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祭和人殉，即杀人祭祀及用人殉葬，是一种让现代人为之颤栗的残暴制度。
在中国，人祭和人殉的习俗大约起源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而在殷商时期广泛流行。殷商时期的祭祀活动如同占卜庄重而频繁。在殷商人的眼中，祭祀鬼神要用鲜血的滋养才能降临世间，聆听祈祷。因此，大量的战俘和奴隶被斩杀并祭献给鬼神。在商代早期和中期，人祭和人殉已经相当普遍，但用人数量相对较少。
自盘庚迁都殷后，人祭和人殉的习俗进入鼎盛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大量战俘被用于人祭和人殉。据已发表的殷墟甲骨文资料显示，有关人祭的数字已达1.3万余人，其中武丁时期最多，高达9000余人。
在殷商时期，用于人祭和人殉的牺牲者身份有所差异。在人祭中，大多数牺牲者是由战俘转化而来的奴隶；而在人殉中，牺牲者通常是死者的妻妾或亲近的奴仆武士。以羌方为例，武丁时期的主要征伐对象是羌人。战败的羌人被大量俘虏，成为奴隶，他们经常与牛羊一起作为祭祀时的牺牲品，而且使用羌人的数量超过牲畜。祭祀的范围广泛，包括天神、地神、人鬼等，其中以祭祀祖先最为常见。常用的祭祀方法有“伐”祭（砍头）、“燎”祭（焚烧）以及剁碎、血祭、活埋等。
考古发现证实，殷商人祭祀中的人殉和人祭实例众多。在殷墟发掘的商代墓葬、宫殿宗庙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这些悲惨场景。
人祭场景极为血腥残酷，统治者以人替代牲畜，用以祭祀祖先或鬼神。殷商时期，人们深信鬼神的存在，对大小事务都寻求神祇的指引，因此，祭祀和供奉鬼神成为了日常之事。1934年至1935年间，考古人员在安阳殷墟1400号商王陵附近发现了一片公共祭祀场所。该场所的坑中布满了无头肢体以及无肢体的人头，大约涵盖了2000人。
1976年，在安阳武官村北殷王陵区东侧，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祭祀场。在这个祭祀场的191个祭祀坑内，共发现了1178具奴隶遗骸。男性青壮年通常是先被斩首然后推入坑中，而妇女和儿童则通常被活埋。如果有奴隶反抗，他们会被杀死并再次埋葬，或者用绳子捆绑后扔进祭祀坑中。
在殷商时期，每当兴建宫殿或宗庙时，从奠基到落成，都会举行隆重的人祭仪式。被选为祭品的人及其随行的牲畜和车辆，一同被埋葬在宫殿或宗庙的基座内外。例如，小屯乙组第七号宫殿址，用于人祭的数量就达到了585人。考古学家发掘和研究显示，殷墟的16个宫殿基址中，用于人祭的奴隶遗骨总数超过了800具。
更令人震惊的是，奴隶主在庆祝节日或祭祀祖先时，还会将奴隶、牛、羊、狗、猪一起杀死，作为祭祀的祭品。由于奴隶的价格远低于牛、羊、狗、猪，因此在祭祀过程中，这些动物最多只能被杀几头，而奴隶则可以被杀上几十人甚至几百人。据甲骨文记载，有一次人祭的规模之大，竟然杀了2656个奴隶。
人殉更为惨绝人寰，其根源在于奴隶主贵族的幻想，他们希望在死后仍能享受世俗的快乐，因此会强迫他人一同陪葬。人殉与祭祀往往同时进行。在人殉现场，大量的男女侍从、护卫、御者、妻妾和亲信被夺去生命，与墓主人一同埋葬。商代时期，人殉现象达到了顶峰。根据地位高低，甚至形成了一种制度：“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在对殷墟考古发掘的研究过程中，侯家庄西北冈和武官村一带的商王陵墓，以及后岗、四磨盘、大司空村、孝民屯等地的贵族墓地被发现存在大量的人殉现象。已发掘的殷王陵与殷王室墓葬共计15座，每座墓中都发现了殉葬者，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人。中小奴隶主墓中也有一到数人的殉葬者。
从考古发掘现场来看，这些被杀害以用来殉葬的人，有的留有全躯，有的身首异处。留有全躯的殉人分布于墓主周围，殓入简陋棺木中，身边有少量随葬品。身首异地的殉人则被散布于墓坑填土与墓道中。
例如，在妇好墓中共发现殉人的骨骸16具，其中椁顶上4人，壁龛中3人，腰坑中1人。可辨性别者8人，男性、女性、儿童皆有，另8人因只剩下肢骨，性别与年龄已难分辨。经过鉴别，发现其中至少有一位青年男性是被斩首，头骨破裂；1人被腰斩，头骨也已破裂，下颌骨断裂成两块，无腰部以下的骨骼。据此推断，当时这些作为牺牲的人曾进行过抗争，甚至是殊死搏斗，然而最终他们还是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
在另一座有400余殉葬者的商王墓穴中，考古工作者发现殉葬者头骨下的泥土竟然呈紫黑色，应是被鲜血侵染过的。这些墓既是死去帝王、贵族的地下宫殿，又是堆积奴隶尸骨的万人坑。今人站在这些遗址上，或许还能隐约听见那穿越千年依然回响的痛苦哀号与呻吟。
灿烂的殷商文明，实际上是通过野蛮的方式，利用奴隶的辛勤劳动和生命来创造的。奴隶与牲畜、工具、房屋一样，被视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大量的奴隶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为少数奴隶主提供生活所需，而他们的生命也随时可能因血淋淋的人祭和人殉制度而消逝。这种对奴隶的残酷压迫必然会引发奴隶的强烈反抗，导致奴隶暴动的发生。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多次记载了商王亲自追击和镇压奴隶的事件。这些奴隶的反抗行为对奴隶主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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