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第一奇书《金瓶梅》反映明代中后期的市井风俗,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门类之全备,色彩之浓烈,可以说是一部五光十色的民俗知识大全。它包括节令习俗、婚丧风俗、宴会习俗、饮食习俗、服饰习俗、语言习俗、称谓习俗、交际习俗、文化娱乐习俗、宗教信仰、迷信禁忌习俗等等。但这些描写并不是单纯的民俗展览,它已注入了作者的主体意识,经过熔铸和过滤,成为有血有肉的艺术因素,是整个作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者写大量民俗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俗描写充分显示了时代感和生活气息。
《金瓶梅》是十六世纪的产物,在那个变革的时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兴城市,社会生活丰富了,节奏加快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都有不少的变化。
《金瓶梅》通过民俗描写,把那种时代精神烘托出来,使读者仿佛感染到嘉靖前后那个历史时期的生活气息。
举例来说,第十五回提到九夷八蛮来进宝,以及书中多次提到的鸭青宝石猫眼、祖母绿犀牛角、鹤顶红银珐琅桃儿钟银回回壶等舶来品,就是反映郑和下西洋以后,明皇朝与中东、东南亚各国交往频繁、贸易鼎盛的历史事实。
然而书中还看不到西欧文明,这也说明利玛窦带来的影响还没有普及到民间。
又如小说人物服饰的多样和变化,光是袜子一项,就有毡袜绒袜清水布袜之分,这实际上也反映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风尚的转变。
又如第三十六回写安进士问西门庆有没有号?西门庆羞羞答答,不敢称号;询之再三,才说贱号四泉。
第四十九回蔡御史问风尘女韩金钏、董娇儿有没有号?两女更惶恐不安,问之再三,才说小的号玉卿小的贱号薇仙。
这些描写,使人想起《建业风俗记》中的一段话:正德中,士大夫有号者十有四五,虽有号,然多呼字。嘉靖年来,束发时即有号。末年,奴隶、舆隶、俳优,无不有之。
再如,《金瓶梅》写道教和佛教活动,显然道教势力超过佛教。道士中,林真人替皇帝配制药物,黄真人受朝廷委托来泰安州进金铃吊挂御香,建罗天大醮,是何等气势!
相反,西印度国高僧栖息的永福禅寺却殿宇倾颓,琳宫倒塌,一副衰败样子。
这不是嘉靖年间特有的道盛佛衰的现象么?所以可以认为,《金瓶梅》民俗描写的时限性非常强,它把西门庆故事嵌镶到特定的框架之内,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就能推知出它反映的时代背景和写作年代。
二、民俗描写增强了作品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
谁都知道,民俗是植根于民族土壤上的历史文化现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甚至在同一民族中,由于地区的不同而造成民俗的千差万别。因而有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样的谚语。
《金瓶梅》在明清小说中,是一部比较集中地反映汉族传统文化和传统风俗的作品。它的浓烈的民族色彩是毋需多说的。但《金瓶梅》所写的民俗有那些地区特点?写的是北方民俗,还是南方民俗?这就颇有争议。
有研究学者以为,《金瓶梅》从血缘上说,是与《水浒传》有密切联系的,西门庆故事,基本上是《水浒》第二十三至第二十六回中演绎生发出来的。这就决定了故事情节、作品风格必须与《水浒传》相衔接,即需要有山东风味,山东特色。
但细细品味,《金瓶梅》所描绘的风俗画又并不限于山东一地,说得具体一些,它揉合了运河沿线,从北京到苏杭众多商业城市的风土人情,从而使民俗描写绚丽多姿,南北并存。
例如写到食品葱花羊肉扁食、艾窝窝、河漏子、波波、驴肉、黄鼠等等,是典型的北方口味,北方名称而龙眼、荔枝、金橙、鲥鱼、白鲞、腌蟹、糟鱼春不老冬笋等等则又是地地道道的南方风物。
又如写西门庆家一会儿使用杩子杩桶便溺,一会儿又去茅厕坑厕净手。
至于语言,称谓的南北互用,更不胜枚举。
这种情况到底出于何种原因?一些学者认为是《金瓶梅》的创作环境,应是一个交通发达、车马辐辏、五方杂处、百货汇集的大城市,说明地区的隔阂已不太明显。风俗的兼蓄并收已经有了可能。而作者又是一个走南闯北熟悉各地情况的江湖客,具备了说东道西,任意取材的条件。
