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歇菜了,这对攻宋联盟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可最紧张的还不是盟主楚国。楚国人依旧紧紧围着宋国,也曾经派出一支偏师救援卫国,但被晋军击败。失败之后,楚国干脆弃掉了卫国这枚棋子。
这其中可能对卫国没有前来开会,也没有出兵相助围宋有些意见,也清楚重耳玩的是围卫救宋之计,于是楚国干脆以不变应万变按原定计划围住宋国,真正慌的是鲁国。鲁国人的思维总是慢半拍,在刚请来楚国时,鲁国还能为指挥楚军而扬扬得意,甚至第二年还嫌天下不够乱,起兵攻到了杞国,其原因就是杞国在自己的国家用夷人的礼节。人家用什么礼,跟鲁国有什么关系?!鲁国狂到这种地步,颇有攀上豪门大户,看谁不顺眼就出拳的意思。
可等晋国把卫国收拾完,鲁僖公就傻眼了。他没想到晋国竟然强大如斯,刚出兵就把已经恢复了七成功力的卫国打回了解放前。考虑到晋国已经跟齐国结盟,而楚国又对卫国见死不救,说不定晋侯接下来就要围鲁救宋。想到这里,鲁僖公冷汗如雨。他只是想对付一下齐国,现在却把天给捅破了,把晋楚两只大虫引到自己的国境附近。到了此时,怎么脱身才是最重要的。显然,像卫国那样去乞盟是行不通了。
一来晋侯未必答应,二来,要是楚国知道了,楚成王发起火后果的严重性,鲁僖公也是见过的。怎样才能两面不得罪呢?面对这个被中原二流诸侯国比如郑国苦苦思索了一百多年的世纪性难题,鲁僖公还是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将自己的大夫公子买给杀了。据史书记载,这位公子买原本是鲁国派去援助卫国的,也许是因为去得慢,也有可能是被晋军击退了,反正无功而返。在楚国,这的确是杀头的罪:但鲁国历史上,还没见到打了败仗就要掉脑袋的。
要是这样,春秋鲁国第一君鲁隐公就应该第一个被砍头,因为他就曾经吃过败仗,还在郑国当过俘虏。杀了公子买以后,鲁僖公做了一件十分不地道的事:他一边派人告诉楚国,自己令公子买去援助卫国,结果他竟然失败了,我就杀了他以示惩戒。然后,他又告诉重耳,自己不敢再与晋国为敌,这就杀了公子买当投名状。这在写作圈,相当于一稿两投,公子买的一头两用,也算是做了一笔划算的买卖。
楚国没有任何怀疑,而晋国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并放弃了攻打鲁国的打算。那倒霉的就只有曹国了。曹国很难攻。将主力从卫国转移到曹国之后,重耳向曹国国都陶丘发动了猛攻,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竟然久攻不下。晋军的土兵一批批死在陶丘城门之下而重耳还看不到任何破城的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是一件反常的事情,而是正常的,因为攻城是所有战斗中最艰苦、最没有胜算的,楚成王率领诸国联军攻了商丘一年多还没有拿下,要想短时间内拿下曹国谈何容易。
正当重耳焦头烂额的时候,又一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而来:曹国人将晋国军人的尸体挂在了城头。这大概是曹国人想挫挫晋军的锐气,顺便让晋军下回攻城时有些忌讳。这个就太过分了,好坏这些军人大都是士,都是有出身有尊严的。人死万事空,现在像被鱼干一样挂着,那些尸体在初春的寒风中摇摆,重耳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曹共公的大笑。一定要拿下曹国!
可决心易下,方法难得。最后,重耳召集众人,听取群众意见。事实证明,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真有一个人提出了一个计策将军营移到曹人的墓地上去!这是一个缺德的主意,但既然曹国人已经无礼在先,这样做就无可厚非了。重耳拍板决定,起营搬迁,到曹国的墓地扎营去曹国人慌了,那时候的道教什么还没有产生,佛教也没有被引进,大家最大的神除了头上的天,就是列祖列宗了。现在晋军住进了曹国的地下,这可怎么办才好?
军营是临时建筑物,生活污水跟生理污水不分流,军人半夜起了床,也多半就地解决。这住不了两天,就得把墓地变成公则了。想了想,还是自己太过分了,晋军才会这样干。认识到错误后,曹共公连忙让人把晋人的尸体取下来,并特地打造好棺材送还给晋军。能认识错误自然是好的,但送棺材就有些矫枉过正了。这么多棺材是极易造成交通堵塞的,在过城门这个交通瓶颈时,就堵住了,而晋国也不忙着接收烈士遗体,趁着机会就冲进了曹国。曹国遂破。
拿下曹国后,重耳先生专程拜访了曹共公先生并热情叙旧。见面时,重耳倒没有提及当年澡堂子发生的不愉快事情,而是就曹共公这些年的胡作非为进行了严厉批评。最大的罪状是,曹国的公务员编制严重膨胀,国内享受部级待遇也就是乘高档车子的大夫就有三百人。以曹国的实际国情来看,实在太高了,曹国国内的兵车可能还不足三百辆,可坐着车玩的人比兵者还多。但让重耳更生气的是,曹共公养着这么多闲人,竟然不重用当年曾经送礼给他的僖负羁。
气愤之下,重耳脱口而出:将这三百个坐车人的功状献上来!这个状曹共公同志是献不出的,怪只怪他自己不该偷看人家洗澡吧。被当面呵斥之后,重耳做出了他的判决:将曹共公绑起来,押到宋国交给宋公!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举动。因为抓住了一国国君,唯一正确的处置就是交给周天子,因为诸侯是天子的臣,只有天子才能决定如何处置。而重耳偏偏将曹共公送到宋国,大概是有深意的:一来可以更彻底地羞辱一下曹共公。
二来让宋国挺住,我们已经给你送来了曹共公。第三,当然就是刺激一下楚成王。你围着宋国不放,我现在连你的小弟都抓了,还要送到你围攻的商丘,看你坐不坐得住?这个举动彻底让他坐实了谲而不正的名声。重耳这个人看上去谦虚有礼,但实际上招招狠毒。而跟他齐名的齐桓公嘻嘻哈哈,大大咧咧,有时候还耍点脾气,动点小心思,但本质上来说却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出现这样的差别,还是得从两人的成长经历上找原因。
齐桓公同志虽然也短暂流亡过,但毕竟时日比较短,年纪轻轻就登上了齐国国君之位,又有管仲这位大师替他打理政务。这样优越的环境让他显得更为宽容大度也更酒脱从容,而重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二十多岁就在一个严历的父亲手下当差,到了中年,就踏上了极其漫长的流浪之旅。在那次旅行里,他翻过墙,断过袍,流过浪,要过饭,见过白眼,还被偷看过洗澡。按孟子的话说,是苦过心志,劳过筋骨,饿过体肤,受过贫困之苦。齐桓公因为幸运,所以人生豪迈;重耳因为坎坷,而变得狡诈。
在宋国与宋襄公见面,看着对方裹着纱布的大腿,重耳领略了宋襄公的豪气,同时也吸取了前辈血淋淋的教训。与楚成王这样狡猾的对手较量只有比他更狡猾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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