人在此因险设关,始有所谓函谷关。则函谷关之出现,至早不能在秦惠王以前。因此说太史儋去周适秦过函谷关,是不合史实的。
所以前人不说这是函谷关,而说是散关。但散关位置在秦之西,并不是由周适秦之所经。于是后人又说关令尹既强老子著书,又同老子同去流沙之西,这就成为老子化胡的故事了。这一故事,便由老子过散关而联想引生的。这一说,显然更荒诞,而且与太史儋由周适秦的传说也不合。
经上之分析,可见太史儋由周适秦,纵使有其人,有其事,而过关著书的一段,则为战国晚年以下人添造。只因当时人都知道由东去秦先要过函谷关,却忘了函谷关是秦惠王以后才有呀!
其次让我们说到关令尹。在《庄子》的《天下》篇,有关尹与老聃。《天下》篇里说:
关尹老聃闻其风而说之。
又说:关尹曰云云,老聃曰云云。接着说:
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天下》篇并非庄子之亲笔,大概已是战国晚年时期的书了。《天下》篇里把关尹叙在老聃前,不像说关尹是老聃的弟子。而且关尹自有书,《天下》篇也已引述了。《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关尹子九篇。既是关尹自己也著书,又当时人推崇他的地位并不在老聃下,便不像有子强为我著书那些说法了。
可见司马迁这一条故事,还在《天下》篇之后,而且与《天下》篇所说违背了。而且关尹像是一人名,司马迁那段故事中,却把关尹转变成关令尹,这是一官名了。依照从来记载的常例,也没有仅载一官名,而不载那当官者的姓名的。除非那人的姓名失传了,无法再详考。但关尹显然是战国晚年一显学,先秦百家有许多处称述他,都只称为关尹,他的书也称关尹子。可见关尹本是人名,不该混作关令尹的官名呀!
而且司马迁也只说:关令尹喜曰,这喜是喜欢义。关令尹遇见老子过关而满心地喜欢,因而强他著书了。但后人又误会了,竟说这关令尹名喜,又称他尹喜。那真是以误传误,不可究诘了。
现在我们再试问:那关尹究竟是怎样的一人呢?有没有其他事迹可考呢?这一问题,却更复杂了。但不妨把我的意见,在此简单地一说。在我推想,关尹实即是环渊。环渊也是楚人,他和孟子庄子略同时。战国人公认他是一个道家。他亦著书上下篇,发明黄老道德之术。只因环渊和关尹,由于双声叠韵之字音相近,而把一名两写,后来遂误传为两人了。
但如何又把关尹即环渊,牵搭上太史儋,而生出这一故事来的呢?这因环渊在当时,和詹何齐名。他们同是楚人,又同是讲道术。战国人因此时时把詹何环渊并称了。相传詹何能前知,他坐堂上能知门外牛黑而角白。于是又有人把他误混上以前能前知的周太史儋了。因于詹何环渊,时时相连称,于是太史儋连上关尹,而捏造出出关强著书的一番故事来。
或许有人会怀疑,如何当时这一辈著书成名的学者们,会弄得如此模糊而纠缠不清了的呢?这也有一个理由。因当时的道家们,和儒墨名法各家的大师有不同。他们多数是隐沦自晦的,不浮现到政治舞台的上层去。因此他们的生平行实,不易为人所知晓。庄周是例外了,但庄周也实在并无生平行实可说的。可说的还只是些故事。我们只能从他书中故事来推说他生平。其他人的著书体例不同于庄周,便叫后人更难推寻了。而且一辈隐沦自晦的人,又假托着另一辈隐沦自晦的人而著书,这更使他们中间弄得模糊而纠缠不清了。我们只一读《汉书·艺文志》所载道家的书目,便可明白得这中的理由。
根据上面推论,姑把老子的故事传说,简单分成如下之三说:
①孔子见老聃,此老聃实是老莱子,即是《论语》中的荷篠丈人,乃南方一隐者。孔子南游时,子路曾向他问路,并曾在他家宿过夜。孔子又叫子路再去见他,但没有见到了。孔子见老聃的故事,即由此而衍生。
②太史据去周适秦,此人见于秦史之记载。但后人也认他为孔子所见之老聃,于是老聃遂成为周史官,又成为去周适秦而隐了。