当然,还不排除这部小说的原始形态应是民间说唱材料,经过各地流传和多人修改润色,而最后的写定者又或许是一个南方人。
总之,《金瓶梅》的民俗描写虽然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复杂情况,但从总体上说,仍不失为一部具有北方风情的市井文学。
三、民俗描写有助于人物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推进,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文学创作不同于写民俗志。小说中的民俗描写不能靠抄袭资料,生硬附加来完成。有才能、有经验的作家,一定善于把风俗画面融化在生活节奏之中,渗透在小说人物的禀赋、气质、风度、谈吐和情趣之中,甚至流露在字里行间和语言风格之中。
《金瓶梅》写潘金莲这个典型人物,她的放浪任性、好胜逞强的性格,她的大胆泼辣、干脆利落的语言,都是极有个性的。但读者不能忽略,潘金莲还有一个嗜好,就是爱嗑瓜子。小说在九个地方写了她的爱嗑瓜子,以及用嗑瓜子的行动卖弄风骚,勾引异性。
这既是民俗描写,也是性格描写。它反映了城市里小妇人闲得发慌的精神状态,也暗示了潘金莲这个女性出身卑微缺乏教养,虽然聪明伶俐,颇具姿色,毕竟与礼教规范下的大家闺秀大不一样。
《金瓶梅》写西门庆在李瓶儿死后大肆铺张,举办丧事,其中礼仪风俗描写细如毫发滴水不漏。也许有人认为过于繁琐,近乎赘笔。
其实,小说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描写,说明西门庆何等飞黄腾达,不可一世;何等骄奢无度,挥金如土;何等眷恋李瓶儿,而潘金莲相形之下就差得多了;也说明他又是何等朝秦暮楚,情无专注。
接着小说又引发到西门庆接待六黄太尉和晋升为提刑所正千户,把他的泼天富贵写得烈火烹油的程度,然后笔锋一转,后衬出西门庆死时,草草举丧,众叛亲离的凄凉景况,从而深化了作品里也具有的悲剧性主题,给人以多方面的联想和鉴戒。
由此可见,小说的民俗描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如果处理得当,定能深化小说人物的内涵,并使情节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民俗描写透露了作者的主体意识和创作个性。
民俗虽然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但是它一旦被摄入文学作品,就必然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留下了作者的个人烙印。
《金瓶梅》到底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这是《金瓶梅》研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不管怎样,我们从作品的民俗描写中可以看出,它的作者或写定者必定是一个忠实于客观实际,敢于直面人生,熟悉社会各方面情况,痛恨官场腐败现象的人。他写这部作品,一方面固然想娱乐群众,引起社会轰动;另方面也有所抱负,有所寄托,有所讽刺。但是他既非缙绅显贵,也非士林名家,只是一个中下层的一般文士。
在当时人欲横流的社会环境的熏陶下,他也不能免俗,对饮食男女十分关切。所以小说中的民俗描写,特别对声色犬马的描写常常是展览式的,甚至流露出垂涎欲滴的寒酸相。
比如写到吃饭的时候,总是提供一份又一份的菜单,手法非常单一,而真正的美味佳肴却又不多。又如作品中大量的低俗描写,有些地方完全可以简化、省略、或者写得含而不露,然而作者却不厌其烦地画蛇添足,津津乐道。
如果我们与《红楼梦》作一比较,不难看出,笑笑生与曹雪芹无论从创作态度、人格品质、文化素养、审美情趣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
《金瓶梅》的另一特点是,有些片段写得极具精彩,似乎作者是一个天才,有些章节却写得松散、潦草、矛盾、重复,似乎作者是一个庸才。这种明显的反差也使人怀疑,作者到底是一个人,还是经过多人之手,这在民俗描写中同样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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