③老聃出关遇关令尹,此故事流传最迟,出处无考,殆已在汉初。关尹乃战国道家环渊之误传。环渊与詹何同时齐名,遂把詹何误混为太史檐,而引生出过关遇关尹之传说。
然则今《小戴记》中的《曾子问》,何以也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呢?这因孔子问道于老聃之说,流传得太广了,所以后代的儒家,也把来编造出孔子问礼老聃的记载。儒家称述孔子故事,不可信的也太多了。即如司马迁《孔子世家》所载,经后人驳正的,岂不甚多吗?孔子适周为《论语》《孟子》所未载,经过两千年考订,到底考订不出哪一年是他适周可能的年代。因此这一说虽见于《小戴记》,我们也尽可置之不信了。
然则司马迁《史记》何以又说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好像确凿有据呢?其实老聃只是寿者的通称。《说文》:
聃,耳曼也。
《诗·鲁颂》毛传:
曼,长也。
长耳朵是寿者相,所以说老聃,犹之乎说一位长耳朵的老者。亦犹后人说一位白眉毛的老人般。古书又有称续耳离耳的。《初学记》引韩诗:
离,长也。
可见续耳离耳同还是长耳朵,在《庄子》也只说孔子曾去见了一位长耳朵的老者就是了。但后人穿凿,便把离耳又转成李耳,于是变成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确凿有名有姓了。
但司马迁《史记》又何以说他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呢?这更简单。老子已成了汉代的大名人,自该替他安排一出生的乡里。厉乡又名赖乡,赖与厉的字声,近于老莱子之莱,以及李耳之李,而且苦县地点约略又近于沛,因此遂替那长耳朵的老人派定了他的出生的家乡了。
但司马迁《史记》何以又说: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
这不是老子有清楚的姓氏名字,有确实的出生乡里,并有详细的子孙谱系吗?其实也不然。魏列为诸侯,已在战国了。若果老子年龄高过于孔子,试问他的儿子如何能为魏将呢?大概这封于段干的,最早也该和孔子孙子思同时了。《战国策》有段干崇为魏使秦割地求和事,依字形看,段干宗必然会便是段干崇。但已在魏安釐王时,连当太史儋的儿子也不配,如何说是孔子所见老聃的儿子呢?或许汉代李氏与战国段干氏,在其先世的血统上有关系,这却说不定。至于那位胶西太傅,他自称系老聃后人,则大可不必重视了。
如是则今传《道德经》五千言,究是谁人所造呢?这一问题,则更难详定了。当知古代好些伟大的名著,从来不知道作者之真实姓名的,并不止《老子》五千言。即如《易·系辞》,《中庸》,《大学》,后代儒家奉之为经典,又何尝能知道其著作人之真姓名。像此之类,直传到现在,脍炙人口的名著,而无真实作者的名氏可指的,至少也有一二十种吧!《老子》五千言,并不比《易·系》《中庸》更特出。我们此刻并不知其书作者之主名,这是无足深怪的。若论此五千言之成书年代,则断当在庄周书之后,当与荀卿韩非略同时而稍前,种种证据,可惜不能在这里列举了。后人把此五千言当作孔子所见老聃之乎笔,正如把比此五千言更晚出的《易·系辞》上下传,当作孔子的亲笔,一样地无稽。《易·系辞》非孔子作,直要到宋儒欧阳修,才始提出疑问来。可见积非成是之说,是不乏其例的。若我们此刻把老子五千言的成书年代,移到战国之晚期,则孔子当时,是否真有一老聃,孔子是否和他见过面,是否向他问过礼,这些问题的历史价值,自然减轻了,也不值得我们过细推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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